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布时间：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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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石仲泉
一、毛泽东留下的全部历史遗产，都是治国理政的资鉴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大历史伟人之一。如果就其在中国革命舞台的活动时间之长，运筹中国政治命运的决策之久，纵论古今中外的著述文字之丰，则首推毛泽东。中华民族历史上下数千年，有功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伟人成百上千，但能够纳入秦皇汉武这一系列的，在20世纪非毛泽东莫属。历史上的中国曾长期位居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但近代却备受列强蹂躏，濒临亡国灭种危机。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不仅开始改变积贫积弱面貌，并且重新跻身世界大国之林，其首功当推毛泽东。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张政治名片，是当代中华民族能够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伟大代表。
毛泽东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异常丰厚的历史遗产。之所以说这笔遗产异常丰厚是因为，它不仅包括驰骋革命28年峥嵘岁月的，还包括领导新中国27年建设年代的；不仅包括思想理论层面的，还包括实践经验层面的；不仅包括正确的积极的内容，还应包括对党和国家发生过负面消极影响的那些错误决策。这个丰厚性，就是历史遗产的全部性。
这里讲包括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在内的历史遗产的全部性，是否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呢？我以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一，任何历史伟人都不是完人，讲历史遗产不是说只有“完人”可以讲其全部性，即他全部是完美无瑕的，不存在损害形象问题。这种理解恐怕不实际。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完人”，任何历史伟人都有“瑕”，但对够得上这个层次的历史伟人来说，再大再多的“瑕”也掩盖不了“瑜”。既然如此，讲“瑕”就不存在损害“瑜”的形象问题。
第二，强调历史遗产的全部性，是要给历史留下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真实的毛泽东。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已经作了科学评价，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功过讲透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许多好的思想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全部性，正是遵循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让后人了解一个完整的毛泽东。
今年是毛泽东谢世30周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发表25年。为什么还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时至今日，国内外对毛泽东乃至党的历史的看法仍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远的不去提了，近期的以2005年6月英国出版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代表。该书名曰“历史著作”，但不对搜集的资料进行考辨、区别真伪，就妄作推测、胡乱评论，为某些西方媒体的“反毛热”推波助澜。这种倾向在国内没有公开的市场，但在部分不了解党的历史的年轻人中有一定影响。另一种倾向是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掩盖、回避，或轻描淡写。这在个别著述中有所反映。因此，一些读者看了这种书，感到不真实，对批驳“妖魔化”、“丑恶化”缺乏说服力。作者的主观动机、历史感情和政治考虑之类完全可以理解，但作为学术著作却没能摆脱“为尊者讳”的传统。
当然，我不赞成“为尊者讳”，并不是主张夸大、渲染尊者的过错。我赞成邓小平讲的：要恰如其分，宜粗不宜细，一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二不能感情用事说过了头。坚持这样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的过错，只会让人感到我们的党史是可信的，我们对人民是负责任的。不是要重建社会的信任吗？！首先就要使人们感到党的历史是可信的，我们笔下的毛泽东是可信的。
第三，强调历史遗产的全部性，是因为所有历史遗产都是宝贵财富。我很赞赏邓小平说的：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这话说得多么好啊！讲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全部性，包括对党和国家发生过负面消极影响的那些错误决策，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所要求的，而且对于吸取教训，以史为鉴，是难得的宝贵财富。就讲执政成本来说，过去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学费”，应当永远受益，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少走弯路。
具体讲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毛泽东同样为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这里主要论列三个方面。
二、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之一：矛盾论——两大战略思想的哲学理论依据
整整20年前，我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一文中曾经写道：“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思维的伟大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卓越哲学家。如果说在欧洲有从赫拉克利特、德蒙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狄德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一大批属于全世界的哲学巨星，那么，在中国，也有从孔丘、老聃、墨翟、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王充、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直到毛泽东这样灿烂的世界级哲学家系列。这两大哲学系统，尤如双峰突兀，构成世界哲学史上的奇观。”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后，曾听到一种反映，说我将毛泽东哲学思想拔得太高了。我作过反思，直至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
这些年，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不是太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信息也了解不够，对一般哲学问题更是无暇顾及。因此，目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前沿研究状况，我不是很清楚。20年前，我论列的两大哲学家系列的个别人也许还可增删调整，但是，综观哲学风云，我还不认为毛泽东需要从上述系列中排除。尽管毛泽东个别错误哲学观点的危害更加明显，但他作为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的地位不可能动摇。
8年前，我还强调过：要充分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据此，就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我提出一个观点：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既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又是两个应用发展阶段。此话似很难理解，其实并不玄奥。这是讲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两层关系。第一层关系，说白了是师承关系。邓小平本人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改革也靠这个。作为一个历史伟人，话说得这样直白坦诚，没有丝毫的舞文弄墨、包装作秀，太罕见了。这正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对两者的师承关系，我具体讲了这样几点：邓小平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邓小平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因此，我认为：在哲学理论上，邓小平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此，邓小平本人说得非常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我以为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完全适合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哲学理论上，邓小平哲学仍然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这样讲，是否贬低了邓小平哲学呢？没有。正如邓小平本人所说，“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第二层关系：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即是在应用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里要纠正一种不正确的观念，似乎哲学理论的发展高于哲学应用的发展。这是哲学研究中长期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导。哲学理论与哲学应用不存在高低贵贱优劣之分，两者只是研究的对象、解决的任务有区别，正如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关系一样。矫正过去的观念之后，再来认识邓小平哲学怎样在实践应用中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就丝毫不感到有扬毛泽东哲学、贬邓小平哲学的问题；其应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意义，一点不亚于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意义。所以要对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作这样的分析，只是为了探讨学术、实事求是、定位准确。基于对邓小平哲学的这个认识，按照这个逻辑，我不主张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之外，再论列出一个又一个与之相并列的新的哲学理论体系。说实在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哲学巨人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降临在中华大地。
