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庄福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毕生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他以独创性的经验和创新性的理论指引着中华民族从危难中创造出新中国、从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不愧是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元勋。

开辟革命胜利道路来之不易

毛泽东从建党开始，主要精力就与农民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党内外的各种非议，他又以面向实际的鲜明立场，用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农运的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到了大革命面临失败的1927年，毛泽东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无视国情、坐失良机，而自己的一贯主张又不断受到冷落的苍凉心情，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愤然提出保存农民武装、把“上山”作为革命的出路。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也为中国革命更加贴近国情、开辟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展现出希望的曙光。

把革命的重点转入农村，也为毛泽东继续进行农村调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创造了条件。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井冈山进军，到1930年初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的。

首先，选择井冈山为根据地，是全面考察罗霄山脉的结果。那里处于湘赣边界，山高林密，方圆五百里，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在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的情况下，革命力量有发展与回旋的余地，军事上可攻、可退、可守，最利于军事割据。井冈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竹木等经济作物丰富，荒地较多。因此，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比较了罗霄山脉各段的情况，坚定地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其二，把革命重点转向农村，就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实现武装割据，找到这一割据能够生存、发展和巩固的恰当的形式与内容，使其成为进一步推动与扩大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的出发点和重要阵地。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与能力，也有突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中心论”的胆略与勇气，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史无前例，既不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翻版，也不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翻版，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它把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不可分割地集于一体，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为目的而开辟的一条崭新的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符合中国红色政权在白色统治薄弱的偏僻山村逐步发展扩大的有利条件，符合中国革命武装在深入土地革命中逐步扩大的历史必然性，符合中国革命胜利只有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也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它忠实地继承了落后国家农民革命的理论，继承了革命力量要在反动统治下求生存、谋发展、建立根据地就离不开武装工农的理论。总之，这一独创性理论的提出，说明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已经成功地突破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朝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

其三，理论上的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上的反复论证与实践上的反复检验，尤其像事关中国革命道路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与过程，求得主客观的一致，求得认识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并不以找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为满足，而是在革命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个人又遭受重重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围绕着革命道路问题任劳任怨地进行着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身示范，亲自作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从迄今仍然保留下来的文稿看，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具体，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马克思主义面向实际、重视调查的盛举和典范。

在这些典范性的文献中，当首推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末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实现工农武装的革命化，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也都是毛泽东创建与领导工农红军的经验总结和深入调查党内、军内思想状况的结果。特别是他谈到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与方法时，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对调查研究作出了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提出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就把调查研究的着眼点和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从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提示。

同武装斗争相联系、成为“工农武装割据”必要组成部分的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仅仅在1930年一年内，毛泽东深入农村城镇进行有关调查近十次之多，其中既有有关政治区划、交通状况的调查，也有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和土地斗争的调查，其目的都是为了正确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农村根据地和发展革命形势。在这些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寻乌调查，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次夙愿已久、印象极为深刻的调查。他在抗战期间作过这样的回忆：“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些土地都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同解决富农的问题一样，解决中农、贫农、雇农的问题，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也只能源于实践，通过实际调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当时从事的农村调查，正是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农村根据地的需要，而他力求在寻乌调查中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为“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而“不胜欢喜”，更是出于他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展望，出于他从来都不是为割据而割据，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根据地的建立，而是反映了他坚定地以农村根据地为出发点，向着夺取城市和进一步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目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发展到夺取全国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破天荒地开辟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任重而道远的，前进中有数不尽的重大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来解决，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更多的人以至全党都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不仅在调查研究上为掌握国情作出了示范，而且从理论高度概括和总结了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创造性地把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路线的高度。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以尊重实践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迅速改变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从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为全党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树立了一个普遍的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原则。

