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艰辛努力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艰辛努力

张启华

一

同评价中国近现代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定以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贡献来衡量。因为杰出人物的贡献，与时代的需求紧密相关。正如马克思赞成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这是说，伟大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其伟大之处，就是最大程度地解决时代的急迫课题。近代以来中国最急迫课题，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勇敢、勤劳、充满智慧的伟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以灿烂的汉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在很长时期内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影响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只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奴役和压迫而落伍了。从此，复兴中华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同愿望。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英雄的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屈奋斗的历史。

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通往复兴道路上的第一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争得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反帝反封，是振兴中华的首要问题。如果说，孙中山1894年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11年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创了最初的政治条件，他因此成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第一位代表人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是接过他手中这面大旗，在这条艰辛道路上继续奋斗的第二位代表人。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是围绕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清除了最后的政治障碍，迈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一步。这是极重要的一步，因为复兴，首先要独立，否则复兴无从谈起。所以，毛泽东的第一个贡献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了关键的、开创性的和奠基的作用。

诚然，自从世界现代文明的曙光升起并照射到中国大地上以来，为了迎接这新的曙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是，只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获得了成功，既由于他拥有了必需的历史条件，更由于他正确认识并懂得怎样利用和改变这些条件，所以能够完成时代要求他并允许他完成的任务，实现了此前几代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而未可得的理想。邓小平说得好，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发自全国人民肺腑的心声，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还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真正复兴的开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

复兴中华面临的第二个历史课题是，中国选择什么道路实现现代化？既然时代使然，中国已不可能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达此目的，就只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样，第二个历史性课题就摆在眼前：如何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广大农村、汪洋大海般分散落后的农业个体经济和众多城乡手工业，还有民族资本主义存在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来。

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泽东又一次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诸如在农业合作化中，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前进的过渡形式；在对手工业和其他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一般地采取合作化的形式，组成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并照旧采取便利消费者的分散流动经营方式和符合社会需要的经营特点；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并用和平赎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方式，使我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些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创举。正是这些正确决策，使我们得以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却没有引起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动荡，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虽然三大改造运动中也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及强迫命令、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给当时的经济和其他方面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同这场社会变革所完成的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相比是次要的。

三大改造的成功，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开辟了中国通往现代化、实现强国富民的光明大道，这是毛泽东作出的第二个历史贡献。

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然面临的第三个重大历史课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再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毛泽东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教条主义、照搬书本是与他格格不入的，所以早年就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的哲学代表作之一《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的精辟分析，也鲜明地显示出他的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在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强调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正待起步之际，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我国许多体制模仿苏联。这除了与苏友好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毫无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可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用他当时的话说，苏共二十大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即指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全照苏联那套公式。他说，揭了盖子的好处就是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每棵树长得不一样，各国也有不同情况。要讲个性，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走不通。但所有道路都有共性。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本国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要接受我党历史上的教训，反对用教条主义方法学苏联经验。他说，以前没经验，只好模仿苏联，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初步实践，又有苏联的经验教训，应该更强调从国情出发，强调创造性，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但这条道路是什么，没有现成答案，只有靠实践探索。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联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原则，实质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其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此外，毛泽东在经济方面，针对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提出过“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在政治方面，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做些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等；在文化方面，针对我国一度照抄苏联把政治因素搬用到文化科学领域的做法，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以下仅就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贡献作一概述。

