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参与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共党团领导考
毛泽东参与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共党团领导考
欧阳湘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7YZD13）的阶段性成果。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是国共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在大会上有出色表现，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其间，毛泽东还参与了共产党党团的领导。但讹传甚广的“指导小组”说，忽视了毛泽东的作用。笔者最近较为广泛地查阅了有关资料和论著，现就相关史实略作考证与辨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关于中国共产党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籍代表、领导大会期间党的工作的组织，学术界最普遍的说法，是以李大钊为首（组长），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参加的四人指导小组。据初步检索，“指导小组”说始见于张静如、马模贞的《李大钊》：1924年1月5日，李大钊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途经上海时参加党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共产党人出席国民党一大应取的态度。会议决定由李大钊与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该小组由李大钊负责。【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也认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组织了由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组成的指导小组”【〔日〕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59页。】。
关于指导小组的缘由，多数学者认为是由陈独秀提议。也有学者强调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作用，认为陈独秀是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大会开幕后第二天晚上，指导小组在鲍罗廷帮助下召开会议。还有学者说：鲍罗廷甚至未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协商，就把瞿秋白从上海找到广州，会同李大钊、谭平山组成指导小组【许人俊：《瞿秋白、鲍罗廷两家人跨越时空的友情》，《党史博览》2014年第5期。】。关于该小组的运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在上海或广州“组成”【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祝伟坡：《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贡献——纪念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罗宝轩：《李大钊曾几莅上海》，《历史教学》1992年第6期。陈铁健：《瞿秋白与首次国共合作》，《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范忠程：《瞿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求索》1984年第4期。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4页。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页。】，也有学者认为还只是“决定”要成立【毛磊、王功安：《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43页。马齐彬：《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49页。王邦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指导小组由李大钊负责，几为共识。至于小组成员，多数列齐四人；也有只列李、谭、瞿三人者，但后面有“等”字，估计是省略了有政治问题的张国焘【少数论著只说李大钊是小组负责人，没有列出成员。例如：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编写组：《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第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8页。】。
另外，有的论著一方面说：陈独秀提议李、张与谭、瞿组成指导小组，瞿秋白到广州后经常忙于整理信息，供鲍罗廷和指导小组参考。另一方面又说：鲍罗廷与李、谭、瞿等组成“指导委员会”；1月25日，“组成以李大钊为首的三人起草委员会，起草一项声明”。【王铁仙、刘福勤：《瞿秋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陈独秀提议张国焘与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组成指导小组时，张国焘就已拒绝【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但在2000年后，学术界尚有不少持“指导小组”论者，甚至认为张国焘是小组成员【梁柱：《履冰问道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虞云耀：《鲜红的党旗》上卷，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第7页。龙德成：《瞿秋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文史杂志》2003年第1期。许人俊：《瞿秋白、鲍罗廷两家人跨越时空的友情》，《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朱文华：《陈独秀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杨万秀：《广州通史（现代卷）》（上），中华书局，2010年，第105页。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苗体君：《瞿秋白与南粤的不解之情》，《红广角》2011年第5期。张姚俊：《李大钊与上海的不解之缘》，《世纪》2012年第6期。孙宗明：《中国民主党派第一人谭平山》，《泰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周利生、王钰鑫：《瞿秋白与维经斯基对国共党内合作认识的分合》，《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李吉奎：《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王亚红：《中共党团制度建设论析（1921—1927》，《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19期。钱听涛：《共产国际秘档中看到的国民党一大召开内幕》，《党史博览》2004年第12期。】。有的还认为，该小组进行的“指导”工作受到外界舆论的好评【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00—101页。】。但总的来说，不提张国焘的更多，不乏有影响的论著【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页。石仲泉、陈登才主编：《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的故事》（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陈弘君：《中共广东历史择要探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4页。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李大钊传》第8册传3，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瞿秋白》精选本2“先驱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708页。覃艺、张倔：《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李大钊》，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未采信有张国焘参加的“指导小组”说，仅指出出席开幕式的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但张国焘在列举名单中比较靠前。
