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开创奠基和坚持发展

毛泽东对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开创奠基和坚持发展

董志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倾注了大量心血，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既有理论、制度层面的创造和设计，又有实践、方法上的笃行践履和总结示范。继承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对于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从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到成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构想，多党合作、协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雏形

争取团结各民主党派，并同他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其理论依据，是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和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主要体现在他1935年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7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1939年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5年撰写的《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论著中。其实践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二是在大后方联合中间党派共同开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

（一）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三三制”原则的正式提出。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是针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的形势提出来的。党的基本任务是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为此，毛泽东再三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缺一不可，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战略方针。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就是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重大步骤。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与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革命政权相比较，“三三制”政权的特点有二：一是从人员类别上扩大了政权的容纳性、包容性。对各抗日阶级、抗日政党、群众团体和个人，都实行联合。二是采取协商民主的施政方针。遇事必须要各方面协商，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并且共同遵守。“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政权建设，特别是对政治体制的革命性创新，既保证和改善了我们党对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同时又广泛地团结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无论对抗战还是建国，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但这样一来，却增大了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的难度。当时曾有人认为，“三三制”将无法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因为不可以在数量上占多数，也不可以采取行政命令式的简单领导方法。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保证，是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我们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还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教育党员干部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在“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和贯彻之初，对全党的整风还没有进行，某些党员干部的头脑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意识还很严重。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把政权内部的党外人员看得无足轻重，不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对此，不少参加根据地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员有意见，严重的地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的发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1年至1942年间，毛泽东在报告、讲话，和直接起草党内指示和决定中，对广大党员干部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看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提高对“三三制”原则认识，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尊重和关心党外人员，不要以领导者自居。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改写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重申实行“三三制”的根本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进而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要认真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向党外人员学习。已由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应团结党外人员，不得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党外人员一切善意的批评，不论采取任何方式，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党报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并可吸收参加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制定“三三制”原则之初，毛泽东就强调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他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在与党外人员的合作共事中，毛泽东坚持把党的正确政策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原则和重大是非问题上不让步、不迁就，另一方面又尊重、体谅党外人士，遇事多方协商，思想不通就耐心说服和教育，从不自恃高明和强加于人。

在毛泽东的真诚感召和鼓励下，参政的党外人员纷纷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为了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组织了新的普选，同时普遍改选了乡、县两级政权。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新落成的大礼堂隆重开幕，新选出的800多名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共商边区大事。这届参议会提出改进边区工作的议案数百个，其中第81号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等11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对这个提案极为赞赏，认为这既是解决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的一剂良方，又是改进边区政府中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经他提议，在这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为了推动精兵简政的实行，1942年9月，毛泽东还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动和率先垂范，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府中，中共干部真正做到了团结、尊重、关怀党外民主人士，与他们合作共事，使他们有职有权。这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广大党外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的发展指明方向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关于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39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就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并从国家形态的角度提出“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的构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这就第一次正式把民主宪政问题提到了国人面前。第三党等中间党派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改革国家机构，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这样，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等中间党派就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两次联手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

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误认为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机会到了，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和活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深知国民党的虚伪性，但出于启发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觉悟，更广泛地发动广大群众，引导运动健康发展的考虑，于同年10月和12月，先后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参加和领导这次民主宪政运动。我们的根本主张是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但不放弃实行必要的对抗战有利的临时折中办法。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演，指出抗日与民主这两件大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来做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讲演揭穿了国民党蒋介石所鼓吹的宪政的实质是不给人民以丝毫的民主自由，实质上仍然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和更广泛地发动人民大众。讲演破除了一些中间人士对国民党许诺实行宪政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们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第三党等中间党派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从而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决议案》，许诺“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无颁布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84页。】。民主政团同盟和各中间党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举行宪政会和各种形式的宪政宣传活动，宪政运动很快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起来。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很快认识到“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因此“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1944年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一次与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的谈话中，捕捉到了美国政府建议国民党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重要信息。尽管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基于希望中共牵制日军兵力以及战后与苏联争夺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想通过缓和国共关系来稳定中国政局，但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正能量：运用美国的影响，敦促国民党改组政府。这时，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在即，正是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有利时机。毛泽东迅速指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页。】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主张，第二次宪政运动由此演变成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2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曾评价说：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页。】

二、从重庆谈判与民主党派精诚合作到1948年邀请各民主党派进入解放区筹建新中国，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成功实践和创立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国内民主建国的氛围极为浓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呼声日趋高涨。毛泽东抓住时机，积极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在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斗争中，奠定了新中国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基础。

（一）重庆谈判期间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交流、合作，奠定新中国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格局的基础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重庆谈判，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当时此举确有一定风险。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次能够接近国民党统治区广大民主人士的好机会，不应该放过。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可以说，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有关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但在人民内部的各阶级、阶层之间，对于如何取得和平民主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尤其是中间势力中的一部分人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少数人甚至准备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所谓的第三条路线。通过此行可以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