以细致的整风巩固和发展更换思想路线的成果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善于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及时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要求根本丢掉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深知思想路线是贯穿一切的根本路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广大干部的工作和思想有“一通百通”的功效。他在突破敌人围剿、经历艰难长征到达陕北、革命转危为安的情况下，立即着手思想路线的建设，首先在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形势，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关门主义策略，系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一年后又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十年内战中两条军事路线的分歧，为这场大争论作出了历史结论，也系统地奠定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梳理与总结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看到一切分歧的关键在于哲学上的分歧，在于是坚持还是背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只有从思想认识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进行剖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到达延安后，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哲学，于1937年先后撰写了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分别用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与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从哲学上揭示了一条从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创造性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把抽象的哲学用于生动的革命实践，围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论证和阐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来武装全党。他是以理论上的创新来迎接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从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抗战的转折。在这一伟大的转折中，他把先前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和他近几年来研究哲学中所作出的理论概括，第一次明确提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提出要把它们看作“行动的指南”，当成“革命的科学”，作为“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当时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是避开所谓民族主义的误解。后来，毛泽东还是在一些讲话中继续延用中国化的提法，他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一方面重申“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而“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等等。这就从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为全党从理论上概括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必须遵守的原则。

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开始，到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八年来的艰辛奋斗，为实现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从经验的梳理与理论的武装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当然，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不论就自己的学习和党本身的建设来说，都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提高的方面。一是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还要深化，二是还要以更加系统的革命经验来加强党的建设，三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来落实普遍深入地学习理论的任务。

要深化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就要凭借科学的工具。毛泽东在1939年初谦虚地说道：“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他在这里把哲学、经济学作为工具来研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哲学和经济学，自有它系统的科学内含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毛泽东研究这些科学，尤其是研究哲学的目的，是着眼于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是要从中找出研究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把它作为工具看待的。这也正是恩格斯说过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也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在1941年写给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的信中说：“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践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这封信提出的要求，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完全一致的，同他一贯坚持以哲学来武装广大干部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这也说明，毛泽东致力于从哲学上论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衷依然不改，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具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中，关键是要有系统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成果作验证，作为这一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民主革命比较完整的经验，只有在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创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后才能总结出来。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就需要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可见，毛泽东在当时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而提出的，是把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项目而提出的。

1941年毛泽东为准备这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的教育运动，作出了两大举措。一是把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册出版，并加写了序和跋，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认为调查工作之所以必要，在于离开它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制定政策。他深有体会又满怀谦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这里旧著重印，往事重提，意在弘扬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进一步联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作好准备。二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一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有切肤之痛，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报告通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为指引，总结经验，揭露思想路线的分歧，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报告对全党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不是偶然的。

