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理解

我对科学发展观的一些理解

何祚庥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它将价值观和科学观统一起来，而且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升到了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子孙。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神为本、以大自然为本，也不同于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既不同于以权为本，更不等同于以钱为本、以GDP为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规律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尊重、研究和依靠生产力发展规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以史为鉴，强化忧患意识，避免重犯历史性错误。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路线；先进生产力；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科学发展观是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后，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如何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笔者根据自己学习后的体会，谈一些个人认识。

一、何谓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有明确的表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12页。）

“科学发展”的理念，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提出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很多人提出过社会主义的理念，各家各派，众说纷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面世后，社会主义者便纷纷聚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旗帜之下，社会主义运动也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把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理念，上升到哲学高度，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科学发展观。哲学是世界观，是方法论。哲学较之于社会主义学说，具有更高的概括性。

那么，科学发展观在哪些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呢？我是物理学家，喜欢用公式来表达所认识到的定理、定律。我的表述是：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更为准确的表达是：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科学发展的科学观

我过去解释科学发展观时，用的是“等号”；现在加了一杠，改为“恒等号”。我相信这一公式不违背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第一+核心+基本+根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统一起来了。

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思想路线问题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极为强调中国共产党人除了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外，还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说，还要加上“解放思想”；如果思想僵化，就不能符合不断变化中的客观实际。世纪之交，江泽民更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多次强调“求真务实”。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要“在深化对世情、国情、党情的科学认识中解放思想”。也就是说，“解放思想”不能背离“科学认识”。上述五句话，在表述形式上各有不同，提法上也有重叠，含义上各有侧重，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完全一致。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改造大自然，认识、改造人类社会，认识、改造人类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活动中，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包括自然、社会和认识发展规律，来推进各项工作；反映到思想路线上，就是必须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力求做到主观符合客观。

现在，党中央将上述思想路线进一步概括为“科学发展观”五个字。亦即不仅主张在一切工作中均要依靠科学、尊重科学，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发展问题；而且还明确地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也列入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也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讲求科学发展的科学精神，统一应用于解决当前中国人民所最关注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引入认识论，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特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实践是有目的的活动，又是科学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这是人们对伯恩斯坦的嘲笑；“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这是共产党人对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目的，或在目的指引下的任务，必须和方法相结合，价值观必须和科学观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三、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提出过认识论上“两个飞跃”的著名论点：“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为什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又是一次新的飞跃？毛泽东回答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如果只局限于“认识”论，局限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尚不足以充分理解，为什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是“更重要”的飞跃；而如果看到认识的本质是“实践”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这一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还要解决一个主体的价值目的和主体对客体改造的科学认识相协调的问题，那么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是能动作用的另一次飞跃，而且是“更重要”的飞跃了。

把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所作的重大贡献。同样，科学发展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阐述和概括的重要贡献。“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也就是将价值观和科学观统一在科学发展观之中，而且这一统一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升到了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的高度。

四、何谓以人为本？

早在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就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刘备认为：“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三国志·先主传》）唐太宗李世民则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贞观政要·务农》）

外国的思想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念，如美国著名学者安·邦纳对西方的人文主义特征曾作过这样的论述：“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 （〔苏〕鲍·季·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汤侠声、李昭时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页。）

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解说，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两段话：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共产党宣言》还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需要对这两段话，作一些解读。在共产党人看来，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对于上述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段话，我们有一句较通俗的表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一切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统一的价值，其中既包括“一切人”，也关注“每个人”，当然更要关注每一位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者。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往往又和似乎代表着“一切人”利益的统治阶级相矛盾，因而就出现阶级斗争和冲突。在非阶级社会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切人”和“每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不协调。所以，贯彻和实施“以人为本”，就要科学地解决“一切人”和“每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首先要看到“每个人”和“一切人”彼此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统一。人类有两大问题，一个叫生存问题，另一个是发展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更多面临的是生存问题，阶级冲突问题。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存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但仍然面临发展的问题。什么叫发展？发展的最高理念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展。“每个人”的发展，有时会和“一切人”即社会整体的发展有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既要求社会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又要求每个人的发展跟社会整体的发展相协调。其实，在阶级社会，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在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彼此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统一。所以，从解决生存问题，彻底消除人压迫人的角度来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请高度注意“最后解放”这四个字。

