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

蒋建农

关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确立说”“重新确立说”“实际上确立说”“没有确立说”等几种观点。那么，遵义会议到底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呢？笔者围绕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探讨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问题，可以从“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时期”两个概念，即从遵义会议本身和从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及其决议的最后通过乃至下发、传达与贯彻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伟大转折，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它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把研究的视野往前回溯到红军长征开始后遇到的几次大的挫折、往后延伸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兴起。

一

首先看遵义会议召开前的情况。

第一，毛泽东是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首要人选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央苏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摸索出的红色政权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一整套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红军由弱到强的重要指针。但是，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和对红军指挥权的把持，在 1932年 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受到进一步的指责，毛泽东也被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虽然在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周恩来和朱德等继续实行毛泽东既往的军事方针，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之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而采取的红军主力分兵出击、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主力军团准备与国民党军“总决战”等军事冒险行动，已经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奉行分兵把守、短促出击、以堡垒对堡垒、决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军事教条主义主张，实际军事指挥权逐步地为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苏区实际的李德等所把持。他们实行一条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 剿”节节失利。1934年 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和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此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继续发展，并最终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惨痛的教训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毛泽东成为他们心目中替代已经走投无路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重新走向胜利的首要人选。

第二，毛泽东是红军转兵贵州摆脱危机的主导者之一

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在深刻洞察红军面临的危险处境基础上认为，当时最要紧的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他坚决反对那种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转兵贵州本来是依据当时的客观实际为挽救危局而不得不采取的有效措施，却因为触及教条主义者僵化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变得异常艰难。毛泽东通过运用“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作用实现了这一转变。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的原则，并为各路红军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所严格遵循。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上的讨论，得到了包括“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在内的多数同志的支持。此后召开的黎平会议，进一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页。）在 1935年 1月 1日举行的猴场会议上，为了削弱“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中共中央再次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6页。）这样，不仅保证了转兵贵州决定的实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正是因为成功地转兵贵州，红军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得到休整之机，从而使全军看到了希望，这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的重要前提。

第三，毛泽东是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发动者

从长征开始，围绕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红军将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渐趋白热化。毛泽东不仅适时提出正确的进军路线和作战方针，而且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进行深入细微的工作，耐心细致地分析形势，指出当时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史料为证，这里不再一一列出。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流，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毛泽东除了主动地与相关同志在会下分别交流意见，更多的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党的正式会议上毫无保留地亮明观点，直接与李德、博古等交锋，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不计个人得失，坦坦荡荡、表里如一的气度与胸怀。黎平会议正是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参见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67页。）

总之，遵义会议前，广大红军指战员把扭转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已经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中心舞台上。

二

遵义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只有三天，主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确定红

军之后的行动方针。其主要成就有三：

其一，会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军事指挥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并将其确定为红军之后的作战方针。这在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及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发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二，会议剥夺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3页。）这标志着军事指挥体制的转变和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最高决策层。

其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整整一年后，中央领导核心层的又一次重要变动。一年前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为书记处书记。（参见《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48页。）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正式的组织决定，这标志着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之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参见《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49页。）　杨尚昆曾回忆说：“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18页。）因此，遵义会议决定，俟后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陈云文选》第 1卷，第 43页。）在随后酝酿更换党的“总负责人”时，据周恩来回忆：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446页。）可见，在当时大家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的首要人选，只不过是因为他个人坚决不同意而作罢。

总之，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不只是因为他和周恩来、朱德一起承担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责，也不只是因为他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而加重了他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更主要的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转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一贯力行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重新为党中央所接受，成为指引红军转危为安的行动指南。

必须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因为当时毛泽东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而否定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反过来问，遵义会议并没有立即改变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那么，他在遵义会议后还没有移交职务给张闻天以前的那段时间里所发挥的作用，能够和毛泽东相比吗？笔者以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之所以谢绝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至少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自党的二大确立了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我们党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的决策都要听取甚至是完全秉承共产国际的意见。虽然在长征出发前夕，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意外中断，客观上使得遵义会议能够由我们党自主召开并决定各项事宜，但是，能否立即全面更换原来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选，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不能不顾虑的问题。二是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当时最紧迫的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为避免更多的争论和分歧，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非常策略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9页。）；会议虽然对博古等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是并没有撤消他们的职务；会议采用恢复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领导体制的办法，替代“三人团”的指挥机制，显得更顺理成章，便于人们接受。三是从操作层面看，毛泽东不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能更好地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使领导决策更科学，更易于贯彻实施。上述做法，避免和减轻了因人事变动造成的震动和影响，维护了全党与全军的紧密团结和高度统一。在后来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博古、凯丰等一些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并仍然坚持自己错误观点的同志，包括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李德，都坚定站在党中央一边，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谢绝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这一做法的高超智慧和深远考虑。

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粉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争取长征胜利方面

