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逸神飞：1949年前后毛泽东书法的嬗变

翰逸神飞：1949年前后毛泽东书法的嬗变

陶永祥

[摘要]毛泽东的书法历程，基本上是沿着楷书 —行书—草书这样一条路径渐次演进的。 1948年之前，毛泽东的书体比较稳定地保持了自 1940年以来形成的那种典型的行书书体。从 1949年开始，毛泽东笔下草书的成分有了增加。表现在行书结体的基础上增加笔画的简省和连带。通过分析研究毛泽东一个时期内书体的整体特征，可以据此大致判定一些书写手迹的书写时期。

1959年，毛泽东曾在济南与舒同说起自己的书法历程：“我练字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 1938年到 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冯都：《舒同与毛泽东的翰墨情缘》，《湖南工人报》2010年 10月 27日。）这段话大体上说明了毛泽东前半生的书法实践历程。以“欢快飞动”来评价自己“进北京城后”的书法风格，说明毛泽东认可 1949年前后是他书法的一个转折点，并且对这种转折之后的书法风格颇为自得。本文主要从书体变化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毛泽东书法是如何走向“欢快飞动”这一境界的。

一

毛泽东的书法历程，基本上是沿着楷书 —行书—草书这样一条路径渐次演进。大体说来，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在楷书上用功颇多。大约从 1915年之后，开始演变为行书。此后的 20余年间，毛泽东书体大多是以行书示人，间或有个别手迹中出现为数不多的草字。在 1940年前后，毛泽东的书体出现了一次体势之变，字势由前倾（即字的纵轴为上左下右）变为后仰（即字的纵轴为上右下左），用笔劲利、断笔较多、笔画伸展的行书书体成为主流，草体字几乎不见踪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48年。

进入 1949年，毛泽东的书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为直观起见，我们选取 1948年至 1950年间的几件书法作为例子进行比较。

1．《无产阶级领导的……》题词（ 1948年 4月）（图 1）。行书大字，字体欹侧，长横、长撇秉笔直书，极尽伸展之能事，以致于撇画舍弃弧度，迳以斜向的直线写就。如“产”、“反”等字。用笔劲利，书写快速，大约是在较为光滑的纸上写就，故而在入笔处形成方笔效果，而提笔运行时因较快的书写速度而形成楔形笔画，乃至一些横画出现细若游丝的效果。在章法布局上，字与字的大小、间距变化不大；行距较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笔画细疏造成的空疏。

2．《致吴晗信》（ 1948年11月24日）（图 2）。横行行书，字体以欹侧取势，用笔舒展。与上述题词相较，撇画同样写作斜向直线，如“辰”“若”“广”等字。只是此信用纸似乎略为绵软，故起笔、收笔处较为圆润。

3．《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信》（ 1949年 4月 30日）（图 3）。较之先前的书迹，毛泽东这封书信书写风格有一些明显的改观。虽然“庆”“原”等字的长撇依然沿袭先前那种长枪大戟、大开大合的行书风格，但就整篇而言，书写时笔画在向外舒展的同时增加了圆转回圜的内敛笔意。用字以草书为主，如第三行“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几乎字字都是草体。这在 1948年之前的书迹中很少看到。

4．《致江庸信》（ 1949年 8月 19日）

行草书。通篇笔画纤细瘦硬，轻快灵动，明显是笔锋着纸较浅，多以笔尖书就。单字结体虽仍保持行书阶段的斜势，但似乎在努力改变以前那种点画紧凑和堆积的特征，因而松疏萧散，以致大小错落。字与字之间相对独立，但单字的连笔书写极为普遍。一些单字，如“识”“成”“行”等属于典型的草书字体。

5．《致杨开智、李崇德信》（ 1950年 4月 13日）。字体行草兼用，可归为行草书。前页基本上字字独立，字与字间连属较少，但字内笔画则是能连则连，绝少断笔。后页字间牵连明显增加，通行颇有“一笔草”的气势。个别字还保持了行书阶段长横、长撇的特征，如“岸”“寿”“并”等字，但总体上以草书笔意为之，书写时笔势连绵，使转流利。

6．《为〈北大周刊〉题词》（ 1950年 4月 21日）（图）。以行书为主，个别单字，如“四”、“建”等，草体意味较浓。最后一字的竖画按笔直书，一画到底，颇有气势。

