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毛泽东“长征组诗”的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毛泽东“长征组诗”的意义

兰书臣

在《毛泽东诗词集》中，收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的诗词作品共九首，即《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正编）及《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副编）等（或说十首，包括《清平乐·会昌》在内）。因属同一历史时期的作品，习称毛泽东长征诗词。这里所说“长征组诗”，则强调它们是一种组合、一个系列。以此命名，似更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它的意义。

毛泽东“长征组诗”，取材于关系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大主题、大事件，成功地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不仅让国内，而且让国外很多人由此而得知英雄的红军和伟大的长征精神，从而具有深远意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长征组诗”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中国共产党所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所培养和形成的长征精神，以壮丽诗篇的形式深入人心、永驻青史。

（一）从内容看，“长征组诗”主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宣传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

对于“长征组诗”诸首，海内外已多有研究，且不乏深度好文。但侧重专篇分析者居多。将其作为一种组合，一个系列进行综合研究，则有待重视和加强。

典型分析与综合研究，是认识事物的两种不同方法。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对同一对象，从新的角度加以审视将会有新的发现。

在内容上，毛泽东“长征组诗”主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宣传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

关于中国共产党。“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咏物之词，状山之坚，寓意深远。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继武装占领我东北三省，又图谋进犯华北等地，寇深祸亟。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所谓“天欲堕”，正是指这一形势而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中国共产党在揭露批判蒋介石反动政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卖国投降政策的同时，即领导和影响着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遭到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拒绝和打压。红军长征是被逼出来的，突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作阵地大转移，北上抗日，目的是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作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肩负着历史重任。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远涉万里，急趋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对于《十六字令三首》其三，有论者指出：“第三首，写山之坚，寓意更加显明。这个刺破青天的剑锋又是耸立两间的擎天柱，岂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胜利。毛泽东对红旗有着很深的情结，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诗词作品中，曾多次写到红旗。“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歌咏红旗的诗句，同样也出现在“长征组诗”中。红旗是革命的象征，红旗是党的标志。六盘山，在今宁夏固原境内，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翻过六盘山不远，就到陕北了。毛泽东曾强调指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去。”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作者原注：“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当然，也是指这个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长征，作为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的阵地大转移，放弃原有阵地，突破敌人包围，转移到新地区，是为了实现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伟大目的的战略之举，其行为主体是中国工农红军，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诗言志”，“诗缘情”，毛泽东“长征组诗”讲好中国故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寄予了饱满的热情。组诗虽主要反映红一方面军，即中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但从诗的角度解读，却是包括了全体红军在内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该诗的开篇和结尾都直接写到这支人民军队。“三军”，古时军队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的，以后泛指整个军队。甲骨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说的是商代史事。“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长缨”，长绳，指军队。诗用汉武帝时终军出使南越（古国名，今广东、广西一带），请授长缨，说要把那里的国王缚住带回来的典故。同时，化用南宋刘克庄《贺新郎》词：“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讲的是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的骑兵尾追了上来，毛泽东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的故事。击败敌骑兵后，毛泽东乘兴写下了这首诗。彭德怀收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毛泽东“长征组诗”，不仅写到了“红军”，写到了“三军”，写到了“大军”，而且还写到了“将军”，即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

关于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指出：“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又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英勇的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千难万险，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精神”是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底色。

毛泽东“长征组诗”讲好中国故事，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忧患意识、大局观念、团结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等。而所有这一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得以深入人心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从方法看，“长征组诗”巧妙运用比、兴、赋，特别是赋中亦有比、兴的诗词表现手法，勾勒了红军长征的壮丽画图，刻划了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创造了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英勇奋斗的高远意境。

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同于小说、散文等，小说以故事情节取胜，而诗却主要是靠形象思维，靠丰富想象，靠比喻、夸张、含蓄等以完成其艺术使命的。但不排斥讲述故事，一些杰出的叙事诗，被称作“史诗”也是这个道理。

“比、兴、赋”，在《致陈毅》（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的专门谈论诗词的信札中，毛泽东有着具体的解释：“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然其（赋）中亦有比兴，是一崭新的观点。它告诉我们，比、兴两法，包括赋中之比、兴，是贯穿于诗词创作全过程和诸方面的。毛泽东“长征组诗”讲好中国故事，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词创作理论。

