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
发布时间：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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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
曹应旺
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形成的。从思想渊源上看，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其次，科学发展观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借鉴了西方思想家关于发展的理论的有益成果。追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时，不能忽略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
一、以人为本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何为“以人为本”？胡锦涛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前前后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发展观上的贯彻与升华。
进一步追溯起来，以人为本在中华文化传统上的源头是民本思想。胡锦涛在2003年7月1日讲话中阐释这个“本”时讲：“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胡锦涛所引用的这段富于哲理的古训，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恰是中华文化传统上民本思想的突出代表。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是围绕君与民的关系而展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一，重民：民是国家的根本，由于爱护百姓而王天下，这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得住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君权是不是天授的？孟子赞同《尚书·泰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相信“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第二，亲民：以民之乐为乐，以民之忧为忧，顺民之心，因民之欲。其主要内容是使人民过上好日子，承认、保护私有财产，通过以政富民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孟子看到人民最普遍的愿望是要得到一块土地。八口之家，应该得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样方能无饥无寒。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乡，固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孟子的重民思想就是孔子提出的“所重：民、食、丧、祭”，就是孔子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的亲民思想就是孔子主张的以政富民，省力役、薄赋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这种民本思想从《尚书》、《春秋左传》等典籍中亦可找到其根源。《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以民为天，实际上把君权天授看成君权民授。民本思想是《春秋左传》处理民神关系、君民关系的准绳，也是其解释国家兴衰存亡和政治权力归属的依据。祭祀神是当时各国的一项重要政务，一些糊涂的君主便把祭祀神作为最高的政务。《春秋左传》认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为主神为次，“民，神之主也”；民为先神为后，“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祭祀神只是形式而已，内容则是为了说明民力普存、畜牧兴旺、粮食丰收。“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陈氏为什么能代替齐景公而有齐国呢？原因就是“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陈氏为什么会得民？原因就是陈氏亲民，对民爱之如父母，而民归之如流水。
孔子、孟子和《尚书》、《春秋左传》中的民本思想绵延不断。稍后于孟子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民水君舟”之说与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可谓异曲同工。西汉贾谊认为民无不为本。民欲得，攻之必得；民欲存，守之必存。相反，逆民心而行，莫能以存，莫能以得。“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东汉王符认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唐代柳宗元认为“吏为民役”。宋代司马光认为“民者，国之堂基也”。明代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总论固本之道时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民本思想也为历代开明的政治家所尊崇，成为他们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汉代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文帝和景帝尊崇以民为本的原则，实施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唐代“贞观之治”的一条重要原因，是李世民强调“国依于民”。清代的“康乾盛世”，也与康熙坚持“以足民为首务”、乾隆坚持“以养民为本”密不可分。
二、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四民分业、人必称土、天人合一思想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在中华文化传统的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四民分业、人必称土、天人合一思想。
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主张将郊内人口划分为士、工、商三部分，将郊外农业人口划分为五属，通过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以实现社会劳动在社会各部门的分配比例。这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四民分业思想。
管仲之后，思想家们对四民分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为什么社会劳动要在社会各部门进行分配？孟子的回答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把“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叫做“至平”。司马迁认为“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代农业社会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社会劳动在农业部门的分配比例不能过小。能否保证社会劳动在农业部门的恰当比例，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荀子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由于士可以尊身，商容易富家，技艺能够糊口，而务农则苦且累，为了让足够社会需要的农民能固著于土地之上，历代政治家都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晋代傅玄主张“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械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为实现这样的平衡发展，傅玄提出：“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中国历史上过分的重农抑商政策，带来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是，恰当地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保持农业劳动在社会劳动中的必要比例，对维护社会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古代四民分业思想所表达的社会劳动在社会各部门按比例分配的认识，则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人必称土”是《逸周书》、《商君书》、《管子》、《潜夫论》等书中用来表达人口和土地之间比例关系的思想范畴。
他们把土地和劳动力看成是形成财富的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并保持协调的比例，才能取得好的效益。土多人少造成土地的浪费；土少人多造成劳动力的浪费。无论是哪一部分的多余都是社会的累赘。《逸周书·文传》指出：“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商君书·算地》认为：“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管子·牧民》强调：“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潜夫论·实边》进一步指出：“‘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如果说上述观点主要强调整个国家要人土相称，那么北魏李安世的“力业相称”和唐代陆贽的“人力田畴，二者适足”则从微观上提出了人必称土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人土不称”呢？大多数思想家认为人土不称是相对的。一是人土分布不平衡，有的地方土旷人稀，有的地方土狭人稠。二是人力在农工商中分配不平衡，事工商者众。三是赋税、徭役过重。四是佛老盛行，冗食者众。五是豪强兼并，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妨碍了土地和人力按协调的比例结合。少数思想家如洪亮吉则认为人土不称既有相对的原因，也有绝对的原因。绝对的原因是户口增长速度快于田屋的增长速度。
