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毛泽东对多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选择

五四时期毛泽东对多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选择

白冰

[摘要]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历经多种选择而不断扬弃的过程。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混合物，而无政府主义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通过亲身参与 1919年的驱张运动和 1920年的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在实践中明白了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和会员们一起将学会的宗旨定为以布尔什维主义改造世界与中国。至此，毛泽东通过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五四时期，当毛泽东面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潮水般涌入中国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时，他“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8 页。）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历经多种比较不断扬弃进而作出最终选择的过程。

一

在早期，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改良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转化过程。（参见黎永泰：《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74 页。）毛泽东早年所处的时代，是“俄虎、英豹、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牙张牙，……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版，第452—453 页。）的时代，他所居的湖南省则既是“沿海传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又是广东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争夺的战场”（金春明、陈登才：《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第2 页。）。面对这种客观形势，有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志向的毛泽东，为寻求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而有过诸多尝试。他曾景仰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甚至曾倡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可见，当时的毛泽东所希望的是通过民主革命手段改变旧中国。然而，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被袁世凯所篡夺，这些都让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寻求新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较大兴趣。毛泽东初始接受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复杂交错的思想。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 （参见﹝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年版，第50 页。）在这个混合物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也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助推力。（徐广善、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79页。）

二

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潮之一。当时，无政府主义团体大量涌现，广泛分布在四川、广东、江苏、上海、北京、长沙和武汉等省市，总数约达 70余个。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刊物总数也达到 70多种，较有影响的有《进化》《互助》《学汇》《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等，出版书籍达 35种左右。（参见高瑞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345、346页。）

当时，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易于被接受并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的需求。日本学者幸德秋水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盛行是因为民众对当时“国家社会的绝望”，而“专治政府是无政府主义之制造厂”。（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页。)　无政府主义闯入中国之时，正值国内维新变法运动夭折、和平改良幻想破灭之际。同时，一战时协约国鼓吹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余波也流到中国。其次，20世纪初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得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的绝望，因而产生愤激的情绪。这些都为无政府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91页。）最后，新文化运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仅无政府主义符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要求，“率先提出了普及教育、改革家庭和维系家庭的旧文化，以及妇女解放、个人解放的要求”，而且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并热情讴歌这场革命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引起了中国人对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浓厚兴趣。十月革命的成功，激起激进派对无政府主义的浓厚兴趣，而这些激进分子就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25、157页。）“不少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程度不同地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有的甚至是从无政府主义那里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 238页。）从这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谓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无政府主义者可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

三

1911年，毛泽东在长沙当兵时，“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由于江亢虎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这是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触电，他还热情地“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页。）

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1915—1920年是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影响的深入阶段。1915年《新青年》面世后，毛泽东“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92页。）　周世钊曾回忆说，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就是在 1915年读了《新青年》之后。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毛泽东接触《新青年》思想的契机，那么《新青年》就是毛泽东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探索的窗口，其中就包括无政府主义。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等都曾发表过肯定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青年》也曾发表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对《新青年》的喜爱，对李大钊、陈独秀和杨昌济等人的崇敬，势必影响到他的思想选择。

1918年 4月 14日，毛泽东和萧子升、萧三、何叔衡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目的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规定，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34页。）这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的“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的规定是有相同点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还未完全摆脱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仍然希望通过修身自治而影响他人、社会，最终达到互助改造的目的。

同年 10月，毛泽东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到北京筹集资金，在京多次走访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李石曾曾对他们称自己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的思想。 （参见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地管理处编《风华正茂的岁月——新民学会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37页。）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由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中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的接触较为密切。他曾和自由主义者邵飘萍进行过多次谈话，还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前景”，并且“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3页。）在京期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但以无政府主义影响为主。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李大钊那里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李大钊当时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其文章中还掺杂着无政府主义的词汇，所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李大钊曾告诉毛泽东，“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66页。)　此外，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处在以简单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其理论吸引力与感召力自然比不过“说得好听的”无政府主义。再次，从毛泽东当时对传统修身致圣的理解以及新民学会的宗旨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渴望的是一种和平改造中国的手段。所以，此时他还是“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选择，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已经影响到了毛泽东，亲身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成为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加速器。