《七律·长征》迳以“长征”为题，“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是赋的方法，赋中亦有比、兴。它为人们勾勒了一幅红军长征的壮丽画图，人们对红军长征的形象了解，亦多从中得之。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英雄的红军将士开动双脚，翻越了无数高山，跨过了众多河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诗中仅拈出五岭、乌蒙二山作为典型，以点代面。“细浪”、“泥丸”，用“比”，“以彼物比此物也”，是“等闲”之意，旨在反映和表现红军将士不怕困难，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只举金沙江、大渡河为例。“暖”、“寒”，用“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忆秦娥·娄山关》讲的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攻打娄山关的战斗故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铁”、“如海”、“如血”，是赋中用“比”；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作为该词末句，是赋中用“兴”，似可看作倒装笔法，以引起所咏之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关山、霜月、鸣雁、马蹄、喇叭……一路迎送陪伴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将士，斩关夺隘，一往无前。这只是壮丽画图中的一幅。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故事联翩，画图迭出，娓娓道来，美不胜收。

毛泽东“长征组诗”不仅勾勒了红军长征的壮丽画图，而且刻划了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英雄形象的刻划，不是明说，而是暗喻，有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因此，也就更有诗意、诗味。试看，“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虽没直说策马登山者为谁，但红军威武雄壮的英雄形象却巍然矗立，动人心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前句用“兴”，以引起后句所咏之词，旨在讴歌红军将士是英雄好汉，但又不直说。然而，红军是英雄，是好汉的结论，却在否定之否定中加以肯定。“不到长城非好汉”，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既是决心，也是精神，不断进取的革命意志，锐不可当，坚不可摧。“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诗之状集体，气势磅礴；写个人，叱咤风云。红军将士驰骋疆场，凛不可犯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毛泽东“长征组诗”，并没有停留在画图勾勒、形象刻划上，更突出的是意境创造，即古人所说的“境生于象外”。写于红一方面军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即作者所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沁园春·雪》，是“长征组诗”，同时也是毛泽东所有诗词中公认的巅峰之作。词之上阕写景，下阕写人，在意境生发上用力尤多。作者自注：“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首词意境高远，大破大立，破（批判）字当头，立（歌颂）在其中，成功创造了以红装素裹之“晴日”烘托映衬今朝之“风流人物”的大美意境，是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晶。写于1935年10月长征途中翻越昆仑山支脉——岷山的《念奴娇·昆仑》，作者自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创造了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关心和解除民间疾苦，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高远意境。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两首，是姊妹篇。其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将如此重大而艰巨的革命任务付诸诗篇，立意取象，用具体形象来表达和完成，而不是“标语化”、“口号化”的一般宣传，其艺术性之高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毛泽东诗词集·出版说明》指出：“正编四十二首诗词，都经作者校订定稿……都是作者生前发表过的。这些诗词一般地说是作者的上乘之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历史地位。”准此，是否也可认为，“长征组诗”是毛泽东诗词的主体和骨干，在奠定他作为伟大诗人的历史地位中，起到了基石与支柱的作用。这是因为，《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特别是《沁园春·雪》，都创作于红军长征时期，是毛泽东诗词中的颠连高峰。

在立意、取象、选韵、遣词、构篇等诗词创作的诸步骤中，立意首当其冲，亦最见功力。意境高远是诗词创作的最高境界。毛泽东“长征组诗”讲好中国故事，其成功之处也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

（三）从传播看，“长征组诗”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迅速传播并且大量印行，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从另一个角度和侧面检验了它的成功。

毛泽东诗词的问世，从迅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到在国内外的大量出版发行，最早是从“长征组诗”的《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开始的。

《七律·长征》一诗，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已见诸书报杂志：1937年4月，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首次刊载该诗。1942年8月1日，新四军主办的《淮海》；1942年8月20日，《阿英日记》；1947年10月，冀南书店出版的《两万五千里》；1948年7月1日，东北解放区出版的《知识》杂志；1948年8月2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曾先后刊登。

《七律·长征》是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毛诗。

1936年7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毛泽东亲赠手书《七律·长征》。嗣后，埃德加·斯诺在其所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第一个将这首诗向世界公布，并称毛泽东“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该书在英国和美国发行后又在中国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创造了在一个多月内连续5次再版的纪录。继之，又在国外华侨所在地印行，一时成为畅销书。胡愈之《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指出：“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可见《七律·长征》一诗的受众之广，影响之大。

