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新科技革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许先春

本文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置于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宏观背景中加以考察，试图分析新科技革命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探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科技因素。为此，本文选取如下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科技背景？哪些重大科技事件引发了江泽民的深入思考？新科技革命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添了哪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科技背景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航空航天、海洋等技术为支柱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迅速席卷全球。这场新科技革命首先从美国开始，然后扩大到西欧和日本，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取得长足进展，在世纪之交产生了重大飞跃，进入二十一世纪又得到迅猛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之时，正值世界新科技革命渐入佳境、取得长足进展之际。当时，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群落迅速崛起并产业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新科技革命浪潮可谓是一股劲风扑面而来。国门甫一打开，中国一下子就卷入了新科技革命的快车道。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主持制定了“依靠、面向”的新时期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启动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①]的政策导向，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②]的战略思路，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与应对新科技革命相伴相随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在继续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③]。其突出标志和主要特点是：其一，信息技术一马当先，飞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新科技革命是全方位的科技革命，一系列高新技术迅猛发展。而在这些高新技术中，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创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广、渗透性最强的高技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信息网络化大发展的时期”[④]，互联网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的最突出标志、最核心领域、最主导产业。这一特点，是此前以往的科技革命所不曾具备的。其二，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高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科技正向着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科技创新更加活跃，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一系列高新科技纷至沓来，发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科技创新频率越来越快，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其三，科技知识空前快速的生产、传播和转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新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成为世纪之交新科技革命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其四，各国更加重视科技人才，围绕科技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新科技革命，给各国人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⑤]面对这样的形势，各国特别是大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比如：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并接连发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等政策报告；日本继“技术立国”之后又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基本国策；韩国加大对“科技立国”的实施力度；西欧各国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了发展科技的措施。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中国该如何应对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化的浪潮？这是摆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我们党重视科技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具有在科技战线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经验，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格外关心科技工作。他曾经说过：“我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关注的，对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希望能有所了解。”[⑥]江泽民时刻关注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时刻关注着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当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之时，当“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刚刚出现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时，江泽民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关注知识经济问题的政治家之一。当“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等观点和设想刚刚在国外提出时，他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进行跟踪研究并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对策。

正是由于江泽民对科学技术始终如一的关注，正是由于他深厚的科技知识背景，江泽民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他在谈到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指出：“在二十一世纪，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将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量广泛的科技领域，生物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洁净高效能源、航空航天、环境保护领域将不断取得新突破，人类将继续拓展对宇宙空间、海洋、地球深部的研究探索，将更加注重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科学研究应更加重视与人类前途命运攸关的全球性问题，尤其要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进一步走向极端条件与物质本原、系统综合与统一，进一步加强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新科学的重要生长点。”[⑦]

特别重要的是，世纪之交，江泽民对新科技革命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这主要表现为他不是一般地谈论科技工作，不是就科技而论科技，而是深刻地认识到并且特别突出地强调科技竞争、科技创新在国际较量中的关键作用。江泽民敏锐地观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技迅猛发展、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新情况，并将其言简意赅地概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⑧]。他反复强调：“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⑨]“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⑩]

江泽民对我国的科技发展现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仍然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要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取得主动，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显然，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科技工作越来越成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对待新科技革命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1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作出的战略性思考。而新科技革命就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背景。对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和认识，对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刻分析和把握，是江泽民对世界形势进行战略判断的重要依据，也是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

二、对科技问题的长期思考，是江泽民提出并不断

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这其中，既包括他对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问题的长期思考，当然也包括他对我国科技发展问题的长期思考。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与科技相关的重大事件，都引发了江泽民的深入思考。对这些问题的科技思考，是江泽民提出并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泽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1989年12月，他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12]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不久，江泽民就提出：“鉴于当前世界发展的形势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深感科技工作亟需进一步抓起来。”[13]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提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4]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被作为全党的共识进一步确定下来。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国策。

1997年下半年，亚洲一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江泽民由亚洲金融危机认识到加强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分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不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本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1998年春节期间他在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作出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传统产业的发展会有所减慢，但对产业结构调整则提供了机遇。科学院提了一些设想，又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先走一步。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15]在江泽民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系统”试点工程正式启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掀开了新的一页。

1998年，中国人民同罕见的大洪水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江泽民在总结抗洪抢险胜利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这样的硬仗，离开必胜的勇气和顽强的斗争，离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离开综合国力的提高，是打不了的。没有经过长期努力建设和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没有水利、气象、水文等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要夺取这样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16]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围攻中南海，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政治斗争。江泽民指出，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愚昧迷信死灰复燃，一些人从事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而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也参与其中，这一现象发人深省。“法轮功”事件的爆发，促使江泽民思考了如何在全体人民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的问题。

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为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良好机遇。199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必须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17]他强调在这种战略性调整中“要加快发展短缺的、技术含量高和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能力，特别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8]。2000年11月，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结构调整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和创新作支撑，就难以摆脱低水平、低效率的局面。”他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促进结构升级，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19]

江泽民极为关注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文化问题。信息网络化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信息网络化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江泽民敏锐地观察到，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为此，江泽民强调要高度重视网上斗争的问题，并提出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20]的基本方针。