8月28日，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向迎候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的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国内政治军事所存在的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9月5日，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又说：我国政令军令的统一必须建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毛泽东的谈话，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在和平建国中的地位作用，与蒋介石所采取的轻视、排挤、压制政策形成了强烈反差，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积极性。

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毛泽东利用各种途径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介绍谈判情况，说明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希望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民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共同奋斗。为此，他多次会晤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尤其是他曾三顾“民主之家”特园，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一时间传为佳话，对促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团结合作产生了巨大作用。张澜深为感动，并建议：将两党已经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好推动。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张澜遂于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

推动、帮助各种民主力量组成新的党派，使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迈上更高的台阶。9月12日，毛泽东邀请民主科学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及夫人劳君展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共进晚餐。许德珩说：抗战胜利后，虽然参加座谈会的一些朋友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但大家想到一年多来经常在一起座谈，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此分手，不免有些遗憾。毛泽东鼓励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他还宴请了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并和国家社会党负责人蒋匀田等会晤，就国内形势、政治主张、斗争方式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鼓励下，继中国民主同盟之后，其他新的民主党派组织纷纷成立。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1946年4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成立；1946年5月，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这些民主党派的纲领和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这就成为双方继续合作的政治基础。重庆谈判后，这些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从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点出发，团结合作，努力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盟还与中共代表团就在会议上采取一致步骤达成协议，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彼此协商，互相配合，共同奋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在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的时刻，这些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经受住了考验。他们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和伪宪法，积极参加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成功实践和创立

随着国共两党军事较量的结束，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自然提上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讨论决定。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电文中还建议，这个会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起召集，于当年秋季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举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千方百计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纷纷奔赴解放区。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主要领导人共55人，联名发表声明，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中的领导地位的正式确定。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声称美国当局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推翻人民中国。意在拉拢民主人士搞所谓“第三势力”，瓦解革命力量。8月24日，民主建国会发表《加强内部团结好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予以反驳。声明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和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民族资产阶级唯一光明的幸福道路。毛泽东看到声明的当天就致信民建的领导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毛泽东的报告奠定了建国后我们党制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坚实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这就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得到了确立。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权组成上得到充分体现。据统计，1949年，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2人；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11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要继续团结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实行长期合作，并要求全党把这一政策在思想上工作上确定下来。即便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分子，也要努力团结争取。早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对做出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并要各得其所和用大位置安置。毛泽东本人还亲自做张治中、傅作义等的思想工作，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和担任中央政府的职务。他诙谐地对张治中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他还电邀仇鳌和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四人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四人中的仇鳌以老病为由回电辞谢。毛泽东又来函诚邀，“纵先生无意官职，也请来京欢叙。”仇鳌不便再辞，于1950年2月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606页。】根据毛泽东团结、帮助民主党派进步的思想，党和政府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家政权、协商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推动他们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支持帮助他们健全发展组织。经过一系列学习实践活动，各民主党派成员又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发展为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力量。

1950年3月、1951年1月，毛泽东在分别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汇报时，针对党内存在的轻视和排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民主党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对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要团结他们，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政协是中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它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合作共事、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经常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矛盾，不存在也没有在朝、在野之分，更没有什么反对党。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政党之间，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而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那样，在朝党和在野党，相互攻击，尔虞我诈，损害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建立还是“几个党好”的中国政党体制格局，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制度的坚持和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主党派工作方面出现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一个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毛泽东回答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党的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这就是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关于提出和坚持这一方针的原因，毛泽东从两个方面作了解释。一是用唯物论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历史经验中得出规律性认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二是坚持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原则，从提高执政党能力的要求出发。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长期共存的主要目的就是互相监督，所以，“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毛泽东在审阅人大政治报告时就曾修改和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尽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有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酝酿已久的思想。早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就指出：一切加入和坚持抗战与统一战线的任何党派，都有发展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帮助。“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现长期合作。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他又强调说：中国共产党还有很多毛病，需要经过加强党内教育和与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来消除。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时，他进一步提出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思想。他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后来的执政实践中，毛泽东基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张治中、陈叔通、章士钊等都是敢于同他讲真话的党外诤友。以张治中为例。张治中留在北京后，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直言不讳的交谈。一次是1949年，他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总结国民党独裁垮台的教训，要发扬民主；二是要看到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上不搞“一边倒”；三是要学习各国的长处和全世界交往。一次是1958年北戴河会议前后，他与毛泽东讨论大跃进问题。一次是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他问毛泽东“你们还相信不相信共产党自己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反正我是相信的。今天这么多干部被打倒，我想不通。”毛泽东肯定了他的意见。【《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一些党内外人士谈话中就指出，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层各人民团体的作用。他还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效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他还说：“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关于互相监督，他认为，“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此举突破了苏联政党模式。按照斯大林的认识，几个党并存，只有在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社会才会出现，在苏联“没有几个党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所做出的巨大理论创造。坚持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有利于拒腐防变、克服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的危险；也有利于避免主观主义、独裁专断、官僚主义等作风方面的错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坚持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使民主党派广泛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促进国家监督机制的建设，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和协调发展。

（作者董志铭：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教授）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