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发布时间：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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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侯惠勤
一、必须从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阶段性特征上定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历史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中制造的二元化格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直陷于困境、举步维艰。毛泽东说过，自从先进的中国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才真正找到了“救中国”的道路。同样，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找到了“发展中国”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党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根本在于保持指导思想上的先进性并在武装全党中形成共识。
用先进的指导思想武装全党，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回答不同的历史课题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科学理论体系上，也表现为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阶段性特征所形成的新的共识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一切政党、一切社会制度都在其面前决定取舍。正是在回应时代主题的挑战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通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继续引领着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今天，中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阶段的转折点，即面对发展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邓小平曾富有远见地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不但要关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的提升；不但要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利益的分配；不但要关注“突出重围”、“闯出一条路”，同时要更加注重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协调；不但要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不但要关注群众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同时要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等。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我们必须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发展观上形成新的共识，并用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这是当前和今后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我国今天发展所面对的新阶段，是以往发展的继续；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改革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红线，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虽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践会突出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但其在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则是明确无误的。就现实挑战而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是在取得了长足发展基础上的矛盾，是朝着更好更快发展目标前进中的矛盾，因而是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才能得以解决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性提高，不仅为今后的改革攻坚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且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大了创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分量。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首先要正确判断形势，全面估量我国发展的现状，增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信心。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到现阶段，格局有新变化、矛盾有新积累、困难有新表现。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不仅有已经明显表露的，如“三农”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自主创新等，还有难以预测的，如国际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国际市场的走势等；有些是发达国家已经走出的困境，如污染、城市化等，但由于初始条件不复存在而不能照搬，有些则是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崭新课题，如：和谐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许多中央已有明确思路和周密部署的，如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通过“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通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如何结合各地实际加以贯彻，还存在着认识不清、心中无数、应对不力的状况。这些挑战所涉及的深层次矛盾，都必须通过切实可行的改革去解决。改革的攻坚战已经绕不开、躲不过，势在必行。因此，应对挑战不仅是承认困难、解决问题，更是一种战略眼光、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充分认识到我们面对挑战的复杂性、问题的新颖性，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发展观提出至今已有两年，仍然存在着认识不足、贯彻不力的问题，显然与对新的阶段性特征之“新”的估量不够相关。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挑战，是初步发展以后形成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挑战，是朝着新目标、新方向前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的挑战，也是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闯新路、开新篇的挑战。
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党性、阶级性，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性。从世界范围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首当其冲。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波动。我国的历史发展表明，道路的选择不仅发生在革命时期，也贯穿于发展的每一重大关头。从党的指导思想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是同义语，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都是死路一条。面对发展新阶段的种种矛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改革方向才能解决。我们必须树立的科学发展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的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的发展观，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来领会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指导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必须从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上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轨迹，这就决定了这一创新过程必定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在通向共产主义的方向上，这一轨迹不会终止，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它不仅表明我党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也必然导致我们在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权力观、政绩观、人才观、文化观、道德观、战争观等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问题上的新认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成果不仅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典范，也不仅在理论风格上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且它们在理论上的发展创新都具有与其前一成果间的直接传承关系。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创新，都渊源于毛泽东开始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探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部创新，都植根于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命题。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解答不同阶段的中国发展问题以回应时代的重大主题，因而科学发展观与之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差别和不同特色是由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实践视野决定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视野中的发展主要是使社会主义和贫困脱钩、使人民尽快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野中的发展主要是提升综合国力、使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低谷中傲然屹立的话，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则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阶段性目标、手段方法有所不同，但其宗旨都是最大限度地将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其目标都是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方法都是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发展的范围、通过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握发展的机遇，在相对落后和弱小状态下找到出路，使中华民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虽然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新挑战又一次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就连西方的一些人也承认，中国面临的是一些甚至连一些发达国家也还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唯有从世界文明潮流和民族历史阶段的新的结合点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在民族复兴和文明多样性的道路上取得新进展。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就在于既以中国自身现有的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把中国（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人类）的发展新态势结为一体；既着眼于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而有很强的实践性，又体现了当今历史的新趋势而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将在继续展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这一内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掌握了民族发展的主动权，而且在世界上获得了发展的发言权，在“世界性话语”中奠立了“中国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话语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所以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就在于它们都是历史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具有很强的实践依托性和现实针对性。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理论体系，说到底是在深刻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前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作的理论阐发。