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变革。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以高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军事竞争新态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21]。江泽民由此而深入地思考了如何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大问题。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江泽民就提出要注意从这场战争中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并建议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分别召开研讨会。同年6月，在关于海湾战争的三次座谈会上，江泽民都亲自参加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高技术化已经成为现代战争越来越鲜明的特征。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江泽民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这场战争提出的值得研究的问题。2002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集中论述了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2003年12月、2004年6月，江泽民继续阐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有关问题并提出了重要观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斗争，促使江泽民从科技的角度进行思考：“一些西方国家所以能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以能够聚敛世界上的大多数财富，所以能够维持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以能够动辄对一些弱小国家进行武力威胁和发动侵略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它们在科技上从而在经济上、军事上掌握了很大的优势。”[22]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维护我国利益，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以上简短的列举可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江泽民关于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推进我国科技工作的思考，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由科学技术而深入地思考了如何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思考，加上他关于党建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等方面的思考，最终促使他高屋建瓴地提出并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新科技革命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增添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与应对新科技革命相伴相随的。在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过程中，江泽民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一，关于科学技术的关键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江泽民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量”[23]、“决定性力量”[24]。他将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联系起来，揭示了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25]，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第二，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指出：“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6]江泽民继承并实践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思想，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确定了依靠科技和教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他反复强调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第三，关于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江泽民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反复强调：“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27]江泽民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真正搞出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路子。

第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工作中的难点和关键环节。江泽民指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他强调，要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和分类改革的原则，优化科技力量布局。要加快科技体制创新步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第五，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江泽民强调：（1）要贯彻“依靠、面向”的方针，“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28]，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2）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总体跟进，重点突破，集中力量在一些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技领域取得新进展。（3）“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先导与源泉”[29]，要“继续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形成和发展我国自身的科技优势”。[30]（4）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突破口。“要努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把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优先发展的产业，尽快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规模较大的高技术产业，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及其产业领域占领一席之地。”[31]

第六，关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鉴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着实现信息化的艰巨任务，因此，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子。江泽民辩证地揭示了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指出：“我们的战略是：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水准，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32]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33]

第七，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34]。新科技革命带来了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大变化，就是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战略资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江泽民指出：“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35]他明确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他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关键是人才，必须抓紧实施人才战略。他还作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强调要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36]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

第八，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江泽民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37]他在分析我国农业科技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农业科技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38]他强调，要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农业发展和国际竞争要求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瞄准世界农业高新技术发展的前沿，大力推进农业科研。要建立健全以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九，关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1993年初，江泽民主持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把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确立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此后，着眼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江泽民逐渐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他指出：“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39]，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战争。“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40]江泽民提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他强调，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必须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第十，关于以科技进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江泽民根据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高瞻远瞩地指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41]他认为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提出了紧迫的要求”[42]，提出“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43]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江泽民还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工作实际，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44]、“大力加强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45]、“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46]、“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47]、“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48]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上述这些论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技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第三代中央集体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推进我国科技工作的理论结晶。

四、结论与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科技背景和实践基础。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新科技革命又影响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添了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

新科技革命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作用是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必须认识到，新科技革命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影响作用，决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决不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简单地、纯粹地、被动地应用新科技革命成果的产物。新科技革命之所以能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推动、影响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能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乘势而上，关键在于我们党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进行独特性创造。在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过程中，江泽民是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进行独特性创造的呢？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准确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科技革命是时代背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鲜明特征。新科技革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江泽民总是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意识，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把科技工作放在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江泽民敏锐地认识到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和发展趋势，并以此作为形势判断和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带领我们党成功地应对了新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江泽民之所以能提出并不断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于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由科技创新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创新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江泽民由科技创新进而论述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实践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及其他方面的创新，逐步把创新变成对各个领域、各项工作具有方针指导性的范畴。他将创新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把创新提到“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49]以与时俱进为核心内涵的创新思想，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泽民坚持志时俱进，以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办法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提出的创新的理论成果。

第三，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这决定了我们在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过程中，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科技发展的经验。但是，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科技发展现状，决定了我们在吸收世界科技成果、借鉴其他国家科技发展经验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亦步亦趋。比如，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我们如何确定我军建设的历史任务？江泽民认为，我军处在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要努力向信息化过渡的特殊阶段。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完成机械化建设任务后再进行信息化建设，就会坐失良机，无法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军队发展步伐。如果放弃机械化建设，把建设重点全面转向信息化，也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军情，还可能欲速则不达。在经过仔细分析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提出：“机械化和信息化是我军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50]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努力争取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制定并实施的许多重大的科技政策和措施，都体现了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基本国情的有机结合，都凝聚着江泽民的独特思考和创造。

第四，必须立足我国科技工作实践。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科学技术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51]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应对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过程，直接地表现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过程。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科技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作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实施了一系列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战略部署，推动了我国科技工作的实践进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科技实践基础。我国科技工作实践，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同时也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营养。面对迅猛的新科技革命，江泽民立足于我国科技工作实践，从实践的要求出发进行理论思维，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最终促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