我个人非常赞成中央提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我觉得这一概括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不是空喊共产主义学说里某些空泛的口号。过去说，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太讲究物质需求了！需求到了高级阶段，不是吃饱穿暖等物质性的需求，而是多种多样的需求，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要发展，人类也要发展。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机地协调起来，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有赖于未来社会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还必须掌握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中，是包含着“以民为本”的内容的。其次，“以人为本”中的“人”，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子孙。再次，“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神为本”，或它的变种“以大自然为本”；也不同于“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以生命为本”。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目的是为了人，不是为狗、为牛，不是“以动物为本”。“以人为本”也不同于“以官为本”，或它的变种“以上为本”、“以权为本”、“以管理者为本”。那是将管理者或官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当然，“以人为本”更不等同于“以钱为本”，或它的变种“以GDP为本”。在当前实际工作中，的确有一些地方或部门，片面追求GDP，为GDP而GDP，而忘记了GDP的增长是为了“人”！

五、科学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

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科学观和价值观是统一的。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邓小平在“过河”的问题上，也有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是目的，是任务，是由“过河”的人群、主体的价值需求决定的；但是，仅有价值需求，没有实现价值需求的科学方法，任务就不能完成，目的就不会达到。如果说，毛泽东强调的“桥”和“船”，是指必须找到实现目的的科学方法，才能完成过河的任务；而在尚没有找到十分可靠的“桥”或“船”之前，就要如邓小平和陈云指出的那样，在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中摸索前进，避免因“过河”而淹死，或遭受重大损失。如果说，毛泽东在如何解决任务和方法的问题上，强调必须使用可以实现“过河”的科学方法；而邓小平和陈云更指出人们要在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的过程中，找到完成任务的科学方法。

科学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奉行的指导思想。早在十年内战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前面两句话是科学观，是方法论；后面三句话，是价值观，是利益论，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提出一个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前两句话说的是科学观，是方法；最后一句话，指的是价值观，是目的。

在江泽民阐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页。），也体现出科学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为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没有说全人类，只说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贯彻实施“以人为本”，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然比少数强势人群的利益、比部分人群的利益更重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比眼前利益或短期利益更重要；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比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更重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项工作中，在各种利益博弈中，所要优先关注或优先代表的利益群体。

六、一切观念、理论、学说必须符合科学精神

何谓科学精神？1940年，毛泽东在讲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对科学精神的内涵作过如下概括：“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这是对科学精神进行的比较完整的概括。

科学精神应该有如下四个特征。特征之一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认识要从“实事”而不是从“虚事”出发，所以，认识的前提是虚实之辨，而不是以假乱真。“求是”是说从真实事物的变化发展中，找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臆想出的规律。特征之二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所认识到的真理是可重复的、可检验的，而不是由少数人所体验、所认可的主观真理，或者说客观真理只有一个。特征之三是邓小平在新时期所主张的“解放思想，破除一切迷信”，认为如果不解放思想、不破除迷信，就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迷信却要求人们无条件地信奉、服从。特征之四是“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认为人们在求出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后，并不是认识的终结，还要回到实践中去，由实践来检验理论，由实践不断地提出新问题，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用江泽民的话说，理论要“与时俱进”。

在符合科学精神的前提下，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尊重和依靠生产力发展规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规律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必须将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人类社会如何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到“第一”的地位。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应该明确，就人类历史发展来说，生产力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只是当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用革命或改革的办法解放生产力，才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根本目的仍是发展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有许多规律，处于第一位的，是生产力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就要不断探索、研究并尊重、依靠生产力发展规律。当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推动历史前进，也可以认为改革或革命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更不能认为体制改革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因为体制改革不能老改，到一定时期就要定型，否则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会无所适从。在体制已“定型”后，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关注、依靠和利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

七、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强化居安思危的意识

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在由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的复杂局面下，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必须思危，要警钟常鸣，常备不懈。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警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页。）这个分析判断十分清醒，也十分准确。

回顾历史，我党、我军曾经遭受了不少重大挫折，而且往往是在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后，接下来就遭遇了重大挫折，所获成就越大，接踵而来的挫折也越大！毛泽东曾归结为是背上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等沉重的包袱。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著名的《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就指出：“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页。）又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948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发出警告：“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而“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两个务必”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重大意义。我们仍然需要不断重温毛泽东的谆谆教导和提醒。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回顾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目的是以史为鉴，避免在未来的发展中重犯历史性错误。

〔作者何祚庥，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