（一）毛泽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创造，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所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革命的力量除无产阶级外，还有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局部的地区性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其实质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民主专政也随之改变性质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苏维埃政权相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文字表述看，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不仅有“专政”，而且有“民主”，并采用内容更为广泛的“人民”一词，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的“人民”一词，来包括、代替“无产阶级”一词。这就不仅在实质上表明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形式上标明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标明享有民主权利和行使专政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广大人民。这就更准确地表达了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同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有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建设的传统和经验的。在那时，毛泽东就充分肯定了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明确指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最适宜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最能够体现其国家性质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就存在各民主党派，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其他爱国者及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这些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帝反封合作奋斗，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那时就多次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推动了在重庆召开的由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多党派的政治协商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尝试。此后在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我党同各民主党派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政治合作关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施政方针，开创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共商国家大计的新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已初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保存下来，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毛泽东非常重视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这些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1956年，毛泽东又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了我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独特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同我党亲密合作、团结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模式，又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提出六条标准作为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毛泽东同志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列宁在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来不及对此具体研究，而斯大林则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导致矛盾暴露后处理不当。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为国际共运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意义是重大的。虽然由于此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导致了重大损失，但这正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二）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具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总的主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他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三大改造运动，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在1956年1月25日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正如他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讲话结束时指出的：“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页。】可见，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经济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多次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人说毛泽东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曾多次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说明，毛泽东是极其重视生产力发展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一旦建立起新中国，就要着手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衰败经济，他在1950年6月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1951年2月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的重要战略构想。1952年9月以后，他多次提到要制定一条过渡时期总路线，紧接着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再次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社会主义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全面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年6月八大的召开确定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及经济建设的方针。在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并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反右结束后，毛泽东在1958年1月重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对生产力方面知识的学习，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时要制定一整套适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此后一直到“文革”前，工作重心未受到大的冲击，即使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也没有完全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因此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按原计划进行，于1965年基本完成。总之，毛泽东几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及时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机把握得是好的。

2．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战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必须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脱离，更不是对立的。他在1952年建议党中央提出的以“一化三改”为中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这一结合的最好说明。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不仅避免了生产力下降，而且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起初，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实践的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想法。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应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并且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这个认识没有深入展开也没有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显露后，毛泽东首先觉察并设法纠正，对被拔高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做了适当调整，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纠错中，毛泽东经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要相当长时期。邓小平后来说，所谓“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4．与此相关，反思和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问题也有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为后继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列宁就说：“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尽管列宁为实践所迫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其实质是恢复商品经济），但他认为这是短暂时期的策略原则，是一种退却，半年后就宣布退却已到终点。后来斯大林有所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概念，并在有限范围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意义和作用。但他把商品经济仅限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被排除在外，价值规律也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价值规律与计划也是严格对立的。这种情况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已形成的传统观念提出异议，是很不简单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完全否定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认为中国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要大发展，特别强调农村应当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多生产能交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不仅消费资料而且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作为商品。他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正确思想。他还说：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可以说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在以后非但没能坚持反而有所反复，也是不奇怪的。但他毕竟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5．提出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通往工业化的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只能从大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就是个严重教训。经过摸索，他提出，必须肯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但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页。】从长远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稳固。这里，他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既适合我国人口多而资金不足的基本国情，也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以他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我党从国情出发提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这是毛泽东在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的一个杰出贡献。

6．提出了中国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原则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思想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和两步走战略步骤。这是针对苏联不赞成中国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提出的。当时东欧多数国家听从苏联要求，自己不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基本上依靠苏联，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我党对此鲜明抵制，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毛泽东认为，我党无论是领导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主要依靠本党和本国人民力量，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为此，他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这一原则和方针指导下，我国成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造成的困境，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至今是我们的立足点。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与此相关，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及两步走战略步骤。1954年9月，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要将我国建成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又将这一思想具体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这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早提法。此后毛泽东在1957年二月、三月分别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提到将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268页。】。1959年，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63页。】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这段话并提出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即1980年前，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参见《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52页。】

7．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邓小平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早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1960年初，中共鞍山市委总结鞍钢的经验，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3月22日，毛泽东批示，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其中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基本精神是：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技术管理人员、干部都是企业的主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密切与工人的关系，搞好企业管理、熟悉生产都是很重要的一着；而工人参加管理，则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济民主。规章制度是为搞好生产设置的，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那些不适应现代管理的旧规陋章要改革和完善。“三结合”则是要求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发挥领导、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各自的长处，密切彼此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解决多方面矛盾，促进企业发展。毛泽东当时号召全国一切大中企业、大中城市学习鞍钢这一经验。实践证明，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是在技术改革中实行群众路线，解决重大技术问题的有效形式。“两参一改三结合”，作为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表现，对办好社会主义工厂企业是长期适用的。

