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探析

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探析

储著武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的说法。【为深入研究这种说法提出的原因及其影响，笔者在此称为“文化建设高潮论”。】随后，这种说法被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征引，成为当时开展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国家话语）。关于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在党史国史专（编）著中虽有所提及，但专门研究论文则几乎未见。【如胡绳等分析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时，认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并分析了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的表现。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从国史角度，将此期文化建设纳入六十多年文化建设总体史中，作为一个重要阶段来分析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和历史经验等；二是从党史或科社角度，结合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实践来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二）从国史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及历史经验等，如周永生《新中国五十年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基本经验》（《湖湘论坛》，1999年第6期）、刘国新《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北京党史》，2010年第6期）、刘仓《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等；从党史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等，如王成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李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理论建设》，2011年第10期）等。】这两种分析路径代表当前学界共同的研究旨趣，其特点都在于重长时段的宏观分析（宏大叙事），但不足之处是研究的结论多趋同化、概念化，不重视研究此期文化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点。毛泽东所提出的文化建设高潮论，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中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尽管学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有所诟病，但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不需要探究细节。有鉴于此，本文试分析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及原因和影响等，并结合此期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来揭示当时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变化关系，以丰富人们对这个时期文化建设的认识。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的提出及原因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

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两大重要转变：1、革命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2、革命由武力斗争转向政权建设。对此，七届二中全会已做出分析。所谓政权建设，实际上是创建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形式来展开政权建设的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全中国统一后，要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3页。】在这里，他已考虑过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建设，并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称为建国初期的“四大建设”。为此，他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工作重点是：1、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2、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设高潮论。他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这种预言式近乎一语成谶的宣告，当然不排除新政权建设之初所具有的政治表态的因素，但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表态实则是让人民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充满乐观预期，并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因此，毛泽东适时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不仅符合当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有鼓舞人心、廓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协闭幕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实现“四大建设”的任务，“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来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这实际是说要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不仅要强有力的组织，还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提出的原因

文化建设高潮论，作为特定时期的论断，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现实原因。

（1）1940年代以来的理论资源和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1940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在探究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此时，他表示：“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也方在开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1期。】无论是自谦，还是实际如此，但自此以后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倾注时间和精力之多，一些思想和观点影响之深，确实是其他领袖人物所难以比拟的。随后的1942年5月，他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945年，七大报告中他再次集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如果说1940年前后他尚有“门外汉”之感，但经过几年时间探索和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不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形态，用以指导边区和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而且确实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正如近代史家龚书铎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龚书铎：《全盘西化论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这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客观需要，还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提出后，边区及各根据地都以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如1940年3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只有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提高群众，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形式才能接近群众。”【林伯渠：《论新民主主义政治》，《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1941年5月，邓小平说：“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1944年3月，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文化不行，陕甘宁边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页。】，并指出边区1944年的任务是要学会文化建设，并成为全国文化建设的模范。同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论指出：“这种文化（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和为它服务的奴隶文化，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新专制主义文化。我们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晋察冀日报社论选编（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陕甘宁边区汇集了大量文化人才，创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同时，其他根据地文化建设也取得重要成绩。

随着抗战胜利，又经四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最终胜利。这个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始终成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但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只能算是局部地区和地方政权的一种文化建设模式，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及文化建设实践为以后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借鉴。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形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笔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化建设实践，为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这正是文化建设高潮论背后所代表的丰富内容。

（三）新政协确立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

新政协会议上，中国社会又再次面临着如何选择文化发展的道路。尽管此时已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资源和范式借鉴，但毕竟都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经验，要确立全国性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并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上升为国家意志，必须由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重大会议来加以确定。

中国共产党利用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界民族人士参加新政协协商建国的机会，通过提前解释的方式并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1949年1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向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报告，具体谈了五个问题：1、思想自由；2、文字改革；3、新闻政策；4、大学教育；5、文艺政策。【《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3月21日，李维汉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5月5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31周年，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种解释工作向各界民主人士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要开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政协会议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得到包括文化界在内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如9月23日，李济深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国民经济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应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25日，平津代表团代表表示：“在文化工作中，我们要努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普遍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量培养建国人才，以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及文化教育政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

如果说1940年前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尚属“大音希声”，但此时人们更加坚定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即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之路。新政协会议召开后，新民主主义文化顺理成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交汇自然是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高潮论的逻辑起点。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曾表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讨论不多。【《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这里所谓“讨论不多”，实际上反而说明人们已成竹在胸。对于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来说，则更是如此。

二、文化建设高潮论的影响及深化转换

随着文化建设大幕开启，文化建设高潮论在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信文化建设高潮一定会实现。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委），全面负责新中国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文教委统一领导下，设有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科学院等专门机构。各个地方，也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的设置，成立有相应的文教管理机构。郭沫若指出，之所以成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构建起全国及地方文化机构，推进文化建设工作，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2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强调，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的预言一定会实现。【《陆定一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对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新中国建设的人们来说，此时信心和勇气比什么都重要。