由于整风学习始终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学习内容和指导方针明确，时间充裕，进展有序，逐步推开，由延安而推向各根据地，由高级干部而推向全党，对于好的经验和成功范例能及时推广，把学习引向深入，对于一度产生的偏差和迷误能及时纠正，避免错误继续扩散。特别是这次整风学习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展开，历时六年多，不仅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普遍解放思想、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无前例的创举。如果把这一创举同当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与中共中央的几个重要决定联系起来考察，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就更为突出了。1941年毛泽东为重印《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随后他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上述文件倡导的一是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二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而反对的是在学习中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是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同时毛泽东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哲学高度提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既是对他自己和领导集体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深化与概括，也是为全党投入整风学习提供的锐利武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正确解决党内高层领导思想路线的问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马克思主义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不断创新和发展，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坚持错误的彻底破产。正如中共中央在支持这一决定的文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纵观整风全部过程，是一次极为深入细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以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毛泽东多年来为更换党的思想路线而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建设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取得全党认识上的一致和团结，都是一项创造性的、极其细致的学习活动，其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共识，也必然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自觉的抉择。党的七大势所必然地把久经考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众望所归”的结果，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曲折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中国的问题要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况来解决。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首先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重申了以下观点：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二是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学习和继承他们的思想，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一个国家的经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列宁也曾经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据此，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始终体现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要走的道路，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不同形式，从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列宁设想过但未能实现的和平赎买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所取得的胜利成果。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今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党的八大及时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搞建设同过去搞革命相比，是一个更困难、更陌生、更缺少准备、更难以完全预料的任务。从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看，要改变底子薄、人口多、科学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实现，对于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力来说，更不能满足于同自己的过去比，同落后的水平比，而要同国际的先进水平比，同世界的发展要求比，而且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变化极为复杂多样，新事物越加层出不穷，突如其来的事件越发难以预料，对我们学习和应对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像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回顾的那样：“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为了深刻地认识这一必然王国，毛泽东早在“八大”召开前夕就一如既往地从调查研究入手，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总结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调查是从既要学习、又要独创、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力求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大关系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从毛泽东综合的十大关系看，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种因素的关系。对于前一类各方面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以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方面苏联虽有40年的经验，但长期以来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致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市场上日用消费品数量不足，质量也较差，货币不稳定，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说明他们只要工业化，忽视了人民的利益。而毛泽东则深刻地理解事物的辩证法，理解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的一致性，提出要适当调整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从而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其结果也必然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对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必须用同样的道理来处理，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结合我国的特点使它们各得其所。对于后一类，毛泽东是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出发的。他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要只顾一头，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等等。认为有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还认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也要努力作转化工作，对待反革命要区别对待，要采取谨慎稳妥的方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对待人民内部犯错误的人，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革命总是多一些人好，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毛泽东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又一次提出学习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这样的学习态度，是党长期坚持的一贯方针。而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更有特殊意义，对斯大林的评价尤其具有关键性。毛泽东在这里以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既顶住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又肯定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分析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作过的一些错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历史又掀开社会主义新篇章的关键时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又一次把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无疑具有继往开来、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论十大关系》的问世，为全党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风。它是社会主义时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良传统的继续，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作出系统探索的新起点。从这篇文稿写成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看，毛泽东继续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精神与锐气始终不减，主要以三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结合中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中也是这样总结的。二是用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吸取历史上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后来的右倾错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批判王明路线，“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三是关于中国的前途，毛泽东明确指出是搞社会主义。他是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居安思危的高度看待未来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有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同时他又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要预防将来”，“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毛泽东正是对上述三个问题深入思考、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作用，制定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和方针，从理论上说，当时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著称的斯大林与苏联理论界的权威人物长期以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无冲突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结为精神上道义上的一致，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相同的方面，也有根本不同的方面，就相同的方面看，其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不同的方面看，矛盾的性质和情况都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是一个极其深刻、富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的创新理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不完全巩固，多种所有制还同时存在，毛泽东认为我国的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调整、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情况来看，这一重要理论又为党中央多次重申，并成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这一著作的划时代贡献，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及时指出我国政治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即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必须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的历史使命。毛泽东以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既错综复杂又十分清晰的社会主义蓝图，为深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更好发挥人民主体地位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多么重要，而背离这一原则，如著作在公开发表前加进的有关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某些不协调的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曲折、损失以至倒退，又是何等严重。理论上未能坚持彻底性和一贯性，正是这部光辉著作存在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

这部著作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以创造性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为基础，引出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首先，在中国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需要从一个最大的客观存在出发，从当时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需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越小越好，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博大胸怀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其次，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根据国家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需要，党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也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三，我国存在着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的产物，也是它们和共产党之间具有长期共存与彼此监督的政治基础所决定的，因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第四，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一很大的矛盾出发，我们必须长期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方针。第五，我国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市场和资金问题，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因此，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兼顾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将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在建国后短暂的七年间，以他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奉献了两部密切联系而又各有特色的姊妹篇，它们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作出了典范。

开拓“新路”和进一步发扬民主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一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另一方面又往往事与愿违，困难与曲折总是接踵而至。其中有对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所致，有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阶级斗争扩大化所致，有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也有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的严重损害。这些都促使毛泽东去思考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较少曲折、避免重大失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我们不能不重提一段十多年前的往事，1945年7月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等人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回顾他说过的已经跳出周期率、找到新路的回答，自然会感到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沉甸甸的分量，他当然知道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精辟论断。可以说，毛泽东决意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来改变当前曲折发展的状况是由来已久的考虑了，于是1962年初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七千人大会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次大会以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主要内容，诚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民主集中制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才能使群众的积极性有共同的目标和认识，民主才能围绕最主要的问题而充分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是贯穿会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