8．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三兼顾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分为三个层次，并揭示出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内容可归纳为三点：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包括三个基本层次，即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或国家、集体、个人）；第二，三个层次中，较低的利益层次要服从较高的利益层次，较高的利益层次又要照顾较低的利益层次；第三，解决三个层次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方面，国家要照顾企业（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企业要照顾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发生矛盾冲突时，企业（集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生产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和国家的利益，而不能是相反。这一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成果，对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9．打破封锁，对外开放。毛泽东提出，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要努力争取外援；争取外援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要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针。近年来，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自我封闭政策。其实，研究毛泽东一生的言行，很难找到他主张闭关锁国的痕迹，而恰恰看到他向来竭力主张与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互通有无的交往的例证。在取得政权前，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获得真正独立后要与外国进行经济交往，并曾努力把这一思想变为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在政治上提出“一边倒”方针，至今被一些人误认为是闭关锁国政策。其实不然。毛泽东主张的“一边倒”，是指在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而在经济上仍要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交往，从未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此后他也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但不要盲目学，要独立思考。他主张把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经验辩证地结合起来，认为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一概照搬都是不正确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了长达20年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另一方面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我们在把对外经济交往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不论是建交的还是未建交的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都积极发展与它们的贸易往来。对美国，毛泽东一直表示愿意及早与之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但美国政府长期不改变对中国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明确表示，在美国不改变敌视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之前，不能与之进行贸易来往。即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的上述指导思想也没有变。

10．提出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指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改革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加强财政、银行监督与检查。在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又针对存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管理权限。

以上是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里面浸透着他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思考，饱含着他振兴中华的拳拳赤子之心。这个时期的建设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初步的但是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

同所有的人（包括普通人和英雄豪杰）一样，毛泽东也有缺点和错误，特别在晚年有过严重的失误。如何看待这些？邓小平说得好：“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功绩，固然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因素，但归根到底，是时代和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条件。他们由于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和集中集体智慧，因此能对历史的前进起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样，他们所犯的一些失误，虽然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也不是离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所以，毛泽东所犯错误固然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但同时还在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

首先，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没有太多现成的经验可循；从国内情况看，我们党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更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失误，这是认识发展的必然规律。就像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许多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问题上，都有过一些很好的思想，但有些未实行，有些未贯彻到底，有些还有反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践经验不够。没有充分的感性认识，就不具备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常是同不成熟的实践相联系的。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认识，也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

其次，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在制度和法律方面存在缺陷。这种情况，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再次，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不应该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正像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之于某个人一样，把一切错误归之于某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爱国主义是支持他的最强大精神力量。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全部是为了他最热爱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他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能容忍超级大国对中国主权的干涉，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任何挑衅，他时刻警觉地维护着国家的安全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并与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不能容忍国家的贫弱、人民的困苦。所以革命胜利后，他立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克服一切困难，努力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也不能容忍国内外的敌人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无产阶级政权重新夺了去。所以他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开展了阶级斗争，甚至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安全和富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是他毕生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的核心。的确，在此过程中，他犯过错误，但他绝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正因为此，我们说，毛泽东是一位具有崇高精神、高贵人格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极其深刻而且长远。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史册里，毛泽东的光辉永远不会暗淡，他的丰功伟绩永远不会湮没在时光的流逝中。

当然，作为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人，毛泽东只能在历史提供的一定条件下完成自己能够完成的使命，即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总课题中的一部分任务。最终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有待于他的后继者、几代人的努力，他在探索的长途跋涉中出现的错误，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通过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我们党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些，与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奠基的作用。

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深切缅怀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艰辛努力和杰出贡献。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千古永存。人民永远怀念他。

（作者张启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