如何解决“人土不称”？《逸周书·文传》提出：土多，要发布政令，将谷子漕运出去，以招徕别处多余的劳动力；人多，让老百姓将妻子儿女安顿好，然后外出谋生，尽力从外地运回谷子以养家。《商君书》提出的办法是“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事徕”。书中分析秦国地旷人稀，三晋土狭民众，主张吸引三晋之民以解决秦国“人不称土”的矛盾。秦汉以来解决人不称土的问题比先秦更加突出。从人力方面，思想家们主张迁徙土狭人稠之处的人力于土旷人稀之处；推行重农轻商政策，使社会劳动在农业部门的比例不至过小；轻徭、薄赋、减租以保证民力与土地的结合；排佛老使民缘南亩。从土地方面，许多思想家主张通过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部分调整来实现人力和土地按比例的结合。董仲舒、仲长统、荀悦的限田论，邱浚的“配丁田法”，都是为了堵塞土地兼并之路。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就是对封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部分调整，使小农有一份使用的土地。少数激进的思想家如王源等甚至主张以实现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办法来保证劳动力与土地的有效结合。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结合的具体比例是历史的。但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相适应才能有效地利用人力和生产资料，这是不以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中国古代“人必称土”思想，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按比例结合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协调发展的要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肯定人与自然界统一的思想。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再到宋代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与“君权天授”结合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尽人之性就可以尽万物之性的观念对科学技术进步有负面效应。但是，“天人合一”思想所产生的天人和谐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思维与社会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人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人与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和谐、人类活动顺应天时而行等方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是孔子效法自然的思想。天有四时，人的活动要顺应天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孔子“使民以时”的主张，既有社会和谐的要求，也有天人和谐的内容。孟子所讲的宋人拔苗助长的故事，也是反对违背天时，主张顺应天时自然而然地达到目标。
中国历代有识之士所表达的顺应天时、天人和谐的思想，还包括珍惜自然资源以达到对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见解。《逸周书·文传》提出：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拾鸟卵，不捕幼兽，以成鸟兽之长。《管子·八观》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孟子把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不用鱼网到大池塘或深水捕鱼，鱼不胜食；刀斧以时入山林，材不胜用，人民满足于生有食、死有棺材称为“王道之始”。荀子眼中“圣王之制”的内容之一是：顺应天时，伐木捕鱼遵循“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原则，以达到“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以上见解反映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和一些不注意保护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把黄土高原上的一些森林破坏了，使这些地方的后代子孙深受其害。但是，总起来看中国有顺应天时、保护山林、保护河泽、保护民力，重视“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传统。这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提供了自然基础。
宋代理学家张载是传承前人“天人合一”思想、宣传天人和谐的突出代表。他称天为父，称地为母，认为，我处在天地之间，是禀天地阴阳之气以生的。他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既然我为天地所生，人民都是我的同胞，生物都是我的近亲，所以我不仅要善待所有人民，还要善待所有生物，顺应天地，不可逆天地之性而行。这种观点的传播对天人和谐、保护自然生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史学家汤因比在转变发展道路问题上对中国的期待与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珍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总结国际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关，也吸取了西方思想家关于发展的理论的有益成果。这方面，很多阐释科学发展观的文章在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观的演变时，都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贡献，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中心。也无一例外地介绍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所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更无一例外地介绍了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所表明的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
但是，尚未见到介绍历史学家对发展观转变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观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如阿诺德·汤因比同经济学家佩鲁一样发出了转变发展观的呼吁。汤因比1973年出版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以历史的厚重感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汤因比指出：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但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机械化使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逐渐消耗殆尽。工业革命对生物圈的破坏同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自由竞争紧密相连。“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汤因比认为：“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怎么办？第一，汤因比提出了与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抵相同的观点：“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第二，汤因比主张改变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以便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
汤因比在分析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时，以大量笔墨展示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分析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崇尚自然、主张自然无为的哲学时，汤因比认为：它“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如何改变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汤因比抚今追昔，以史为鉴，更是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汤因比在同日本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谈话时又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汤因比展示的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发出的“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的呼吁，处处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光芒。他忧虑工业革命以来大地母亲的满身创伤而对中国发出的期待，是建立在从世界范围认识中国五千年历史及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最高决策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证明汤因比对中国的期待是有历史依据的。
（来源：《党的文献》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