二

从以上几件书迹可以看出， 1948年之前，毛泽东的书体比较稳定地保持了自 1940年以来形成的那种典型的行书书体。这种行书比较突出的特征，从用笔上来说，是起笔劲利，运笔迅疾，长横长撇较少弧度，并多呈斜直线，一画到底，字内笔画间或断或折，较少圆转；从结体上来说，是字形结体颀长宽疏，字势呈上右下左方向倾斜；从章法上来说，通篇字形偶有大小错落，但字势统一，较少变化。

从 1949年开始，毛泽东笔下草书的成分有了增加。这一方面表现在，在行书结体的基础上增加笔画的简省和连带。如“先生”二字，

在例 2中“先”字末笔为竖弯钩，“生”字另起笔书写；例 3中“先”字末笔简省为一个短弧，并以牵丝与“生”字起笔相连，从而由行书变为草书。另一方面，就一些单字来说，其草书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化、规律化的写法，这是书法艺术经千百年发展深化而来，并不仅仅是将行书的笔画进行简单的连写。如“感谢”二字，例 2中的行书与例 3中的草书字体写法差别就很大（见表 1）。类似的还有“到”“请”等字。应该说，毛泽东笔下的这些草字，与传统法帖中常见的稳定写法十分吻合。

1949年开始出现的这种变化，对毛泽东以后的书体走向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从 1950年的书作来看，毛泽东显然已经比较刻意地在书写当中注意了笔画的牵连，像以前行书中那样几乎一笔一提按、笔画断多连少的现象大为减少。笔画相连带来的变化，一个是方折减少，圆转增多；另一个是向四周拓展的笔画减少，而向内收敛的笔意增加。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体，整体而言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棱角分明，字形虽然还是多取纵势，但已有相当一部分字开始朝着圆、方、扁的方向演化。在字体的运用上，一些常用字的草书写法则已了然于胸，信手拈来。如果单独拿出来看，甚至很难将它们与毛泽东此前那种大开大合、结体欹侧的行书字体产生联系。

考察一下这期间毛泽东笔下书体与书写内容的关系，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1949年之后，毛泽东书写的草书，多用在写给个人的书信，或是自己抄写的古人诗文当中，而在题词中，书写时保持之前行书的意味更多一些。这或许是因为：首先，题词用字较大，用以前那种笔画开张的行书书写，便于写出气势来；而书信用字小，字数多，为追求书写速度选择草书更为便捷一些。其次，或许在毛泽东看来，像题词这样示以众人的场合，还是运用比较容易识读的行书字体比较合适，毕竟草书是一种符号性强、高度抽象的艺术字体，相对于普通民众的接受水平来说还是有一定辨识难度的。因此，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草书已然达到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准的时候，他在题词中更多地还是使用行书。再次，熟练掌握一种字体并形成书写习惯，乃至形成自己的风格，毕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看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笔下的书体经常出现行草夹杂的现象，同时也有因注意了笔画的连带致使笔力减弱的情况，恰恰反映了其书体处于变化当中这样一个事实。

三

归纳前文分析，我们对毛泽东 1949年前后书体的特征可以有这样的概括描述：

其一，通篇用字行草杂糅，某些单字以典型的草书字体出现，字字基本独立，较少连行；

其二，字形结体基本保持了此前右高左低的后仰及纵向取势，但一些典型的草书单字开始朝圆、扁、方的趋势发展；

其三，一些笔画保持了以前行书的书写习惯，如长横、长撇，以及横折的耸肩锐角等，同时也出现了按笔直下的长竖等新的典型笔画；

其四，运笔以提笔疾行为主，故而连笔多，断笔少，圆转增多，方折减少。起、收笔处多露锋，偶有按锋切入形成方笔效果。同时，整体笔画纤细轻快，甚至有绵软孱弱的地方。

从书体的角度作出如此描述，不仅是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嬗变的关键，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在毛泽东书迹资料中，特别是他抄写的一些古代诗文和自作诗词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注明确切的书写时间。当前出版的一些毛泽东书法资料，遇到此类情况，往往都只好按照文学作品的历史顺序加以排列。作为书法资料来说，这种没有书写时序的排列，很难确切反映书者书法艺术演进的轨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通过分析研究毛泽东一个时期内书体的整体特征，可以据此判定一些书写手迹的书写时期。