由上可见，目前的各种说法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在共产党党团中的领导作用。与此相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中，也都没有相关记述。
二
那么，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这个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四人“指导小组”是否实际成立，并对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起到“指导”作用呢？下面主要根据苏俄解密档案，并结合张国焘的回忆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中共指导机构是共产党党团委员会
关于“四人指导小组”说的资料来源，多数论著未注明，而张静如、马模贞等注明是张国焘的回忆。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也是“据张国焘说”。那就先看张国焘的完整说法。
应该说，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揽功”之嫌。他说：陈独秀提议他参与“指导小组”时，“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理由之一，他“将不能等待国民党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京”；理由之二，“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他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做法。对此，陈独秀未置可否。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314—315页。】
有资料表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负责指导和统一共产党员代表行动的组织是“共产党党团委员会”。1924年1月10日，鲍罗廷与中共中央（驻粤）委员谭平山就共产党人在广州的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交换了意见。按照谭平山的报告，共产党员在5个区委会和13个分支机构中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43—445页。】
据考证，在国民党一大约200名代表中，有25位中共党员：陈独秀（未到）、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谢晋、林伯渠、李维汉（未到）、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吾、韩麟符、王尽美、刘伯垂（未到）、李立三、陈镜湖、李永声、赵干、邓鹤鸣、韩麟书。【路海江：《国民党“一大”代表中共产党员人数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实际到会的20多人，组成“共产党党团”。
1月17日，共产党党团举行全体会议，研究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统一行动问题。1月18日，共产党党团继续举行会议，全体20名成员出席，鲍罗廷到会。首先由毛泽东通报前一天党团会议关于“分成几个小组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出席全体会议”的决定。鲍罗廷问为什么？毛泽东解释说：因为过去我们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每次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在另一个组织中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团体都会引起其他团体有组织的反对。因此不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讨论每个问题时有特殊的组织形式。鲍罗廷不以为然：国民党各地代表团都在开会，共产党员开会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不见得每天都能举行会议，必须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此，李大钊建议组织委员会与各代表团的联席会议。鲍罗廷问：这里有几个独立代表团？毛泽东答：5个。鲍罗廷要求大家发表意见。瞿秋白说，有代表建议除党的3名中央委员外，还邀请团中央的1名委员参加委员会。鲍罗廷表示“完全正确”，“谭平山、毛、李都表示同意”。最后，鲍罗廷表态：除委员会之外还要组织包括各代表团代表的联席会议。即有5位代表和一个由3人或4人组成的委员会。分4个小组。【《共产党党团会议》（1924年1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53—455页。】
（二）毛泽东在共产党党团委员会的作用
张国焘自称“不适宜于代表中央”还有一层意思：他在中共三大后已非中共中央负责人，取代他的正是毛泽东。党团会议原定三人委员会，由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三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中毛泽东是中央局成员。在党团会议上，鲍罗廷了解情况都直接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在党团的这种角色，与其担任中央局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身份相符。党团三位负责人中，李大钊是党的领袖，谭平山与国民党上层联系多，毛泽东则可能是做具体工作。【暂无法确定，党团委员会是否增加为4人、第4人是谁。如果有，可能是瞿秋白。瞿秋白作为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为筹办国民党一大做了大量工作。不过，瞿秋白并不是“团中央委员”。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团二大上，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当选执行委员，候补委员有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参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在1月18日党团会议的后半段，鲍罗廷作了长篇报告，并总结国共间的四点分歧：（1）民族自决问题。统一的或自由的中华民国提法，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联邦制原则的提纲。（2）土地问题。国民党承诺执政后向无地农民和佃农提供土地，但只字未提国家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些土地。他们完全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剥夺问题的提纲。（3）民权主义的来源。（4）中国工人的勤劳。由于双方妥协，第三、四点“或许没有任何分歧”。关键是第一、二两点。【《鲍罗廷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55—448页。】
鲍罗廷要求中共同志就此进行讨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和沈定一四人依次发言。李大钊介绍了他与孙中山面谈的情况，并分析孙中山对“行动纲领”的态度。他认为“对第一点的修改”和“土地储备问题”都不必坚持。谭、沈的发言只有一句话。谭平山表态：第二点同意李的看法，第一点“还要考虑一下”。沈定一的发言，与政策问题无关。
毛泽东发言两次，内容最多。他第一次发言时说：关于第一点，“需要对少数民族问题作出更明确的表述”，而不是把它们置于这些民族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老的概念中。“我不怀疑问题的总的看法，但我对某些细节表示怀疑”。关于第二点，现在我们的组织还不那么强有力，我们的影响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群众那里，特别是还没有达到农村。这就是说，如果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就会立即遭到这些公职人员或商人的反对，而这个口号实际上又不能吸引农民群众。
