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曹守亮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发展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毛泽东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学习和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q-的矛盾及计划等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这些探索对中国社会主义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 探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解读，也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利弊的总结反思，更多的是在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理论提炼和思想升华。这些认识既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成绩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导致建设实践中遭遇挫折和失误的重要理论渊薮。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局限，很多正确的认识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和“文革”的爆发被误读、被庸俗化，甚至被他本人抛弃，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又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渊源。
一、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曾设想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在中国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1](pp.316—317) 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2](P. 175)毛泽东通过“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作了热火朝天的试验。随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尤其是遭遇到重大失误和挫折之后，毛泽东对这一重大问题又作出了更为理性、更加实事求是的探讨。
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不仅自己纠正了以往的认识，而且还在多个场合批评了急于求成的简单化倾向和机械教条的本本主义倾向。“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3](p. 872)以致于很多地方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平均主义做法，引起了同农民关系的紧张。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毛泽东基本上赞同斯大林提出的三个标准，毕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毛泽东还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制定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彻底解决衣食住问题、实现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及人民群众觉悟大大提高。[6](p. 142)这一标准很容易将生产力具体标准排斥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据此，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社会主义，自认为找到了斯大林没有找到的“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适当形式”。[4]（p.66）因此，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4](p.66)
不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等重大挫折，这促使毛泽东在数年之中又作了大量的思考，随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认识的逐渐深刻，他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断得到校正和丰富。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承认矛盾的同时，又对中国的矛盾作了夸大化的处置，成为中国在其后二十年所犯“左”的错误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
这些正确认识“后来未能得到坚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关系。”[11](p.417)这从理论上反思了中国犯“左”的错误的原因，也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毛泽东最初探索的价值；后来实践中的反复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呈现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仍然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他首先意识到的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1959年12月，毛泽东从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了生产关系要先于生产力变革的规律性认识。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4](p.170)不久，毛泽东将这一认识上升为普遍规律：“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10](p.571)。
1958年11月，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4](p.70) 1959年12月，毛泽东又指出：“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4](pp.259—260)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分阶段的思想正在逐渐成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4](p.296)在1959年的毛泽东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算是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其长期性和艰巨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毛泽东通过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比较深刻地探讨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反映出了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问题探索的深度。
1960年毛泽东在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谈到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
对比中苏两国在发展国民经济时所掌握的平衡规律，毛泽东对计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认识到计划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能做到有计划掌握好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谈到了计划问题：“大跃进的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3](p.884)对比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认识，毛泽东对计划的认识显然肤浅许多，没有将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分开来，是其认识上的局限。现实社会实践的缺乏，不仅对于指导经济建设和总结历史经验来说是困难的，而且也严重阻碍了理论探索和升华。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其实就是一场将所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付诸实践的社会试验。既然理论不尽完善，那么实践起来就难免出现偏差。为追求美好社会理想付出代价本身就是值得的，更何况这种代价在今天看来是不得不付出的。今天看来，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由对生产关系的推崇到注重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关系的探讨已经触及到了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质，是非常可贵的。
1959年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3](p.894)在毛泽东看来，当一定时期，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对于生产关系的调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说：“所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生产力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4](p.17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4](p.216)具体到生产关系的调整， 196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指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8](p.2152)毛泽东也坦言他本人注意到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也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盲目性，生产力的重要性没有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上固定下来。毛泽东的“需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3](pp.916、917)，确实乃是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后的痛定思痛之论。毛泽东开始尝试着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是他研究的突破口。
二、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问题，在整个20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并没有弄清楚，以致于随着人民公社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出现了违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做法，其中以“一平二调”和“共产风”最为典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批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谈到了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4](p.39)这一阐述将教条主义的危害暴露无遗，同时也使很多人在中国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问题上吃了定心丸。毛泽东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4](p.40)毛泽东在这里紧密地将理论与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强有力地批评了将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本质的教条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从中国国情出发估计了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阐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工作会议上指出：“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不能混为一谈”，“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pp.435、439)毛泽东结合苏联的理论认识作了进一步分析：“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4](pp.49—50)历史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也就能够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商品经济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pp. 48—49)联系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认识的价值所在。因此，毛泽东对不能够正确认识商品经济的倾向给予了批评并加以澄清：“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用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2](p.434)对比中苏在发展社会主义上存在的差距，也就使得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不言自明。
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才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会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大原则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碍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12](p.100)这一认识对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时代性和长期性有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即商品经济的认识，在当时发挥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李先念在1958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和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指出：“前一个时期，有人说银行要消亡了，行长要转业，货币和价值法则都不起作用了，这些都是错误的。通过会议的讨论，现在算是明确了，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货币都必须存在，按劳取酬还是必须遵循的，即使它是资产阶级法权，只要对我们有用，还是要保留的，即使将来共产主义实行各取所需，也只是大体上说的，也不能打开仓库，要什么，拿什么”[12](p.101)李先念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消灭商品、取消货币、无视商品价值交换原则等认识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认识。毛泽东这廓清迷雾，统一认识的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探索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认识，花费的时间更长，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进而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13](p.844)近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最初探索的难能可贵。应该说这一理论认识是正确的，但又是初步的，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广泛的共识，抑或者说是超出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因此，这成为“共产风”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作了总结 [8](p.2047)。对“大跃进”中炼钢指标的认识，毛泽东作出了分析反映出毛泽东对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盲目性的认识。他指出：“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
实事求是地讲，造成出现巨大盲目性的因素中客观性因素占据了重要地位。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就是在黑漆漆的黑夜中摸索着前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毛泽东和陈云所感受到的“很大的压力”，对于我们理解1958年的“大跃进”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左”倾错误思潮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泛滥也绝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导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有着比较深厚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因此，这在客观上要求共和国史研究者对历史的研究和评价应该持一种辨证、客观的态度。
鉴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十年总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毛泽东撰写的《十年总结》这一珍贵文献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中国十年中发生许多重要事件。《十年总结》，反映出毛泽东对及时总结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和历史自觉。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从局限性和总结失误教训的角度阐述居多，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探索在遭受到重大挫折之后，陷于空想，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具体分析的观点，并不能代替从正面发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从正面阐发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价值应该成为一个值得下大力气关注的研究领域。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得失两存之，所以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也是正确与失误同在，成绩与错误并存。这一探索所具有的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毛泽东——引者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探索，确实为后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17](p.77)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既来源于本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来自于对他国经验与教训的批判吸收与借鉴，更是以这两类认识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照、凝练和升华所得。它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对于深刻理解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另一方面又直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M），内部资料，1998.
[5]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6]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五)[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9]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M），内部资料，1998.
[11]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12]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4] 毛泽东.十年总结[J]，党的文献，1992,(3).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7] 梁柱.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