持“没有确立说”观点的论者，把 1935年3月 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决了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战斗的意见，并免去毛泽东在一个星期前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一事，作为重要论据。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之战，是在中央红军士气最低落、身心最疲惫、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生死攸关的绝地反击；对于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来说，则是对其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的最直接的检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把因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等一系列严峻情况的挑战。从军事学角度看，指挥四渡赤水之战有别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围剿”时的战役指挥，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红军生死和中国革命存亡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指挥。当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的。从 1935年1月下旬离开遵义到 5月 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长达 4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安排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的，而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充实。不要说红军作战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就是在中央决策层和高级红军将领中，能够完全理解毛泽东战略意图的也为数不多。特别是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客观上也不允许把全局的作战计划悉数、及时告知分路行军的各军团首长。因此，质疑甚至是责难在所难免。打鼓新场之争是当时大大小小诸多争论之一，相对于过去“三人团”的独断专行而言，这是遵义会议之后军事民主和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新气象，也是毛泽东重新肩负军事指挥重任后的一个插曲。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并被免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当天晚上，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毛泽东，又打着灯笼找周恩来反复陈述利害，打动了周恩来，继而又说服了朱德。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大家又都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鉴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3月 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没有因为打鼓新场争论而动摇，反而得到加强。

必须强调的是，当时即使是毛泽东也无法立即改变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他在指挥四渡赤水之战时，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最大的胜利。因为对敌情判断不明，他也有过指挥土城战斗和鲁班场战斗失利的事例。但是，和“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调动敌人，在赤水河两岸与强敌周旋。这其中，至为重要的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正如 2月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所指出的：“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448页。）他根据敌情变化，率领中央红军反复往返于赤水河两岸，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彻底改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 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沙窝会议调整常委们的分工，正式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467页。）这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军事指挥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他成为党内“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长征抵达陕北后，11月 3日，毛泽东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6年 12月 7日，毛泽东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从此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是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第二，在维护和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方面

学术界在论及遵义会议时普遍认为，当时只集中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没有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一般来说，政治路线是指党的纲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的确，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中如何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的问题（这是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以后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更没有涉及九一八事变后因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政治路线应该做相应转变的问题。但是，遵义会议时期的党内斗争，却大量涉及与政治路线息息相关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内容。遵义会议决议就强调：

“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 ××同志（指博古——引者注）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会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26页。）遵义会议时期，从转兵贵州和相继在川黔边、川西、川滇黔、川陕甘探索进军方向，到最后确定在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认真分析进军方向地区敌我力量、阶级关系、民族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后，逐步明确的；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改变军事体制、调整和充实中央领导核心、重新起用过去受到错误打击的同志等，是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完善党的组织路线来实现的；而积极地开展党内斗争、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与团结统一，则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有力武器。毛泽东重申并进一步阐明了上述原则、方针和思想，融会贯通地将其运用于遵义会议时期的伟大斗争实践，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挑战，极大地维护了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为最终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困扰，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第三，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和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方面

能否找到和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立脚点，关系到红军能否真正转危为安，也关系到长征最终能否胜利。肩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毛泽东在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率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将寻找新根据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毛泽东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上世纪 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中心发生转移。（参见蒋建农：《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党的文献》2013年第 4期。）在传统的革命中心——中国南方，自叛变大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在与新旧军阀的混战中逐渐胜出，并在 1928年底从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其反动统治日渐巩固；而北方的反动封建统治势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打击，并在与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落败；与此同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亲身经历了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努力落空，对中国革命中心自南向北大转移的历史趋势，产生了切身体会。其次，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战略依托与支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进军的方向指向与苏联接壤的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机之中，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在中央苏区他领导发动宁都起义时一个很重要的旗号就是“联合抗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不仅在 1932年 4月就发表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还曾与爱国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作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重要棋子的红七军团和红二十五军，都是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在刚刚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毛泽东就在1935年 6月 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 461页。）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

在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1935年 9月 9日，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作了局部调整。9月 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新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那里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方面系统阐述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全面调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气力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以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等。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 26个县、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落脚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总之，遵义会议本身虽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但是，在贯彻和运用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领导各路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并取得长征胜利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挑战、维护全党与全军团结统一的过程中，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中，在完成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并最终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历程中，毛泽东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成为全党和全军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四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这段历史亲历者的共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非常清楚遵义会议并没有推举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他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表明：“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文集》第 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9页。）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他在 1943年 12月明确指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 89页。）　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夕刚刚再任中央秘书长，他在 40多年后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明确要求删掉原稿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一语中的“实际上”三个字。他说他当时是党的秘书长，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会后的行军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参见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第 68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也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45年 4月21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 6月 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总之，中国共产党经过成立后的长期磨难与锤炼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血与火的洗礼，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以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任弼时等同志，后来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如果没有这个稳定、成熟的领导群体，就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开始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从而否定“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并剥夺其领导权，长征就不可能出现根本转机；如果没有在四渡赤水等生死较量中的检验，遵义会议的精神就得不到切实传达和贯彻，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巩固，也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主动权；如果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也就不可能有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并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把党的成熟作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陈云文集》第 1卷，第 27页。）

〔作者蒋建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高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