从科学发展观内在规定各要素（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间的相互关系看，“全面”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要求，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在当前中国发展上的集中体现。辩证法本来就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全面”的方法论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全面的，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的发展实践是全面的，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任务、各种指标不可能齐头并进，某一时段、某一范围会突出这一或那一方面，但就总体而言，必须做到均衡发展；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全面的，即任何问题都必须置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大局中处理，都必须通过兼顾各方的方式解决。
“协调”揭示了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这就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区域、人和自然以及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协调发展）。上述五大关系的统筹思想，既是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是我们已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统筹城乡发展思想是在既充分认识到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不利于市场拓展、资源集约化和社会稳定等），又充分借鉴外国城市化过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提出为背景形成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在经历了若干经济波动、社会矛盾异动后，克服片面经济增长观（GDP崇拜）的基础上， 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及相应的体制支撑为背景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的思想是在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其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另一方面国力有了长足增长、区域均衡发展已具备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大战略的形成为背景提出的；统筹人和自然发展思想是在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生态承受力抵达极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成型为背景提出的；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进度的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既要与国际接轨、推动国内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又要抵制西方“西化”、“分化”图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下，以将开放的程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能承受的程度“三统一”为背景提出的。“协调”是一个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是抓方向、抓全局、抓成效的基本思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形式。
“可持续”是今天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式和必由之路，是对任何形式的短视行为的否定和拒斥。由生产生活构成的历史本质上是不可终止、不可割断的连续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 只是由于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的压力，使得当代不能不把这种认识更为自觉、更为强烈地加以表达而已。追求发展的理性与节制，主张需要和限制的平衡，兼济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集中体现在“循环经济”和生产生态化的新思路上。因此，“可持续”不仅是生态平衡，也是人自身需要和发展的平衡。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则毫无疑问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以服务大众为本，就是要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把发展的落脚点定位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传承，又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体现，是作为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对于自身的要求和对于人民的承诺。因此，对“以人为本”作抽象化的争论没有意义，作“全盘西化”或“全面复古”的解释没有根据。“以人为本”作为执政治国的根本理念，主要是针对执政党在体制、作风和思想状态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对症下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自觉追求。（1）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理性发展意识。之所以用“以人为本”而不是别的什么治国的理念，说到底是因为今天一些人迷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下的物化现象。神化经济价值（GDP崇拜）而见物不见人，迷恋利益驱动而鄙视精神价值，欲望恶性膨胀而疏远群众和党，热衷追名逐利而背弃理想信念，盖源于此。“以人为本”是对“物化”有效的解毒剂。（2）以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为突破口的公平意识。是针对目前存在的崇尚无情竞争、迷信机会平等造成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待困难群众的冷漠心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必须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对待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关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问题。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彻底纠正部分党员干部中十分突出的浮夸、奢靡之风和对待群众冷暖漠不关心的麻木心态。（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全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大多数”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形成的一个价值错位，就是在突出资本运作和个体价值的同时，以精英意识模糊甚至取代工人阶级居领导地位的“大多数”观念。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历史的趋势，理直气壮地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放弃了这一立场，就会从根本上迷失政治方向。（4）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改革取向的社会服务意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通过法治去制约国家权力，还要促进国家职能的转变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时刻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努力使其回归人民，这是我们肩负的使命；防止权力异化，防止干部特殊化，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权力制衡，更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各种权力部门变成普通的社会分工，把各级领导职务变成普通的社会职业，从根本上清除权力腐败，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三、必须从推动全党思想行动转入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衡量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目的在于全面贯彻落实。首先要看到差距、承认“转轨”的必要性。转轨可以是纠偏性的转向，也可以是审时度势、顺势转向，我们主要指的是后者。但无论何种性质，转轨都意味着困难和挑战，意味着重新学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谐社会的建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和严峻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面临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如果我们对于困难没有足够的准备，对于“转轨”没有极大的紧迫性，总是津津乐道已有的成绩，甚至盲目乐观、固步自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根本无从谈起。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全党党性的大检验。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利益格局调整和优化的巨大压力。应对“三农”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就业压力加大、腐败有新表现等一系列挑战，关涉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但核心问题是利益调整。“未富先老（老龄社会）”、“未富先大（世界大国）”，又从内外两方面加大了利益调整的困难。利益缺口太大，“向谁倾斜”、“动谁的奶酪”，这就是困难所在。面对重重困难，最根本的是全党同志如何摆正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不谋取任何非法利益，勇于奉献牺牲，敢于开拓进取，我们将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千难万难坚持共产党的宗旨就不难，千思路万思路离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没有出路。我们今天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客观条件制约、有“本领危机”，但最根本的是人民大众的立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任何片面的发展观背后，都有狭隘的利益驱动。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根本立场和利益取向上的偏差，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定是世界观改造、党风建设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过程。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大检验。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要求所造成的一个新情况，即任何局部问题、具体矛盾，处理得当与否，都可能影响党的执政地位，都必须从执政大局的意义上把握。群众利益无小事，改革发展稳定是大局。这种矛盾交错复杂的局面，不仅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全面深入细致，而且要求我们更富有远见地开展工作，更具有政治意识和更懂得辩证法。任何事情的决策，从局部看来可行而从全局看来不可行，就坚决不做，反之，从局部看来不可行而从全局看来可行，则要坚决执行；任何矛盾的处理，都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不能回避或激化矛盾，而必须着眼于化解矛盾、善于将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将有可能激化的矛盾控制在非激化状态；任何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党的总体形象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公众性；任何利益格局的调整，都不是现有利益的简单再分配，而是实现新利益源源不断得以再造的综合改革；等等。事实上，中国发展所面对的新阶段，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如果还简单套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就难免顾此失彼，甚至事与愿违。因此，必须把学习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摆在全党面前。首先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要充分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新世纪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充分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途径，是始终保持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要在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努力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学习当代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和实践经验，借鉴各国政党的执政经验，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这样，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定会有力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先导”。在指导思想上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形成新共识，是全党全国凝聚力量、团结奋斗的核心。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就能确保我国沿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向前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