说邓小平哲学，还有其他领导人的哲学，在哲学理论上仍然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否与讲党的一个又一个指导思想不相对应呢？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党的指导思想是政治理论，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许多具体结论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但相比之下，哲学作为研究世界根本规律的科学会比较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最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也会比较稳定。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载体，如《实践论》、《矛盾论》，都是关于观察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是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对最基本的哲学规律的阐发，因而其“管用”的历史跨度比较大，比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要稳定得多，不会在短时间内丧失其真理性。我们不能因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增加，就去生硬地“制造”一个又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我又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又一个指导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面讲了邓小平怎样掌握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学会干革命、搞建设、兴改革的。陈云还讲了他在延安怎样学习哲学，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终身受用的。李瑞环在最近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中也讲了他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两论”的体会。他认为，只要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我们这些人无一不是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育、熏陶成长的。目前，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主流媒体宣传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也没能完全离开毛泽东；中央各种报告和文献分析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问题的哲学思路，基本上与毛泽东一脉相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哲学传统，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坚持它的宗旨和继续处于执政地位，在我看来，这个传统是会代代相传的，当然也会与时俱进；正如邓小平所说，会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我以为，不是别的，仍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过去我讲过，毛泽东的实践理论和矛盾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实现了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的飞跃、由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这三大飞跃奠定了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的地位。就毛泽东的矛盾理论来说，尽管其某些哲学观点有偏颇之处，但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精辟阐发，提出了对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完全摒弃学理主义习气，使人们掌握了如何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创新。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在立论的高度、分析的深度、底蕴的厚度和影响的力度上，能够与之相媲美的新矛盾论著作。这说明批评毛泽东哲学理论的缺陷和错误比较容易，但要达到毛泽东哲学理论的那个水准，以及取得被国人和世界所公认的那个哲学地位并非易事！
毛泽东的矛盾理论既然给予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它就不能不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这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两大战略思想提出的背景：分析当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诸多矛盾。比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既分析了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各种因素，又分析了我国发展面对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析了十大矛盾，指出：当前，我国面临的既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这种分析矛盾的方法，是毛泽东矛盾理论的基本方法。
——两大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对矛盾运动的诸多方面的全面把握。目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作为“社会建设”来定位的，其五个方面涉及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长期以来，我们党虽然十分重视社会建设，但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科学概念，则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紧密相连的。这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运用到社会建设的丰硕成果。
——两大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中心，兼顾其他，统筹安排。两大战略思想的内涵丰富，涉及方面很多，怎样落到实处？这就是工作方法问题。几十年了，还是毛泽东矛盾理论的那一整套工作方法。的确，它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思维定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是科学的，具有真理性、有效性。
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不仅仅是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的哲学依据，其他许多理论和重大决策都是运用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而提出的。
三、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之二：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两大战略思想的政治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很多。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不少重要理论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被第二个《历史决议》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仍对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指导意义。
10年前，在第八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讲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党的八大前后是毛泽东哲学发展的第二高峰（当时称“第二高原状”），它以发表两个重要讲话，即《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卓越代表。这两篇讲话，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处理的若干重大矛盾，完全可以称之为那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论”。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正是这两篇讲话的主题，也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理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果说从哲学理论上讲，立足于毛泽东的矛盾理论的话，那么就政治理论的历史渊源关系看，则与毛泽东的统筹兼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有不解之缘。
先看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的统筹兼顾论的关系。温家宝在2004年2月的报告讲述科学发展观时，已追溯到《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揭示了两者的理论渊源。其实，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是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延安算“执政党”吧，已经提出“统筹全局”的方针。在西柏坡筹备建国时，又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和学会“弹钢琴”的处理矛盾方法。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统筹兼顾”方针，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治国之策，则是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讲清楚。”随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我国有六亿人口，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这个客观存在出发，“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当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总结我们党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大大丰富了统筹兼顾方针的内涵，将我们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社会理想铺设了一个新的平台。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既是人类长期憧憬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始步入朝思暮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看来，那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不管怎么说，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国家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历程。为什么要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呢？就是因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属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大量减少，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相对地突出起来。从本质上说，这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怎么解决？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然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起来干什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随后，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将这两段话的意思，演绎成现代时尚语言，不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生态质吗？！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论依据，来自于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政治理论依据，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依据。
