“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

张静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中共中央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各界也以各种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学术界更加活跃，出版了许多纪念性的和研究性的书籍，发表了大量文章，这在政治上、学术上是一次大的丰收。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大会上，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强调：“‘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据此，我认为，同样道理，应该把“三个代表”要求贯彻到学科建设中去。目前，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章还比较少，因此本文想进行一些探讨。我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至少有以下三层关系：一、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二、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三、中共党史学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的论证。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与中共党史学形成上述第一层关系，是因为中共党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前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说来，早已不成问题，用不着多说；后者，虽然已有许多文章论述过，但我还想说点自己的看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要求。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看，恰恰构成了唯物观的基本轮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极其丰富，而其最核心的观点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而这两对矛盾又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这一运动的起点。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停止生产，所以，生产力总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生产力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变革，于是社会便向前发展了。可见，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社会进步之源。第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并且能够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作为人类智慧和实践创造成果的文化，体现在人们的活动方式上，体现在人们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但它首先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从属于经济政治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它决定于社会存在，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对社会存在有一定的反作用。所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鸣锣开道的作用。第三，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社会上全体人共同创造的，其中人民群众起了主要作用，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一致的，因而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

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怎样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呢？

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80年历史证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进行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对此，研究者往往不甚理解，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所以不能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主线。这种看法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是不对的。早在194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针对一部分同志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的思想，讲了如下一番道理：“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在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这段话说得明白、透彻，它告诉人们，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打仗、夺取政权是现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本质。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在毛泽东那里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看作是衡量政党社会作用的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的概括，党史学界已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依据，但仍缺少权威性的直接的论述。1993年6月25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七十二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前列，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历史不断进步。”“纵观七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联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1999年12月23日江泽民在为《院士科普书系》所作的序中也说：“无论是革命还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话，深刻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本质，有力地说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的讲话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又强调：“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段话，再一次肯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这一命题的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就应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党、集团和个人的作用，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就应该以是否代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需求为衡量标准。

第二，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现当代中国，什么是先进文化？应该说，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和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文化。它的前进方向，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先进文化发展的硕果。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成为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胜利。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讲话时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这段话，为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命题的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就应该把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党、集团和个人的作用，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就应该以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衡量标准。

第三，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前面说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消除剥削和压迫，使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使社会不断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力求使自己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讲话时说：“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这段话，给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命题的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就应该把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作为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党、集团和个人的作用，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就应该以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衡量标准。

二

一个主线、两个内容，这就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给中共党史学带来的新的启示。由此，就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的第二层关系。

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已经分别提出了如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贯彻生产力标准问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线问题，但并未在党史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虽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作为重点内容，虽然也经常强调要重视文化问题，但并未把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也没有把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外的内容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来认识；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虽然研究者并没有忽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但却有一种似乎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的想法，所以在叙述到这个问题时往往是一般的、抽象的说明，只是点到而已，没有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这一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提高了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认识。比如，《新视野》2000年第5期刊载的邵维正写的《“三个代表”是中共党史的理论升华》一文中说：“回顾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新的角度审视并理清了中共党史的主线，是我们党历史实践的高度概括，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历史发展的未来昭示。”显然，这位党史研究的专家是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得到的启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学者在这方面取得共积。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道理上弄明白了一个主线、两个内容对于中共党史学的重要意义，而在研究实践中也未必能够贯彻。原因是很复杂的，一下子说不清楚，有些甚至是学术范围之外的原因。总之，这种事急不得，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收到一些效果。

从一个主线、两个内容的角度思考，就会发现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研究。当然，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举例说明。比如，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方面，历史阶段、历史事件以及政党、集团、个人的认识和贡献，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1924-1927年大革命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考察在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也可以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蒋介石在革命中途转向造成革命失败，并经过一段时间统一中国后，社会生产力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它同大革命发展过程中国共合作的革命力量给予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势力的沉重打击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旧的生产关系遭受一定程度的摧毁有直接关系。又如，在坚持和推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方面，也可以从历史阶段、历史事件以及政党、集团、个人的认识和贡献的角度去研究。“五四精英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这个问题可以从五四精英的初期文化价值意识、五四精英与文化斗争、五四精英对先进文化的历史特征的把握、中国社会前进方向与先进文化的关联等诸方面进行考察，从而说明五四精英中的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是怎样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再如，在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方面，也可以历史阶段、历史事件以及政党、集团、个人的认识和贡献的角度去研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往研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多是研究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它的过程和特点，研究它的成功、意义与不足，而从来没有从它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去考察，好象它理所当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研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确实需要说明它是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需要说明它的做法中有没有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处。如果有，应该怎样去认识，应该由此吸取什么样教训和经验。总之，由新的角度去思考，党史研究工作都会寻找出更多的研究课题。

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并不简单是扩大了党史研究的课题的范围，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研究者的思路。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眼界多局限于政治，而不重视经济和文化，前边已经说到这一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把经济和文化提高到极为突出的地位，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质，这对党史研究工作者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人们应该深刻的反思，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使研究的成果更接近于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一句话，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之路在于此。

三

不言而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需要逻辑的论证，也需要历史的论证，而中共党史学则独具后者之功能。历史的论证不是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用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理论论断进行论证，说明其历史的合理性和论断科学性。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行历史的论证，可以有很多角度，而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具有“三个代表”的特征。首先，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由于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也由于世界大战爆发使西方侵略势力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出现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得到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开始不满意北洋军阀政策，不仅积极要求政府给民族工商业以更宽松的政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参与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对此，陈独秀在1923年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他说：“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到了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陈独秀的文章主要反映的是1922年和1923年的情况，但这种倾向从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要求，理应由其政党发动革命予以满足。但是，在当时，唯一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却由于其固有的妥协性、软弱性而在革命失败后开始涣散，根本无力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继续推向前进。这项任务就不能不落在新兴的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肩上，于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其次，1915年，由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没有能够寻找到改造中国社会有效的方案，但是做了大量的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经过比较、鉴别，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而与社会全面进步完全一致的中国无产阶级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具体说，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相勾结，联合统治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生活幸福。这个任务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继承了革命传统，担当起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成为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的。以上三个方面有力地说明，“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天生的特质。

第二，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在“三个代表”上体现得好，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健康，从而社会就得到全面进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使自己在实践中真正代表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当然，从全社会的具体环节上看，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存在着不少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整体说来则能够证明，做到“三个代表”，社会就会前进。

第三，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在“三个代表”上没有体现好，什么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出现挫折或失败，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不正常，从而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1931年到1934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对说明这个问题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前边提到过，从1928年蒋介石国民党统一中国到1936年期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发展。这种发展的要求，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民族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此时根本无能力领导这个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代为操劳。这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同时，它也正是具体地体现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广大人民才能获得解放。而这时，先进文明的前进方向则迫切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寻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1931年到1934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共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无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当时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制定超越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使革命遭受极大损失，党内生活也极不正常。这正是不能做到“三个代表”的直接恶果。

1956年，经过三大改造之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利用先进的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的再发展，同时还要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正是当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只有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生活才能更幸福，国家才能更强盛。这时，先进文明的前进方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尚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并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国内外情况逐步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出错误的方针、政策，日益远离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不应该的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完全背离了“三个代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以上所说，只是一种提示，要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历史的论证，则需要利用大量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

江泽民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之根。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