《清平乐·六盘山》一词，迄今所见，至少有11件作者手迹存世。最早为1938年11月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到延安，28日晚毛泽东接见他们时，在张曼筠所作《长城》画幅上亲笔题写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竖写，无标题，落款：“小册有长城图素，书旧作一首，以应公朴先生之嘱。毛泽东。”1941年12月5日，由楼适夷等合编的《奔流新集之二·横眉》，以《毛泽东先生词（长征时作）》为题公开发表，是《清平乐·六盘山》第一次在国内面世。1942年8月1日，新四军《淮海报》副刊登载吕平《两首诗》一文，介绍了毛泽东的《长征诗》和《长征谣》。“总之，这首词在当时已广泛传诵在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中间，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革命斗志。”（张嵩《试论<清平乐·六盘山>的内涵及其重大现实意义》）迄今为止，《清平乐·六盘山》至少在28个国家和地区，被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是毛泽东诗词中翻译语种最多的作品之一。

1945年，《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时发表，更为毛泽东赢得了诗名。

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作家、诗人罗伯特·佩恩，1946年访问延安，搜集毛泽东《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三首诗词，并于次年在纽约出版了《永远的中国》续集《中国的觉醒》，在该书中，收录了上述三首诗词。它构成了毛泽东“长征组诗”主要作品首次且较为集中地在国外翻译发表的历史。一些欧美学者也正是通过这本书，开始接触和了解毛泽东诗词的。

国外第一部毛泽东诗词集是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该书由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和艾德林主编，苏联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初版印数即达15万册。包括“长征组诗”在内，毛泽东诗词被译成英文后，又以俄、德、意、日、荷、西、葡、印尼、匈、捷、朝、越、泰、希腊、罗马尼亚、阿拉伯、世界语等数十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据美籍华裔聂华苓等的统计，截至上世纪末，“已经出售的毛泽东诗词集达7500万册，完全比得上有史以来所有用英语写作的诗人的诗集的总和”。长期参与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的叶君健称：“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泽东选集》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赏价值更高，群众性强，远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泽东诗词的译本。这些译本，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转译的。”（何联华《诗词动四海?吟诵遍五洲——毛泽东诗词的国际影响》）

1957年，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创刊号发表，其中“长征组诗”竟占半数之多。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当代诗坛的影响，“长征组诗”发挥了主导作用。

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毛泽东诗词特别是“长征组诗”，是世人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认识和了解人民军队根本底色的重要“窗口”。

（四）从意义看，“长征组诗”取材于关系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大主题、大事件，在整体上构成了一部具有崇高美学价值的叙事史诗，对今天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发展和繁荣包括诗词在内的文艺创作事业亦不无裨益。

在探讨了毛泽东“长征组诗”的抒写内容、表现手法以及传播影响的基础上，不禁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长征组诗”是怎样成为精品力作的，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又如何呢？

长征的意义决定了“长征组诗”的意义。

毛泽东曾经专门论及长征的意义，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具体讲到“长征是宣传队”时，强调：“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这一科学论断对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长征组诗”的意义，无疑会有很大裨益。以诗词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使毛泽东本人所揭示的长征意义，更艺术化和典型化了。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以诗记史，也是一种宣传，一种面向亿万受众的真理普及，而且宣传和普及的对象、范围、效应，还在不断地扩展、延伸和深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故事都具有极大的魅力。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史诗是一种韵文的形式，记录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有着决定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歌颂历史人物业绩的文学体裁。”又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

毛泽东“长征组诗”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它“记录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有着决定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歌颂历史人物业绩”，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时代舞台上导演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创造了“意义深远的事迹”。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作为开天辟地的壮举与伟业，关系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命运。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外的广大听众，讲好这样的中国故事，是一件为之不易的大事。毛泽东“长征组诗”的意义，与“意义深远的事迹”即长征本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长征，也就没有“长征组诗”；“长征组诗”的产生和传播使长征和长征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里，二者是竞相生辉、相得益彰的。

在重视和强调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军人”，努力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的今天，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长征精神，其教化功能、铸魂作用不也非常现实和重要吗？

长征精神的功能与作用，不限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于其他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人来说，也同样适用。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于“突围”，战胜困难，它鼓舞和激励人们，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崇高理想努力奋斗。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毛泽东“长征组诗”作为毛诗中的巅峰之作，从选材到表现等，同时也为包括诗词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创作树立了典范。学习与研究毛泽东诗词特别是“长征组诗”，对改变目前我国的文艺创作只有“高原”，而没有“高峰”的现状，推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