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起点。它的理论起点，无疑是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十六大报告讲的“社会更加和谐”，主要是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言的，与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概念不是一回事。所谓“制度起点”，我以为，它应当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如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样。也就是说，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就应当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希望造成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如果后来的历史不发生逆转，它同时就应当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起点。但是，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那么就不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彼此相克的两个指导方针。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就移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之后了。当然，这个认识的明确还是在近年提出这个理论之后。这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起点，有一个时间错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说明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四、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之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教训依据
上面讲的是毛泽东的正面的、积极的历史遗产，对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关系。毛泽东还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产生负面影响的、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消极的”历史遗产——比如“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没有？现在，我还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是个什么状况。但是，我个人以为，这两大负面的历史遗产是发生了重要影响的。通过对“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而总结的历史教训，对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上述正面的、积极的历史遗产产生的影响。
我很欣赏恩格斯的名言：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像我这样岁数的同志都完整地经历过这两大政治运动，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毫无疑问，这两大政治运动，对于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耽误了一代人成长，影响了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什么事都要辩证地看，尽量从所经历的历史曲折中得到教益，使之成为精神财富。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从事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有这段经历与没有这段经历大不一样。因此，我从来不消极地看待这段历史，而是努力直面它，将其教训讲够，将其原因和根源讲透，使年轻人特别是有望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担当历史大任者，能够汲取史鉴，不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改革开放28年来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变化这么大？是我们目前的领导人比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更加聪明、更有智慧、更具能力吗？当然这不能简单地作“是”与“否”的回答。但有一点我可以斗胆地说：毛泽东是大政治家、大理论家、大战略家，就总的方面言，其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超群的，这样的历史伟人不会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巨大发展，与我们党深刻地反思了过去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这两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有密切关系。过去历史的灾难由现在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是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关于“大跃进”运动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这里要申明一下，否定“大跃进”运动，不是说在“大跃进”运动时期没有一项正确的决策，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事情。对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具体分析。“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危害很多，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不仅第一、二、三产业失衡，各产业内部也都失衡，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从根本上说是反科学发展的。随后出现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以及上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此密切相关。在“大跃进”运动刚刚兴起不久，毛泽东就对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些做法有所认识。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毛泽东讲的综合平衡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初的原生形态。经过近半个世纪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全新的发展理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发展的系统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对提出科学发展观也有一“功”。
“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什么关系呢？前已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按本质说，应当是和谐社会。但是，后来历史的实际发展没有实现而是背离了这个本质要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多，就其哲学理论而言，是片面强调“斗争哲学”；就其政治路线而言，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两者都达到了极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结果，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其结果，不仅革了“文化”的命，也革了社会主义的命。广大干部被打倒，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长时间瘫痪，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打、砸、抢、抄、抓”横行无忌，社会处于“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无序状态，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党和国家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根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的统计，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在1亿以上。这样的状况，不仅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反动。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物极必反。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怎样从坏事变好事的情况，还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它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深刻地检讨我们的历史，制定一系列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改变国家的面貌。因此，邓小平强调，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既然如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也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近30年，但它的实际历史起点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3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完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两极，实是辩证法的“相反相成”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近两三年提出的。对这两大战略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般地说，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研究较多，从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视点来展开研究的比较少。我们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是第一次就这个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今后还要继续深化对这两大战略思想的研究。
我们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成立迄今有20多年了。我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整整20年。这20多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是一个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态势，这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后，我们面临一个怎样与时俱进，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我们本来希望每年能够召开一次研讨会，为推进研究毛哲研究贡献点力量，但由于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合作方，因此近几年是隔年开一次会。这次开会，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市委党校出了大力。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我们很难相聚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因此，我代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和与会专家学者衷心感谢中共哈尔滨市委和市委党校，对他们的支持与合作表示崇高敬意。
明年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讲话发表70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发表50周年。这是10年一遇的难得机会。我们希望能够召开一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检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开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局面。
上面关于毛泽东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讲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衷心祝愿这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