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左玉河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此，毛泽东严格区分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论证当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性。针对过分强调农民革命性而忽视其自私性的民粹主义倾向，毛泽东提出“不能和农民混同”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命题，对其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进行严厉批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差异概括为两条：一是民粹主义主张由封建经济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不能超越必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二是民粹主义设想在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大工业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生产基础上。

中国近代民粹主义问题的研究，首先是海外学者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问题时提出的。1982年，美国学者迈斯纳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认为，毛泽东“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来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成为毛泽东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他在随后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认为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同时，美国学者德里克在《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中也阐述了民粹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迈斯纳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后，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问题上。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认为中国近代存在着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曾产生较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胡绳为代表的部分史学家主张要正视历史，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错误同民粹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胡绳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两篇文章，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上述观点，由此引发了关于民粹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激烈争论。【支持胡绳观点的文章主要有：何秋耘的《清澈与幽深交融——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6期）和《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林蕴晖的《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明军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1期），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等。持批评观点的文章主要有：沙健孙的《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和《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的再认识》（《中流》1999年第4期），黄如桐的《最光辉的胜利之一》（《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章德峰等的《不能泛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主要将重点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粹主义问题上，而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经潜伏并时常呈现的民粹主义则关注不够。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民粹主义发展情况，探讨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及其批判，从理论上弄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

一、批判当时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急躁情绪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民粹主义的突出表现，是革命阶段问题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试图跳过必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只是笼统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党的革命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将“资本家阶级”作为革命对象，试图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二大正确地提出了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中共三大以后决定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进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国民革命。这样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革命。这样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然而，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连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严重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必然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454页。】这显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同起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过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公开阐述了“无间断的革命”理论，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9页。】这些论断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仅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彻底纠正，反而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得到了更大发展。随后，李立三、王明等人也认为，革命一旦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指出：“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李立三：《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红旗》第96期。】同样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淆，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王明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上采取更为冒进的“左”倾路线，从根本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把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绝对化。因此，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仅仅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而且还要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任何“中间势力”，将革命矛头同时对准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层。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体现了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

1939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边区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指出：“现在大大的压制资本家，不许他们发展，这种办法是不利的，对革命等等都不好，结果没几天连一个工厂也没有了，那不好，至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呢？还值得同志们研究一下。”他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持坚决的肯定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这个思想不能够实现，这是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所以便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过要调剂他的发展。”【毛泽东：《在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四），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室1983年编印，第158页。】这种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是否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的重大突破。

1939年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开始肯定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1940年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严格区分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阐述了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包含着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批判和澄清了民粹主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和资本主义性质认识的飞跃。他批驳了“左”倾空谈主义，明确指出：“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也不可能。”【《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页。】因此，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此后，毛泽东反复批评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或“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阐发了其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主张由落后农业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当时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直接回应了民粹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了要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利用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79页。】

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专门阐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两个革命”说。他指出：“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他明确强调：“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0页。】毛泽东提出的“两个革命”阶段，实际上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作了明确区分。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绝不是以农民革命对抗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不是以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工业化社会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郑重申明：“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完成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任务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他指出，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他强调指出：“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函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指出了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工厂，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致秦邦宪》，《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统治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将机器、工厂和合作社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包含着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容，指明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又吸收资本主义成就的新道路。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

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时谈到：“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而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他指出：“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他明确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他进而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中共七大开会时，因为已经把《论联合政府》印成书面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毛泽东没有再照本子念，而是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来解释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他在谈到“资本主义”问题时专门解释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他区分了大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认为大资产阶级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明确指出对大资产阶级采取没收政策，但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允许广泛发展”。他说：“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毛泽东以俄国民粹派“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为例，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不顾中国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发展状况而急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要把是否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根本标准。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多处使用了允许一般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提法。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主要指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的广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并不是短暂的，而将是长期的；因为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否则，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关于这个“漫长的”时期，据斯特朗报道说：“会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多久呢？毛泽东说它将长时期存在。他在一个地方说‘几十年’；在另一个地方说，因为中国比较落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将会比今日欧洲的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得更为长久。”【[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刘维宁等译：《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作用，要不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是排斥资本主义，而是要大胆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不承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民粹主义的观点。这样明确的阐述，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根本区别开了。

