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选集》的体会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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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政治笔下有乾坤

——读《毛泽东选集》的体会

吴小雪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政治晦暗、硝烟弥漫,身处乱世、众生迷茫,不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个人的命运系何处。在这混沌中,有一位思想的巨人在冷静地思考。他纵览古今、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用一支笔助力了波澜起伏的民族独立史。读《毛泽东选集》,心弦时时为文字拨动,深刻感受那种穿越时空、撼人心灵的思想的力量。在深入阅读中,逐渐体会到毛泽东的文章具有的一些鲜明特点,可以归纳为“六性”。

政治性。毛泽东的文章有着鲜明的政治背景,20世纪前半段,世界政治风云波谲云诡,处于世界革命风暴旋涡中的中国,遭受着近代以来最艰难的内忧外患。在利益的博弈和政治的较量中,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两大核心政治力量。这两种力量因着根本利益和政治理念的不同,在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事业下展开了几十年分分合合的斗争。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这一时期的中国,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行走于此时的中华大地,毛泽东眼见的是帝国主义的欺凌、国民党的反动、劳苦大众的悲惨,心中不能不激荡起无尽的家国情怀。眼里的大政治,胸中的大情怀,决定了毛泽东的文章关切的是国家民族最迫切之事业,关注的是劳苦大众最普遍之利益。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读到的多是“大事大情大理”,是方向、道路和使命,是响彻时代的强音、震惊寰宇的惊雷,振聋发聩、催人奋进。

战斗性。尽管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一生很少拿枪。他有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用笔杆子指挥枪杆子,他有吐字成兵、呼风唤雨的本领,每一篇文章都能幻化出无数“天兵天将”,在现实的斗争中“降妖除魔”。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他不停地思考和写作,对时局的分析、对战略的部署、对兵力的运筹、对群众的动员、对错误路线的批判、对反动派的怒骂都凝结在他不休不眠的创作中。针对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言论,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针对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他犀利地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针对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他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针对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斩钉截铁之语、雷霆万钧之势、成竹在胸之气,力透纸背、跃然脑海,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思想性。历史上堪称经典,千古流传的政治美文,绝不计一词一句之得失,而重其闪耀的思想光芒。在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讲述很多关键时间节点、重大历史关头、重大困难挑战之时,都会介绍毛泽东发表了什么文章,对革命时局、力量对比、党内思想做了如何分析,解决了什么困难和问题,特别是思想上的疙瘩,指明了怎样的前进方向和道路。比如,书中在讲述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后,介绍毛泽东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清了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在讲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强调,毛泽东在此时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指导中国革命找到了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纠正了革命方向,鼓舞了党内士气;在写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之际,突出讲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命题,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讲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改变进攻策略,国民党在军事、政治、思想战线全面发动反动高潮,动摇人心之际,讲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回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叫嚣,回答了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阐明了共产党对于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见解等,类似的介绍贯穿全书,让读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而这些伟大思想就蕴含在他的文章中。

感染性。“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最打动人心灵,让人心悦诚服的文章永远是情与利交融的。避利而谈情只能起到一时的宣教作用,难以持久,只有在言明利益、利害基础上,动之以情,才能从根本上聚合人心。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都是在明确的利益分析基础上,唤醒无产阶级情感上的共鸣和行动上的跟随的。毛泽东写文章也非常注意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他用这种分析来消除大政治与小个人之间的距离感,让读者觉得他说的、写的就是自己的事,追求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打土豪,分田地”,六个字明明白白的讲明了利益所在,听的人无不热血沸腾。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写文章具有很大启发,我们现在的一些政论文空洞说教味道浓,明明白白阐述利益的少。究其原因,一则缺少对当今社会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深入研究,不敢说、不会说;二则怀有对利益问题的错误认识,认为过于直白的利益分析,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耻说、不愿说。实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实际上,作为老百姓来说,他们最直接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毛泽东的文章之所以普受欢迎,是因为他的文章是写给普通大众的,眼睛是盯着下面的。这也是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赢得听众的关键之处。因此,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政治宣传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老百姓从我们的文章中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而不是自说自话的生硬说教。

创造性。毛泽东兼具政治家的胸怀和文学家的风采。他把政治与文学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以政治为魂、文学为骨,使得政治文章免于枯燥,文学作品不失高度。梁衡的书里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已分不清是挟着政治风雷在文学领域振聋发聩,标新立异;还是乘着文学的春风,在政治领域移花接木,植松栽柳。我们读《毛泽东选集》,很少看到直接引用马恩列斯的原文原话,但是每一篇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创造性地引经据典,让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诗词歌赋在他的文章里获得新生。比如他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借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喻指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他借用元始天尊送姜子牙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的故事,比喻自己送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师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经验。可以说他对经典有着出神入化的驾驭能力,经典故事在他的文章中信手拈来,自然天成,毫无违和感。这种创造性的转化运用与我们“古语云、马克思曾经说、毛泽东在某篇文章中指出,邓小平在接见谁的时候说”这般生硬引用相较,功力自见高下。

可读性。毛泽东的文章写的大多是大事大情大理,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但是写作过程却是用老百姓能听懂,听得进去的事例、故事去展开论述,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用梁衡的话说就是:“专家学者看了不觉为浅,工人农民读来不觉为深”。毛泽东的文章虽是政论文,但从不缺乏美感,比如,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党内悲观的情绪,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让苦闷彷徨中的革命者看到了希望。对于很多复杂的概念,他又善于化繁为简,比如政治一词,古往今来多少专家学者挖空心思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定义,他一句“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直接抓住了概念的本质。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是“一半猴气,一半虎气”。这“猴气”与“虎气”同样跳跃在他的文章之中,时而像猴子一样古灵精怪、奇招频出,时而像老虎一样呼啸八方、气吞山河,让读者沉浸在他笔下的跌宕情节,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

(来源:《学习时报》20178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