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三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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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三个问题
韩庆祥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是分析解答中国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试图结合人们关心的焦点问题，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着重从深化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上来谈论科学发展观。
一、关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问题
以人为本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把人当作主体，强调人民群众及其创新能力在中国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就要求实现由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它在实质上讲的是应以自主创新之路来实现科学发展，因而属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路径。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升级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必须解决物质财富的积累问题，所以一些地方主要通过“物”的路径来拉动经济增长：一是消耗自然资源；二是开办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性企业；三是注重物质资本投资；四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历史地看，这种路径功不可没，它既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积累”和“物质基础”，又较快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这种路径使我们面临两方面的困局：在国内方面，从经济的角度可概括为“四高四低”：投入高、产出低；产值高、科技低；排放高、循环低；代价高、效益低；在国际方面，它使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化新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显然，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路径使我们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由此，我们应按照中央的要求，既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又要利用全球都在进行产业调整的机遇，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主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增长促发展，在转变中谋发展，进而强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从实践来看，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较大难度。“九五”规划就提出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时至今日，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五大论断”：“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要在转变中谋发展。
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艰难？根本原因在于总体上我国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具体体现在我国从整体上还主要属于制造业大国，许多知名产品缺乏核心技术，赚得的钱大部分被发达国家拿走了。因为从总体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核心技术，所以，促进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只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只能主要通过消耗物质资源来实现。
究竟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考虑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实现分类推进：欠发达地区可把着力点相对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项目选择上；发达地区可把着力点相对放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国家应在战略层面把着力点放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实施创新驱动。从哲学上分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本质上就是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用30多年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较大的世界发展空间，那么，今后我国应主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抢占世界发展的制高点。中央已充分认识到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在经济领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作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在政治领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在文化教育领域，我国强调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根本上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竞争，因而要确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
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基本思路应是由权力社会逐渐转向能力社会，并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大力加强能力建设。从过去看，中西方社会拉开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相对注重能力尤其创新能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相对注重权力，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对中西文化了如指掌的严复、陈独秀、李大钊指出：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重天命，而西方重人力，西方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从今天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根本上是创新能力人才的竞争；从社会力量转移趋势看，具有影响力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有三大力量操纵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暴力、财富和知识，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力量正在向知识和创新能力转移。
打铁首先要自身硬。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打仗以及搞经济和政治，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队伍有过硬的本领。但当时我们队伍中不少人思想文化素质低，各项本领不过硬。由此，毛泽东在1939年强调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我们要时刻铭记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克服“本领恐慌”的启示，在各项工作中，一是确立“和而不同、能力本位”的文化价值导向。从哲学上讲，文化主要包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人格类型，它既解决整个社会朝什么方向导向和努力，又解决文化认同和文化竞争力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可以打败一个民族，那么当今的文化可以征服人心。由此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同等重要。“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资源，经过现代转换，可以作为处理当今我国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价值导向；“能力本位”是当今时代精神的体现，可以作为处理人和其承担事业之间关系的一种价值导向，它强调“凭本事吃饭、凭能绩立足”。二是树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用这一战略支撑其它国家战略。只有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予以高度重视，这个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三是注重“使人能够充分发展其能力”的制度安排。主要在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中把“能力尤其创新能力及其贡献”设计进去。最后是要营造一种“凭能绩立足”的干事业的工作环境，引导人们由“捉摸人”走向“琢磨事”，由注重权力逐渐走向在正确行使权力前提下更加注重创新能力。这是一种大世界观、战略观和文化观。尽管实现这些是艰难的，但对中国发展来说却是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
二、关于公平分配利益进而化解社会矛盾问题
以人为本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把人当作目的，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发展为了人。这就要求公平分配利益进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主要是解决如何又好又快地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公平分配利益进而化解社会矛盾，主要是解决如何公平合理分割“蛋糕”进而有效解决民生和保持社会稳定问题。它是讲应以和谐的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因而属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方式。”