毛泽东发言后，鲍罗廷说：关于第二点，看来你们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不需要坚持建立土地储备？于是，毛泽东又就土地问题作第二次发言：我们凭经验知道，当我们还不能组织无地的农民去反对大土地所有者时，我们必然要遭到失败。例如，在湖南省长沙、浙江省杭州、湖南省衡山，广东省惠州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起先组织不识字的农民同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结果，我们的组织立即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未认识到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的观点是：“只要我们还不确信我们在农村拥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只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就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一般地说在中国社会分化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程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69—470页。】
这次党团会议明确了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上的策略方针，统一了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看法，并规范了中共党籍代表大会期间的行动与发言。最后，会议“基本赞同了国民党宣言草案。只在土地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提出了修正意见”。【〔苏〕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9页。】可见，毛泽东的发言对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确定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没有参与党团的领导。在1月18日的党团全会上，也未见张国焘发言。他的回忆录将共产党党团委员会称为“指导小组”，可能是参与党团活动少，加上年代久远记忆有误。
三
毛泽东、张国焘在中共党团中的作用已如上述，下面再分析他们在国民党一大上的表现。
毋庸讳言，张国焘无疑是国民党一大前后有影响的中共党员之一。他请假离会前的1月22日晚上，孙中山曾约他“晤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0页。张国焘到广州时也与李大钊一道获孙中山接见。孙对张的重视，可能得益于张是李大钊的助手。参见姚金果：《被玷污的师生情谊——“张国焘与李大钊”》，《党史文苑》2003年第3期。】。而张国焘被广大国民党一大代表关注的是其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特别是他反对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要职的观点。大会期间，曾有代表向孙中山进言，认为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大会期间又中途退席，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孙中山强调“提拔新进”，坚持分配张国焘“一项工作”。结果，张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敬陪末座”；原拟派往武汉执行部，因遭执行部负责人居正、覃振抵制，张国焘本人也不愿往，于是改派北京执行部。应该指出，张国焘在国民党一大上并没有出色的表现。张国焘只参加过“一次正式会议”。据国民党一大会议记录的记载，张国焘既没有会议提案，也没有在会上发表意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3、319页。】。
明确毛泽东的共产党党团负责人身份，有助于正确评价他在国民党一大上的作用，也有助于理解他缘何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关于毛泽东的当选，有的归功于覃振的推荐，有归因于李大钊提携，或者孙中山赏识。但笔者认为，主要是毛泽东个人的表现，特别是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的成绩，及其中共中央特别是党团负责人的身份。例如，章程审查委员会19人，吸收了李大钊、谭平山和毛泽东3人。早在1923年6月25日，他们3人和陈独秀、蔡和森5位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名义致函孙中山，就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和国民会议问题提出建议。陈独秀、蔡和森未参加国民党一大。李大钊、谭平山当选执行委员，毛泽东仅当选候补委员，自属顺理成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选举，由总理孙中山提出建议名单。大会期间，孙中山曾催请与会代表“大家推选，每代表十人，用连记法推选”。孙中山“据各代表推选之人”圈定人选并手书名单，于1月30日“提出当众报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1924年1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关于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表现。张国焘说：毛泽东、李立三在大会上“引人注目，发言最多”。但张国焘只参加了三天会。据初步统计，中共党员在大会发言最多的除曾任浙江省议长的沈定一外，就是毛泽东。他共发言六次：1月20日讨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25日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28日讨论方瑞麟的反共提案时，均发言提请“付表决”。1月29日，谭熙鸿提案“本党设立研究会”，毛泽东发言“反对”；黄季陆提案“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毛泽东两次发言“根本反对”。毛泽东的发言，均起到促成提案通过或封杀提案的实际效果。接下来发言比较多的是夏曦，共4次，其中1次是在毛泽东反对黄季陆提案后支持毛泽东；两次是反对李希莲的“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编制五权宪法草案并先由本党实行”案。刘伯伦有3次，其中之一是提案《制定党歌》（曾被“误以叶楚伧君为提案人”）。韩麟符有3次，包括报告“直省政治暨津方筹备党务情形”，提案《北方军阀所辖各省区之党务进行应否许党员对于本党章程有伸缩》。宣中华有2次，都是在毛泽东发言反对黄季陆提案后支持毛泽东。王尽美有2次，都是关于教育问题，没有政治争议。李大钊作为主席团主席主持会议半天，发言1次，即在方瑞麟提案后发言并散发著名的“声明”。谭平山有1次，系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作党务报告。李立三有1次，是在谭平山作报告后表示满意。袁达时有1次，是在毛泽东反对黄季陆提案后支持毛泽东。李永声有1次，是在方瑞麟提案后反驳方瑞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4、9—16号，《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8、11、12、16—20、25、33、38、41—45、51—57、60—66、68—71页。】
无独有偶，在1924年2月9日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其十项议案中有四项是由毛泽东提出，除第二案未通过外，其余三项分别交预算委员会审查或交中执委参考【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0—121页。】。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同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李大钊派驻北京，谭平山在广州。
可见，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发言踊跃且精准，甚至掌控议题；其获同志们支持，可能与党团会议讨论和党团负责人身份有关联。这就是说，由毛泽东和李大钊、谭平山领导的共产党党团委员会，在统一中共党籍代表的思想，组织与规范大会发言等多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部分论著对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多断章取义，乃至以讹传讹。而摈弃讹传的“四人指导小组”说，还原毛泽东的共产党党团负责人【至于简单替换为：192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组成“中央指导小组”，则不严谨。参见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页。】身份，对于准确评价毛泽东、张国焘等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上的表现，以及研究早期中共党团制度，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欧阳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研究员，广州510050）
（责任编辑：朱昌裕）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