其次，文化界积极推动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北京市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号召要为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1日。】1950年，《新建设》杂志决定将综合性双周刊改为学术性月刊。在发刊词中，编辑部提出：“在今天，从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来看，学术文化的进步却落后在时代要求的后头。……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提高一步，为了适应理论学习的普遍需要，也为了迎接正在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全国学术工作者实有加强联系和团结的必要。”【《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1951年1月，《新建设》出版“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专题。【《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4期。】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郭沫若撰写《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创刊词，提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展开，文化建设高潮论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转换。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页。】随后，《人民日报》指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参加者都相信，党和国家制定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林钢：《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人民日报》1956年2月3日。】同年2月，《新建设》发表社论认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要求文化、教育、科学等事业突飞猛进，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巨人式步伐，并指出：“迅速发展着生产事业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学文化力量，科学文化事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光荣任务》，《新建设》1956年2月号（总第89期）。】冯友兰也表示：“国家的进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里。文化高潮，必然到来。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务，现有的知识分子，能够胜任也得胜任，不能胜任也得胜任。”【冯友兰：《迎接文化高潮》，《新建设》1956年2月号（总第89期）。】中共八大上，周扬表示要把“我国的文化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9页。】这个新繁荣的时代是指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文化建设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话语转换，但共同点是人们始终在期待着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三、文化建设高潮论的特点

（一）文化建设高潮论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无论是“不可避免”，还是“汹涌澎湃”，甚至是“必然到来”，不只是修辞的某种变化，其背后体现出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对内，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充满信心。如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唯心主义历史观时说过：“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这里所说的精神方面，意指中国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始建设人民的文化。对外，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认同。新中国初期，人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是新中国学习和仿效的对象。如新中国成立之时，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归国时，周扬表示：“他们亲自告诉了我们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这种文化代表着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最高峰，照耀着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方向。”【《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8日。】1952年11月，陆定一在文化部举办的“苏联影片展”上题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将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认同表现出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强烈追求。

（二）文化建设的高潮实际上并未到来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不是直线式的、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纵观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始终都是围绕着当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任务来展开。人们对文化建设高潮的乐观预期与文化建设的实际的确存有差距。

以文盲为例来说，当时我国文盲占到总人口的80—90％，试想在这种基础上怎么可能建设高度文化的国家。这也能够解释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视扫盲工作及群众教育工作。直到1956年，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发展方针，实际上背后的现实是国家缺乏大量高素质、高水平的建设人才。另外，从国家每年文化事业投入来看，文化方面确实所占有限。如下表所示：

表1　国家对文教科学投资情况表【《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49、51页。】（单位：亿元）

而对文教事业的经费投入中，有相当大部分集中到教育领域，用到文化事业其他领域的费用相对更少。如下表所示：

表2　教育事业费及其所占比重情况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单位：亿元）

以上两组统计数据表明，新中国初期国家对文教科学的投资比例始终保持在总投资额的6％—8％之间，而教育事业费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6％，可想而知对其他文化事业的投入确实较少。1956年时任国家计委文教计划局局长的高云屏说：“就文教事业的基本性质来说，在我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它是一个配合的方面。它的任务由我国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所决定的，并且服务于这些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高云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文教工作》，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6年版，第1页。】这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初期国家提出既要发展文化，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文化。

另外，新中国初期文化发展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1、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中急躁冒进思想一直存在。如1953年9月，郭沫若指出：“我们在文教工作中，犯有盲目冒进的倾向。一部分文教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常常不根据主客观条件，正确地结合需要与可能，而只顾需要，不顾可能，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贪多、图快、急躁地进行工作。”【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4年编印，第15页。】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发展以及发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工作中相应地提出文化大跃进、放“卫星”的目标任务。到1958年5月，国家甚至提出“配合农业生产大跃进，争取全国农村文化大跃进”的号召。【《人民日报》1958年5月24日。】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的目标。这仍是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艺术事业中的表现。（2）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政治批判、上纲上线的做法影响后来文化的发展。新中国初期几次重要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共同之处是采用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思想文化问题。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就认为：“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更是把问题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断上纲上线，牵连甚广。1956年文化艺术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有纠偏作用，但1957年整风和反右斗争后，文化上的问题更是被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尽管1956年国家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1957年以后，文化建设的主流话语又转向“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以及“文化大跃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实际上，文化大跃进并未带来文化的大发展。这时人们追求的是政治激情的宣泄和主观表达，很难顾及文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并不是文化建设的高潮，而是经济、政治急躁冒进情绪在文化领域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到来。

结　语

文化建设高潮论，一则充分认识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亦即文化建设的高潮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如郭沫若说，毛泽东文化建设的高潮是指“文化建设跟随着经济建设，而不是跑到经济建设的前头”。【郭沫若：《四年来的文化教育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日。】二则是对新中国文化的高度乐观预期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建设高潮论，贯穿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是认识此期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线索。文化建设高潮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提供给人们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坚强信心。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在旧中国文化向新中国文化转变过程中，其意义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遗产也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急需。

文化建设的高潮并未到来，主要由客观条件（经济基础）及人们对文化的认识所制约。新中国初期人们对文化功能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于经济、政治发展的单一角色。但今天，文化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功能仍然适用，但文化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大大加强，其功能也大为拓展（“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及“推动发展”）。“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这种较为宽泛的共识更加突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与新中国初期相比也更为丰富和全面得多。但如何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来说，无论在任何时期都是共同的永恒课题。此外，文化建设的急躁冒进情绪和思想根本不利于国家整体文化事业的发展。

（作者储著武：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研究室编辑部办公室主任，编辑）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