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梁漱溟的“反省”
——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雅量之争”说开去
康建伟
梁漱溟在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雅量之争”后，便做出了深切持久的“反省”。梁漱溟的“反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局的影响和社会氛围的感染，但这一“反省”仅仅是持于道者畏于势吗？可以看到，梁漱溟对此事的“反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以他此前二十年的探索经验，以他对问题的真诚和执着，他的“反省”当会释放出更多信息。
1921年，梁漱溟提出将宋代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三年后，他辞去北大教职，从“乡村建设”入手，力求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不是持守作为“单独的一个领域”的文化之精神，而是认定，如果此种文化精神靠得住，就能经受住时代提出的问题的锻造，参与开拓新局。这即是梁漱溟心中的“中国问题”。梁漱溟认为社会缺乏秩序是最大的问题。而散漫的中国没有阶级，也就谈不上像国外那样从阶级的对抗、均衡引导出秩序，对抗都没有对象，蔓延的武力徒增民众负担，于社会秩序无补，莫如从乡村基层起步，以一部分民众的合作引起更大范围的民众合作，用民众合作形成的组织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培植经济，引导出政治上的主动参与观念，使建国的事业不落于空蹈。梁漱溟本诸古代中国的伦理精神，对团体、民主、权利、平等、自由诸观念的含义进行化通，经过化通之后的诸观念落实在一个以求和为主的新式团体中。这一实践由于日军侵华而被迫中断，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凭着与梁漱溟不同的思路和路径开拓出一个新的秩序。
梁漱溟1950年受毛泽东邀请来京，参观了中原、华东、东北，1951年到西南参加土改，对共和国有了初步了解后，于1951年10月公开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1952年5月写毕《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并呈毛泽东阅。1953年9月，在政府会议上与毛泽东的争论，只是使梁漱溟从主动思考到“反省”的一个事件。他接下来三年间的“反省”，从心而论方面，是在自己敢于发言的后面察觉到“自高自大”，“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从政治思考方面，是“一贯地拒绝以阶级眼光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满相信自己超身在阶级外”。这些“反省”的一个动力，便是受到国内情形的感染：在中共领导下，许多原来不敢期望的事情都做成了。
更加重要的是阶级问题。梁漱溟所实践的建国之路正是建立在中国没有阶级的理论之上，然而失败了；而中共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和路径实现了建立新中国。梁漱溟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自己对阶级问题的看法？
在潜意识的思考中，梁漱溟存在着把阶级斗争问题放到实现国权统一的成就上来理解的倾向。1959年，梁漱溟开始以学术的眼光来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图说明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文章论述在建立全国统一领导权的情形下，社会主义使人们的心思力气用于对付自然界以求利用厚生，而不落于人与人的相互对付，从而焕发出创造力。1966年，梁漱溟认为，为了根据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要有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一个稳定的、统一的、能够使社会的生机得以开发的秩序是梁漱溟孜孜以求的，毛泽东再次开始了这个历程，这令梁漱溟叹服，而他们二人又曾是颇能谈得来的朋友，所以，梁漱溟晚年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
梁漱溟努力把阶级斗争、党的领导放到他对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思考所开发出的范畴中去。在1950年到1951年写作的《中国建国之路》中，梁漱溟就郑重地把引进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作为中共的重大成就，1974年所著《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专门论述了“革命从心出发是中国革命的特色”。梁漱溟仍在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位置。
对阶级问题的思考似乎有从属于国权统一而有力量、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这两个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梁漱溟著作中是一个隐约的逻辑。如果我们读到梁漱溟在毛泽东去世四个月后写作的《我致力于乡村运动的回忆和反省》，或许会确信这一点：“我诚然错了，却并非全无是处。老中国社会既有其一般性……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但世无久而不变之局……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之特殊性一面，卒必将显现出来。……在散散漫漫原乏两大阶级形势的中国，只能一时借用之或引申譬喻而用之。一旦中国社会本质（特殊性）彰显……我可以断言其前途先见分化，后则为多元中心的合作，分化出于事实所不可避免，合作则我们民族固有精神之所趋也。”梁漱溟把阶级斗争看作一种借用。
1980年，梁漱溟对美国学者艾恺说，过去动乱，就是动乱不厉害的时候也缺乏民主，缺乏法制，现在比较上轨道。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如何使得昌明的法制、统一有力的国家、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协调起来，仍是梁漱溟深切持久的“反省”带给我们的反思。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