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

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

——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毛　强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成了一个包括他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在此期间，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谈话和批注，形成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毛泽东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深入思考，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缘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有预见地提出了学习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三个月后，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重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他不仅自己带头学，还建议中央和全党干部学。1958年11月4日，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1月9日，他特地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强调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著作的重要性，并要求“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0页。】。

在毛泽东阅读的经济学著作中，他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它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重要著作，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祖宗”。它先后在1954年初版、1955年第二版、1958年第三版、1959年修订第三版。它的每个版本，人民出版社都有中译本。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读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中译本。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期间，看到《宣教动态》第139期刊载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一文，当即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各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次日，他又在会上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要求大家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明确要求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第一、二、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本书”，并强调指出：“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8—542页。】

1959年7月，毛泽东在拟定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时，头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并点名要求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不久后，毛泽东决定成立读书小组，逐章逐节地学习和讨论，一方面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另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发挥示范作用。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要求“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组，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9页。】。随后，全党上下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根据毛泽东相关谈话和批注而形成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从而成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二、《谈话》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

在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毛泽东专门成立读书小组，集体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足见他对经济建设指导理论的重视。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小女儿李讷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7页。】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希望找到一条中国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他始终重视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相比较，尤其是从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他认为，“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在《谈话》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创造性见解。择其要者，包括：

（一）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由于中国长期贫穷落后，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所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195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打下一个基础；用十个五年计划即五十年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他这个要准备长期奋斗的设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个认识。

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首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办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稳步向前发展。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这告诉我们，尽管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决不能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只会刮起超越我国实际情况的“共产风”，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

（三）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杂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6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不仅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的观点，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并强调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应依据发展生产，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

然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即便是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认“完全适合”的前提之下。对此，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起作用。他辩证地分析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准确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这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与布局

通过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重大课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页。】。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构想，逐步由“实现工业化”向“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转变。在《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的表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国民经济只有在综合平衡下才能持续协调稳定的向前发展。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更是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因此，在《谈话》中，毛泽东在工农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上，再次强调我国需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他指出：“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五）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管理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他指出：“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优越性，毛泽东主张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他在《讲话》中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他还主张无论是中央部门管的，还是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的权利。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所以，他强调：“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六）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毛泽东十分赞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每一个国家都要“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论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页。】毛泽东之所以赞同这句话，是因为这个提法体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与他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

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泽东还指出，学习和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阶段。他认为，“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在《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三、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的观点，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前进。

毛泽东希望通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增强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性的把握，避免和克服盲目性，从而在提升全党经济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正如邓力群所评价：《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尽管毛泽东的探索还存在不成熟的地方，但其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比如，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将社会主义社会分解为若干阶段。列宁曾经将共产主义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进行明确划分。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此外，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总方针，制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成绩来否定毛泽东的理论探索。诚如胡绳所言，虽然“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二）深远历史影响

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要“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没有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而是局部的调整和改造。因此，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并不同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回答毛泽东、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贡献时，薄一波曾经概括提出了“始于毛、成于邓”的科学论断，这是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形成了“走自己的路”这个意识。毛泽东倡导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读书，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他在《讲话》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参加读书的胡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待苏联的经验是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他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所以他常常说，苏联这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胡绳：《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更何况，即便是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也为后来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反面的借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坚持走自己的路，更是传承了下来。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也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总之，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既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认识，也彰显了在读书中思考自己道路的方法论。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后将永远无望。”【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页。】以此来体会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及其思考方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毛强：中央党校报刊社编辑部助理编辑）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