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作者:张宏志    发布时间:20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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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张宏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懈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二者在时间上又是最为接近的,因此这两个理论成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由于二者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许多人未能充分注意到这种联系。我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是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为核心展开自己的论述;所不同的是,前者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党的历史使命出发论述了这一任务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后者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现实需要和党的工作要求出发论述了这一任务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如果说,前一成果为后一成果的提出打开了思想上的空间,那么,后一成果则为前一成果的落实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得出的结论。

自从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无数共产党人就在探索开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探索也就是使社会主义不断摆脱空想成分向客观规律接近的认识过程。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得以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

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现实社会中却出现了雇佣劳动和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主义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而现实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阶层发生了新变化,人民群众中间出现了利益差异和价值观念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会发生变化,中国社会是否会产生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仅仅用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样的现成答案,已经无法解答了,必须有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理论必须严密而彻底,才能有思想上的说服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也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执行。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成为当代共产党人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恰恰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前后衔接、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分析,重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所应具有的先进性,进而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解,坚定了我们党通过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信念和信心。

江泽民曾经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而“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说,我们党的先进性在执政之前主要表现在打碎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在执政之后则应主要表现为运用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江泽民根据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始终做到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对现阶段共产党先进性的全新阐释。这个阐释全面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包含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其中,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进文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目的。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这一重要思想,通过对共产党先进性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为实现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十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始终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解决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进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许多曲折,都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来得及从理论上阐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锋队作用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变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明确地把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由对未来某种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拓展为对社会前进动力的追求;使得我们党得以在坚持远大理想的同时,更加切实地把当前的奋斗目标从建设某种固定的社会模式,转变为建设一个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系统。这对于我们克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普遍存在的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片面求纯求快的绝对化和急性病,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与传统概念中理想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还有许多差距,但只要我们党能够推进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引导中国先进文化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进而最终通过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对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方式、发展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不能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不能超越时代、急于求成。

从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把长期奋斗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由理想主义追求向现实道路探索的转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先进性问题入手,通过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明了一条立足当前、脚踏实地,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可行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党绝不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这既是我们最终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们现实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政治保证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在当前的最低纲领,不断实践“三个代表”,为实现最高纲领,不断添砖加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们党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持通过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克服前进中的问题,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开辟了思想理论上的新境界、新空间。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重新阐述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所具有的代表性,进而深化了我们对于人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为“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开辟了理论源泉。

江泽民曾经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人数下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各阶层群众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各阶层群众具体利益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如何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我们党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生死斗争,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一致,我们党更多地强调工农大众的阶级利益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党不能不对各阶层人民的具体利益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江泽民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一论述,强调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也承认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坚持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质上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同时也强调要适当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既避免了把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简单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也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虚伪的“全民党”理论划清了界限,既坚持了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最大多数人利益与最广泛的各阶层利益的有机统一。这样,我们党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真正实现了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人民利益问题的论述,从党的代表性问题入手,为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总体利益与个别利益的关系打开了思维的空间,使我们党能够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基础上,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在现阶段如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从而也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标,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思想的形成开辟了理论源泉。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这既是当前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催生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依据。

江泽民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同时特别强调,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就充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求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全面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是使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就是我们党在21世纪前20年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就强调要“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他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体目标,并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已经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胡锦涛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曾反复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确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这两个重要理论成果,是相互衔接、紧密相连的。前者为后者的理论先河,后者是前者在实践中的深化和发展。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关于逐步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关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关于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关于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这些也都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起了理论先导作用,而科学发展观则为我们党在现阶段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找到了抓手和突破口。科学发展观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把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统一为一个整体,确立在中国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正确途径,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党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结合起来,把领导科学发展作为体现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从而也为推进执政党的建设找到了一个新的着力点。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科学发展观通过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根据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内涵的研究可以看出,从“执政为民”到“以人为本”,是一条贯穿这两大理论成果的主线。“与时俱进”则是这两大理论成果相继诞生、相辅相成的动力源泉。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先后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解决了前一问题,后一问题就突出出来;而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恰恰又是对前一问题的补充。由此也可看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发展,我们的理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江泽民曾经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关键,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理解、贯彻、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