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倡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倡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梁柱

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这一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回应，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明确态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探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时，特地提出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自己的结论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自主，并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现在要进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命题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正确地理解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科学评价此后20年毛泽东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两大战略性问题的探索，也有很大的帮助。

一

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多年来在许多论述中的解释，多数是合乎实际的，但也有个别的作了违背事实的恶意猜度。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引用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段重要讲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建国初期，他对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则进行了多方面的、集中的探索。后来虽然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他没有停止这一探索工作。应当说，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但由于还不成熟，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但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其正确和比较正确方面的趋势来说，确是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积累了探索的实践经验，这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起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的产物。这些成果，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主题明确：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相联系的。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5页。]事情确是如此。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像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意义的。

第二，探索涉及的面广，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时，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报告的前五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它通过对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概念）；而后五个关系，则论述了关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与问题。这反映了这次探索所涉及的面已相当广，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比如，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民主的方法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要让人敢于讲话，要允许唱“对台戏”；提出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初步提出了任期制的思想，等等。又如，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文化建设的道路，以民主的方法促进我国科学文化的繁荣；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要建立浩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主张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毛泽东还提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等等。

第三，探索达到相当的深度，初步涉及体制方面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这时，陈云还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苏联经济的具体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作的创造性的构思。

毛泽东还针对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他认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力，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对向企业扩权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有“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他还曾支持在一些工业、交通运输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倡议，等等。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经过许多大型企业试行后，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了这个管理制度，并确定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有效形式。这就把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思想加以制度化。当时，毛泽东把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只限于企业管理，而且也是作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防范国家机关和管理人员中滋长官僚主义的一项重大措施提出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虽然还是初步的，但是明晰的。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确实为后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个新的历史课题的回答，薄一波所作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的历史性功绩。

二

应当说，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同苏共20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所以，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对于这两大课题的探索，几乎是同步开始的。毛泽东所说的“一则以忧”，实际上是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样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因而这是必须给予回答的一个原则问题。

当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披露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我们党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及其历史经验。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两论”进一步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在他的一生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位置，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时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因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志的错误。文章针对当时一些人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严肃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而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实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这是十分有害的。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错误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主义历史问题，也才能捍卫我们应当捍卫的原则。

文章还针对当时出现的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荒谬论调，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在195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量已达到沙俄最高年份1913年的30倍，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显然，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么，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仍不完善，还存在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如不及时地加以调整则会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作上就会出现失误。其二，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正是同上述两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正确认识这些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且能够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既要旗帜鲜明地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善于及时地调整和改革其具体制度，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

在1956年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概括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指明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上述这种区分，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还灵不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取分析的态度，重要的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这些基本经验。

上述表明，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历史经验之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30多年后发生的苏东悲剧，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戈尔巴乔夫正是以“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告别过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谓改革的闹剧，最终只能以葬送社会主义制度而告终。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的。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采用武力手段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屡遭失败之后，开始转换手法，系统地形成了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和平演变”战略。这就是，他们要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它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他特别指出，我们的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同他一贯致力于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从这时起，毛泽东一再指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如何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的清醒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诸如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防微杜渐、拒腐防变、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等等重要思想，仍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三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时期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将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包括将会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误，也就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样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特别是还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应当看到，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它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毛泽东上述两大战略性的探索，应当说起步是好的，取得了虽然是初步的但是重要的成果。但后来由于在指导方针上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致使错误一再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同能否清醒、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相联系的。当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任务的时候，曾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这使他对中国国情有比较全面、清醒的认识。比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明确地把“进入”社会主义同“建成”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认识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不完善的；又如，他曾多次用“一穷二白”这样形象化的语言，来比喻我国底子薄、基础差、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到“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再如，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阶级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但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科学论断，等等。这些都为这时的探索提供了正确的认识前提。但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思想占了上风，特别是政治上又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违背了中国国情的要求。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使后来的探索逐渐偏离正确航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也是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相联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不但是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目的所在，也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确立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应当说，他这时不仅看到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一面，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巩固我们的新制度”。这时他开始的探索工作无疑都是同这个认识相联系的。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对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充分论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随后不久，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关于以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正确主张，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这不但使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被打断，而且还由于把党内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不同意见，错误地转化为频繁的政治斗争，把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导入误区。这个历史教训同样是十分深刻的。

再者，还同是否有非常正常的党内生活相联系。我们党所进行的探索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这不但要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还要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这些都需要正常的党内生活即党内民主作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曾从总结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建立非常正常的党内生活，是使我们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在20年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发展的历程也是很有帮助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后人变得更加聪明。毛泽东在两大探索中所积累的正面经验及其在曲折发展中所提供的反面经验，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我们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学习和比较，才获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今天，我们正面临由于苏东演变引发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两大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继续完成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