1919年 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向新民学会会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不久，适逢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与张国基、易礼容等人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支援全国学生运动，发动学生总罢课。7月 14日，《湘江评论》发表创刊宣言，并在第二、三、四号连续刊载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了“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力量最强”的主张，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解决现实问题。尽管在改造世界手段上，他仍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71页。)，对于民众大联合以后的行动，他还赞成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有互助的道德”的方式，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14页。），但这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一是毛泽东之前感受到五四学生运动联合力量，已经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能够迫使政府作出妥协；二是毛泽东当时深受无政府主义和传统文化影响，认为中国还不适宜采取俄国激进、流血的革命，而可以通过联合，使社会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以在 12月刊载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甚至还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对于社会的改造，当时的毛泽东希冀通过“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来改变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10页。)这种建立“各取所需”公共社会的空想，被后来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证明是不能成功的，但当时毛泽东还不能认清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

当毛泽东正在为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和“新村”实验制造舆论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因毛泽东煽动学生闹事，封闭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与各方各界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到北京请愿，最终迫使张敬尧离开湖南。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的成功，使毛泽东更加坚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1920年 2月，在致陶毅的信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2页。）

同时，毛泽东与李大钊接触更加频繁。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其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此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明确。驱张运动后，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目的如何，用什么方法达到等问题依然觉得茫然。如果说，驱张运动是推使毛泽东由无政府主义趋近马克思主义的契机，那么，湖南自治运动可以说在实践上真正把毛泽东推向马克思主义。

驱张运动之后，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如何改造湖南这一新问题，自 1920年 6月起，毛泽东先后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意欲建设一个理想湖南，把“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连根拔起，让湖南人民自决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8页。）然而，7月 22日，湖南新督军谭延闿发表“祃（祃，即 22日。）

电”，意欲把“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相混淆。毛泽东对此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这一类似于“新村”的方案，幻想以湖南为先，“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而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3页。）随后，他又在《大公报》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一文，并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希冀通过联合民众进行和平行动迫使军阀妥协，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只能失败。（《毛泽东传（1893—1949）》，第 68页。）湖南自治运动是在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进行的，是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能够消灭国家的理论空想。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建立代议制政府”“社会互助论”等民众联合互助式改良方法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只能是“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的”空想。（《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03页。）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唯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70页。）与此同时，毛泽东热心搜寻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书籍，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等著作，开始认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读，使毛泽东开始认清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让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现状。1920年 12月 1日，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打破“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困境，就必然要选择俄国式革命。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73页。）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举行新年大会，大家一致认同新民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世界与中国”。至于改造的手段，毛泽东同何叔衡等 12人赞成了布尔什维主义。至此，毛泽东通过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四

五四时期是毛泽东从民主革命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时期。面对着封建王朝的腐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面对着新文化运动带来救世救民的新思想和各种流派的齐涌并进，青年毛泽东怀揣着心系天下的大志，苦苦寻求一条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道路。

在 1921年之前，可以说毛泽东有过多种主义、多种思想，其中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更为明显。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与各派学者交流之后，在《湘江评论》发刊词及二、三、四号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皆流露出无政府主义思想，甚至在后来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也仍然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的端倪。历史的选择告诉我们，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脱离不了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不少时候是同无政府主义混淆不清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在客观上部分“承担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的双重任务”。（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 196页。）许多共产主义者都是“经过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坚决地走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彭明：《五四运动史》，第 612页。）

然而在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同时，毛泽东又注意批判、检验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是否适应。他本着“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态度，通过亲身参与“驱张”“湖南自治”等运动，在实践中明白了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34页。）尽管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还恋恋不舍，但是社会革命最终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作者白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