比如《书苏轼诗〈题西林壁〉》（图 7）（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文物出版社、档案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84页。），是毛泽东书但没有注明书写时间的一首古诗，书法艺术水平很高，有很多出版物都收入了这幅手迹。书写用纸无界格，原大不详，但从字形判断，用纸应是十六开大小。

整体来看，此书属于行草书，单字用草书较多，字字基本独立，偶有连属；从字形结体看，以右高左低后仰取纵势为主，个别字如“侧”“低”等则呈扁、圆；从笔画形态看，一些笔画保持了以前行书的书写习惯，如“庐”的长撇，“同”“面”“目”等字横折笔画的耸肩转；从用笔看，起、收笔处均露锋，笔画整体以纤细轻灵为主，笔锋入纸较浅，以笔锋尖运笔为多。偶有重按笔锋直行的竖画，如“横”“中”的竖画。

再来比较几个单字。这件书作中的“成”“不识”等字，以及署名“毛泽东”，都是典型的草书，而且无论在字形结体还是在运笔节奏上，都与他 1949年 8月 19日所书《致江庸信》中相同的字如出一辙。书中“同”“面”“目”等字的横折笔画，形成耸肩的锐角，也与《致江庸信》中类似的字相同。“中”的最后一笔垂竖，是深按笔锋用力直下的写法，与 1950年 4月《为〈北大周刊〉题词》中的“斗”字最后一笔有异曲同工之妙（见表 2）。

可以看到，这篇书作不仅在整体风格上与我们前文总结的毛泽东 1949年前后的特征十分吻合，而且单字与他 1949年 8月所书《致江庸信》等作品中相同的单字在造型、笔势乃至运笔的节奏上都如出一辙。因而可以判定，这篇《书苏轼诗〈题西林壁〉》的写作时间应该就是 1949年前后，甚至可以更精确地说，它与图 4《致江庸信》的写作时间相差无几。

四

最后，回到书法艺术的视角，探讨一下 1949年前后毛泽东书体的变化在他整个书法历程中的意义。

毛泽东说， 1949年之后他的书法开始“欢快飞动”了，这实际上正反映了他的书体由行入草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字体相较而言，草书具有笔画简省、书写连带的特点，天然具有一种动感。古人云：“草贵流而畅。”又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即是说，草书的突出特征是“流畅”，是“动”，草书点画可以千变万化，这是建立在变动不居的笔锋挥运与使转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书写者来说，自然就有“欢快飞动”的审美体验。

前面说过，在 1940年之前，毛泽东也曾有行草夹杂的用字习惯，经 1940年的体势之变后，他的书迹转而以行书为主。而从 1949年开始，笔下又较多地出现了草书。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用字习惯的轮回。但仔细比较一下 1940年之前与 1949年之后两个阶段的草书，则会发现，这两个时期的草书在用笔、结体以及章法诸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1940年之前毛泽东的草书字体，如《致杨令德信》（ 1938年 12月 14日），由于习惯纵向结字，笔画在左右的方向几乎没有伸展，因而结体局促收敛，通篇布局也缺少轻重大小的变化节奏。从笔画形态看，因为当时毛泽东还习惯于枕腕书写，笔锋的活动范围不大，贯注到笔尖的力量有限，因而笔画略显纤弱迟疑，飘虚拖沓之处也不在少数。

经过 1940年至 1948年间行书的书写实践，毛泽东笔下那些极富夸张意味的长横、长撇的运用，使其书法结体在左右的方向上有了极大的拓展，也使他运笔结字的空间感大大增强。同时，经过这段时间悬腕书写的锻炼，他对运笔力量、节奏的把控已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在 1949年前后毛泽东再度开始钟情于草书时，他在用笔的提按使转、结体的穿插揖让以及通篇章法的布置安排上都显得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体现在纸面上，是笔锋走向精准到位，点画布置从容有度，字形结体雍容宽疏，章法布白变化多端。古人在论及楷书、行书和草书的关系时说：“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可见，之前长时期的行书实践，是毛泽东在 1949年前后再次转而研习草书的坚实基础。

此后，毛泽东对草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的书迹也“越来越草”，直到上世纪 50年代中期形成风格独具的“毛体”草书。由此看来，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这一由行入草的书体转变，是毛泽东书法艺术境界又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重要环节，在他典型书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作者陶永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馆员，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