二、批评农民革命问题上的民粹主义倾向

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但农村在中国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并没有改变。广大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本身与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具有散漫性、落后性和保守性，对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的实现又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如何认识农民的两重特性及其在革命中的两重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处于农村底层的贫农，生活极端贫苦，有着革命的迫切要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认识到乡村及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的革命行为进行赞美，对农民的革命性给予充分肯定。但必须看到，农民阶级与小生产相联系，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更不可能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度地肯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有可能导向民粹主义倾向。列宁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治的报告》，《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实际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及建立其上的农村社会是民粹主义天然的深厚的社会土壤，农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天生的民粹主义者。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区别于民粹主义农民观的根本所在。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毛（毛泽东——引者注）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替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田松年等译：《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因此，在重视农民和肯定农民革命性的同时，必须警惕过分重视农民的民粹主义倾向。

过分重视农民的民粹主义倾向，集中体现在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诉求。以广大农村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民小生产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分，使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侵袭。农民及党内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就是自发的民粹主义思想，具体体现为“绝对平均主义”。对于农民意识中自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改造。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之初便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要求平均分配和享用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有人分析说：“这种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要求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是革命的、正确的；另一方面，它又企图超越这个反封建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内，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包括中农和新式富农及工商业者）和其他一切人的土地财产，因而它又是落后的、倒退的、错误的。贫苦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要求，正是平均主义思想这种二重性的反映。”【郭德宏：《“平分土地”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克服农民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观念，是纠正和警惕民粹主义的重要途径。

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农民，有着浓厚的“均平”观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其表现为：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毛泽东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指出：“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他提出的纠正方法为：“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06—807页。】

可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反对的主要是红军和党内严重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和实行的是“大体平均”。这显然是照顾到农民占多数、平均主义思想深厚而作出的变通之策。在此后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大都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并非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因为在物质条件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很难做到“绝对平均”。

在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陕甘宁边区军民从1940年开始，实行大、中、小灶的饮食制度和斜纹布、平布、土布的服装供给制度。这种有差别的供给制度是正常的，却引起党内绝对平均主义者的讥讽和反对。王实味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文，严厉批评延安干部生活待遇上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他指出：那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饭”。【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王实味等人的言论，也被毛泽东批评为“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实际上其所反映的正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严肃指出：“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这种以绝对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民粹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重视农民革命问题上与民粹主义区分开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对此作了精辟阐述。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充分肯定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重要性：二是在此基础上警惕农民的局限性并批评其民粹主义倾向，不能将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混同”。

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肯定农民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重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正是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不能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而是到农村去和农民打成一片：“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必须与农民分清界限，不能沾染上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毛泽东解释说，提出“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出身于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毛泽东解释说：“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农民出身的党员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清除农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不能将党员降低到农民的低水平。因此，党员不能和农民“混同”，必须对农民进行批评教育。他强调说：“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这样，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农民的作用，另一方面提出不能与农民“混同”的问题，批评农民中的民粹主义思想。在肯定民众尤其是农民作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相似性；但在批评农民局限性、强调不能与农民混同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着根本区别。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了“教育农民”的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与民粹主义的农民观作了更清晰的界定。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2页。】

总之，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当时民粹主义的重要特点；对底层农民革命性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过分强调，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民粹主义重要体现。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民粹主义作了严厉批判，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存在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两条：一是民粹主义主张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不能超越必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二是民粹主义设想在小生产者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大工业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生产基础上。毛泽东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这一认识随后也发生了变化。

（本文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来源：《北京党史》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