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联合争取政策论析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联合争取政策论析

付　闪

对任何革命者来说，如何对待革命的同盟者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统一战线被总结为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联合和争取同盟者，不仅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尤为重要，即是到了胜利在望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对这一点也是极为重视的。

一、老问题碰到新形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一定阶级的集中代表，如何对待中国社会存在的其他阶级及其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中国共产党在一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就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联合各革命党派共同奋斗。早在党的二大上，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议案》，号召联合全国一切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此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1927年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到此后二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历经了十年国内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下的八年抗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总结这二十年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论证了多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初步设想了党与其他党派合作的具体形式，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长期合作的意愿，并把统一战线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的逐步成熟和系统化。

在毛泽东看来，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首先是因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所决定的，即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大联合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是中国革命必须联合和争取的力量。因此，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自然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合和争取的对象。

同时，敌我力量对比下敌强我弱这一基本形势也是毛泽东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国共双方还是中日双方，可以说到1947年底以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生存发展的，因此联合和争取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的政策虽然有其理论上的依据，那就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更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初期，都有过反复的论述。

但是这一前提条件到了1947年底，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形势由敌强我弱向敌弱我强转变。1947年下半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开始，国民党军在各大战场节节败退，颓势尽显。1948年1月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地讲道：“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正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主党派在国共双方较量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事实上在下降。因此，在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公开宣称民主党派可有可无，不过是一根头发的那么大的作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把同我们长期合作过的党外人士一脚踢开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民主党派？如果要，怎么去联合和争取？在新的形势下，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这个中国革命中的老问题也就成为了新问题。

二、还要不要民主党派其实并不是问题

要不要民主党派的问题，其实在毛泽东这里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事实上无论是敌强我弱，还是优势在握，毛泽东都是主张对民主党派始终要联合争取的。但近年来学术界有论者据苏联解密档案，即1947年底毛泽东与斯大林商量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两封往复电报，一是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马贵凡译：《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二是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复毛泽东的电报，提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据此，有不少学者认同于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看法——“众所周知，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俄］A.列多夫斯基编著、路远译：《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实在有待商榷之处。

且不论这两封电报是否真实，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将“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随着民盟的解散，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已不复存在。在此先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中，党派合作是民主联合政府的主要特点，但此时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国共早已破裂并正濒临战略决战，而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政党又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等右翼党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成功以后，中国共产党显然不会让青年党等继续存在，因此毛泽东此时所说的“让中共之外的所有党派离开政治舞台”，应为指让青年党等已经投靠国民党的政党离开政治舞台，而不是指其他民主党派，因为此时其他民主党派已经解散，不复存在，让一个业已解散，不复存在的政党离开政治舞台，这本身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再者，从现有档案材料来看，毛泽东这一时期对民主党派的态度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联合和争取。在1947年10月10日，在经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就明确地宣布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这就意味着在毛泽东看来，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优势的情况下，在打倒蒋介石后，民主党派不仅不会离开政治舞台，而且还将是新政权的重要组成者。

而在随后的10月27日，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稿上，毛泽东专门加写了一条，其中提到：即使是自由资产阶级中的右翼，在蒋介石打倒以后，也“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249页。】可以看出，即使是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也不打算让其全部离开政治舞台。

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在1947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提到的“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但针对民盟已经解散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说“中间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因而提出“统一战线要研究南斯拉夫经验。”【1947年12月25—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谈话记录。】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民主同盟“这类团体，对我们有很大作用与帮助，将来还准备帮助它。”他说“中国还有广泛统一战线，民盟解散不等于解散统一战线。”“中国无自由，故无多党，但并非无团体与个人，如我们占了大城市，就都出来了。我们仍遵守解放军宣言，凡能参加斗争者皆团结”，“联合政府不取消，因工农政府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也是联合政府。”【1947年12月25—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提出研究南斯拉夫经验主要是因为民主党派被国民党解散，中国共产党以往设想的党派合作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已经无法实现，必须探索新的统一战线形式。因此，毛泽东提出要研究南斯拉夫经验，即通过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阵线那样的统一战线形式来来继续团结和领导这些虽然组织被解散，但仍有较大影响的原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成员，共同完成革命建国的事业。其着眼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增强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述，毛泽东欣赏南斯拉夫经验是要取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政体。

1948年1月15日，在得知民盟已经在香港恢复活动并重新组建后，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又说，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不能巩固。将来像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国组织的“人民阵线”、“祖国阵线”，所有各党派、人民团体、个人都参加，我们现在叫民族统一战线，将来叫什么祖国阵线什么联合会，将来会搞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亚那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国家跟他们差不多。我这样看，中央还没讨论，搞那么一个大团体，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增强，使少数国民党残余大资产阶级残余孤立，我看了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文章，使我想这个问题。【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毛泽东有两句话长期以来我们都忽视了，一句是“所有各党派……都参加”，这表明在得知民盟恢复活动后，毛泽东是明确考虑让各党派，即民主党派参加政权的；另一句是“我这样看，中央还没讨论”，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还在考虑将来统一战线的形式问题，但直到此时中央并没有正式讨论过南斯拉夫经验问题，既然中央到了1948年初尚未正式讨论过南斯拉夫经验问题，那么1947年11月30日怎么会就以十分确定的口吻致电斯大林并提及“要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此，电报的真实性是存疑的。