如何解决利益公平分配问题？对此既可以做经济学上的具体设计，也可以做哲学方法论上的思考。运用“分配功能领域递进”的哲学分析框架，关键在于建立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都担责的合理的分配结构：（1）初次分配在市场经济领域进行，分配的是社会物质财富，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在经济学上，这次分配关键是要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比例确定好，不能无限扩大非劳动收入的比例；而哲学上应特别注重我们最需要的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多劳多得，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得其应得性公平。把这一理念和思路落实到政策层面，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贡献为依据，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层面的分配主要解决分配的效率性，它反对平均主义，向有能力、有贡献的人倾斜，需要落实到劳动分配制度上，其实质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2）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等手段进行刚性调节，分配的是社会公共产品，目的主要是用公正来解决结果不公平问题。要实现结果公平，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采取三条基本路径：一是对因能力和贡献大小而造成的过大收入差距，要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二是对因非法进行权钱交易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要通过法制手段予以取缔，即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保证政府权力的公正运作；三是对因行业垄断产生的收入差距，要通过公正的制度安排，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证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公正分配。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3）第三次分配，由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如慈善机构等）以道德、募捐、救助、基金等人道手段自觉进行调节，主要体现人道原则，以民众诉求为依据，强调救助社会弱势人群。这一层面的分配主要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确保分配的人道性，它向弱势人群倾斜，需落实到社会救助制度上。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和努力虽初见端倪，但做得还不够。我们应在确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培育健全的社会组织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下大功夫。
三、关于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以人为本的第三层含义，就是把人看作一切工作的价值尺度，把尊重人的平等权利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点，即尊重人。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无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还是在公平分配利益进而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政府都具主导作用，政府行政体制是否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公平分配利益的要求，直接影响着后二者的成败。这属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长效体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结构方法”分析社会历史，对我们有启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状况，其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这反映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受此启发，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就需要为人们提供一种哲学分析框架：从体制诉求走向社会结构分析。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近代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历史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是社会层级结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之核心是权力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是产生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根”，是一些先进理念得不到顺利有效贯彻落实的一个“根”。
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使我国传统政府行政体制具有下述特征，就是政府主导、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3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种体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人民群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辩证地看，这种体制也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它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它注重行政权力而非创新能力；它自上而下有余而自下而上不足；它使行政权力管制有余而公共服务显得不足。这种传统管理体制是以政府行政权力管制一切为中心，它容易使有些基层政府在决策时考虑其偏好与利益，有时会违背客观规律来决策，一旦决策失误，代价是沉重的。因而，这种体制时常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障碍。
究竟怎样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着重在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型政府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框架内，逐步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首先,通过推进领域分开，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在其位谋其政，在什么位谋什么政。要通过中央所强调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来解决一些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问题。其次，政府定位确定之后，接着需要解决政府应干什么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一些人对政府究竟要干什么、哪些职能要弱化、哪些职能要强化，不是十分清楚。明确地说，我们应在政府与市场经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中确定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加强市场监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加强社会管理，为自身配置和调节公共资源（产品）制定规则并教育群众。第三，明确政府应干什么之后，需要进一步解决政府自身怎样干的问题，这就要创新管理方式。就是由行政审批和行政命令走向依法行政、靠制度行政和凭能力行政。第四，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公民参与日趋增强，所以还要解决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政府怎样干的问题，这就要鼓励公民参与。就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政府与民众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民众通过社会组织等渠道向政府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参与监督。最后，要对政府的作为进行监督制约，解决如何保证政府顺利有效履行职责的问题，这就要加强行政问责。就是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政府责任是弥补制度缺位的最好良方。显然，这种行政体制是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既注重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政府权力管制与政府凭能力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又注重政府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协调、相互推动。这种注重政府的传统优势和现代理念相结合的行政体制，可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长效的体制保障：它把政府凭能力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看作中心，这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它注重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主动性，注重维护民众权益，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主体作用。
转向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表明“有能力”实现科学发展，公平分配利益进而化解社会矛盾表明人们“愿意”实现科学发展，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利于“顺利”实现科学发展。这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因而是深化理解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三个根本问题，也是分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的一种基本框架。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