毛泽东对于这次会议当然寄予厚望，尤其是他刚刚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之后，多么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过好民主生活起到进一步动员的作用。为此，他首先改变了会议的规模和形式，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负责人均直接参加会议，“一竿子插到底”的参与总结和讨论，普遍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层次的梗阻和障碍，有利于上下直接交流和沟通，为执政党的民主生活开创了新形式。其次，他针对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的态度提出意见，提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第三，他还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政治运动中有不少干部受到下降和调动等处分的情况提出，不论这些处理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他以大量历史事例证明，许多贤圣的不朽贡献往往是身处逆境、艰苦奋斗的结果。第四，针对某些党委内部民主空气不好，以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来代替党委集体领导的状况，毛泽东认为这种“一人称霸”、“一言堂”的局面必须改变，一定要让人讲话，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五，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对待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就要表示欢迎，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从此不得翻身，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第六，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带头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不足与失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应当说，上述各点突出反映了毛泽东开好这次会议的决心，也反映了他在会前所进行的细致的摸底和调查工作，他针对与会者的不同特点、不同倾向和问题而提出的不同要求，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的，因此会议的主流是健康的、积极的、向前看的，会议的气氛是生动活泼的，比较好地发扬了民主。

这次会议对于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发扬民主的认识，结合建国后12年特别是后四年的经验教训，有了新的提高和深化。一是从克服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正确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来看，主要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是靠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民主，是要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所以毛泽东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可见，发扬民主是克服困难的需要，是正确建设社会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需要。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看，只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巩固，局势才能稳定，才能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见，发扬民主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把发扬民主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的讲话最重要的是联系民主革命的经验，把大家的认识引向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客观世界，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认为虽然干了12年，仍然还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以自己为例，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和商业就不大懂；农业虽懂得一点，但需要学习的方面还很多，像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对于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林业也是较多的懂得农业需要弄懂的。他自认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很少，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从全党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都非常不够，调查研究也还没有形成风气，各行各业还缺少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加上建国初期经济建设上照抄苏联较多，创造性很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贫穷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不可能很快，需要经过长期的反复试验、从成功和失败中作出比较，深入学习，才能逐步认识客观规律，进入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比较聪明的状态。根据毛泽东的估计，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大概要花一百多年时间。这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也是对以往那种不切实际、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左”倾错误的纠正。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历史功绩，是在清醒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又把全党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原则上来。

毛泽东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讲话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围绕大会而出现的民主空气和会前会后制定的一系列甄别平反等政策措施，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转变，出现了“文革”前国民经济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毕竟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而身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又已年近古稀，心力交瘁，对于毕生致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作出重大创新和重要举措，特别是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日益严重、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的情况，直接损害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一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文革”逆流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如上所说，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开创造性贡献，是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结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时期的需要而提出的完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篇章，是独具特色的重大理论成果。

这些重大成果突出体现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创性。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伟大发现和理论创新，中国革命就可能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继续在黑暗中苦斗，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极大可能推迟下去，或者亦步亦趋地照抄苏联的模式。这些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彻底解放人民和彻底改变面貌的重大作用，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时说过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使先前“在黑暗中摸索”的状况出现了“豁然开朗”，马克思在“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从这一评论中不难看到，毛泽东毕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使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他作为指引中国前进航程的舵手是当之无愧的。

这些重大成果也突出体现了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和创新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标题下，从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革命重点转向农村、在农民和红军中发展党员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从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到延安开展细致的整风；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与矛盾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从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到提出一系列解决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到力图扭转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偏差和曲折发展的情况；从倡导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贯穿一切；从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中国实际要马克思主义化的相互促进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大课题，大工程，大事业，大思路，是需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深入研究的。

这些重大理论成果还突出地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和面向未来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需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永远坚持下去的事业。毛泽东的重大成果为这一事业的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途从来没有描绘过终点和尽善尽美的境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不会结束真理。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内乱的磨难后，又终于在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走过了20年，并迈步走向新世纪。历史表明，由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伟事业，仍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作出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没有止境。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阔步前进。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