事实上，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专门针对当时有些地方出现的在革命走向胜利之时便“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的“左”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明确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说“和我们共过患难的，为何要一脚踢开？如此绝情寡恩，谁还给你共事？”“对党外人士，有些十年、二十年共过患难的朋友，今天一脚踢开，觉得自己聪明，别人很蠢。我们的同志会打军事仗，不会打政治仗。”【1947年12月25—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谈话记录。】这个政治仗是什么？194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稿中改写的几段话中可以说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6页。】

因此，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明确反对在胜利即将到来之时不要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党外人士的。但从中亦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考虑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的时候，侧重点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了改变，那就是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更多地从是反对敌人、进行革命战争的需要转向了是出于革命道义的考虑和建立建设新中国的需要，那就是我们即便胜利了，也不能忘掉朋友，也要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这不仅代表着政权的广泛性和合法性，更是以后团结一切可以而且必须团结的人建设国家的必须。

所以，当了解到政协会议在各民主党派中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时，毛泽东于1948年4月27日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信中，提出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这旧政协破裂后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等问题，至此正式确定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而不是南斯拉夫经验。在随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中，毛泽东专门将其中第五条改写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五一口号的发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开始进入与之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合作建国的新阶段。

三、联合和争取容易，也并不容易。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联合和争取民主党派是毛泽东的一贯政策，而此时这一政策显然是容易实现的。因为中共这时已经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优势，可谓胜利在望，而民主党派又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而勒令解散，其“非国非共”的中间路线彻底失败，形势迫使其必须在国共两党间作出政治抉择。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极大拥护，他们多称赞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朋友，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并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支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可谓天下归心。

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骄傲松懈，因为尽管各民主党派都纷纷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但真正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之间精诚无间，一条心、一股力协商建国却也并不容易。因为此时一方面党内仍然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一些干部对邀请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安排他们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做法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在政治观点和主张上也不一致，针对这种复杂形势，毛泽东为了消除各方隔阂，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做了大量的、多方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是从各方面说服教育党内各级干部正确对待民主党派，打破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从理论上、从革命道义和现实需要上反复教育党内要打破关门主义，对民主党派实行联合和争取的政策。尤其是新政协会议召开以后，党内有些同志发牢骚，说革命二十多年，连代表都当不上，或说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等现象，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对党内作出解释，说“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开成党代会了。”“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在与党内高级干部的座谈中，毛泽东还以古鉴今，向党内高级干部宣讲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清朝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是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毛泽东说“做统战工作是党内少数派，要宣传呼吁。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我们今天的‘大’就是统一战线，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化到社会主义去。”【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同时，毛泽东还从政策上明确规定了对待民主党派应有的原则与态度。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党员对待民主人士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1949年1月22日。】在此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从稳固政权和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度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至此，在毛泽东的决策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面向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政策正式确定下来。

二是通过信函交往、撰写文章，安排形势报告会、参观座谈等各种形式，向民主党派介绍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引导民主党派与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对民主党派人士思想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疑虑，毛泽东先后同许多民主人士直接交谈和书信来往，并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一系列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假求和、真内战和美国假友谊、真侵略的真实面目，并且批评了所谓的中间路线，明确指出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同美蒋划清界线，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部门负责人多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并以报告会的形式向民主人士报告各方面情况，按照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李维汉等先后同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多次座谈，叶剑英、李维汉、胡乔木、安子文、邓小平、陈毅等党的高级干部都先后向民主人士作过报告。通过这些座谈会和形势报告会，增进了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各方面政策方针的了解和认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实际感受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1949年4月，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统战部还专门组织各民主人士五十九人组成了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参观，走遍了东北的所有重要城市和部分农村，以及许多厂矿。参观结束后，该参观团全体人员及陪同参观者曾联名致函毛泽东陈述参观后的感想，他们说“首先，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次，我们看到了东北在教育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特别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现在都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人民日报》1949年6月27日。】此后，中央又先后组织了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是关心尊重民主党派人士，并广泛吸纳民主党派成员加入政府委以重任，充分展示了中共之诚意。对来到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仅亲自致信邀请问候，还经常设宴邀请民主党派人士与之谈心，对其生活关心备至，这些都如春风化雨，让各民主党派人士倍感中国共产党的用心之诚。同时，因为民主党派人士中不少是素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学者，且均有报国之志。因此，在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里怎样安排他们是当时民主党派人士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都是任何政权的核心意图的直接表现，所以在新的中央政府里用不用、怎么用民主党派也是最能反映中共真实意图和最能表现中共诚意的方面。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没有让民主党派失望。他不仅遵守了他此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的诺言，而且还根据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自身资历条件以及自身意愿，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中对其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中，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占了3位，56位中央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占了27位，34位政务院各部委正职中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占了15位，且在人民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等国家强力部门中，都有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当时，中共安排如此之多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大大出乎了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预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容之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赢得了各方面的衷心支持！

也正是因为建国前夕毛泽东始终坚持其对民主党派的联合和争取政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此后即将展开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最大程度地争取了认同和支持，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的建国大业才得以顺利和圆满而永载史册！

（作者付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