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贡献

——基于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视角

高长武

习近平今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这段话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指南。具体到外交领域，不能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工作与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工作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而应辩证发展地看待。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30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先后提出和实施不同侧重点的外交战略，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粉碎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包围，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努力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正是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取得的外交工作成就、积累的外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从为国内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角度，按照新中国前30年外交的三个阶段，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中国外交所作的历史贡献作些研究。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采取“一边倒”但不失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果断决策抗美援朝，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国际会议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着手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初步树立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谋划新中国外交战略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一边倒”的战略。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即率团访问苏联，并经过谈判，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此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双方在各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特别是苏联方面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时，美苏矛盾逐步加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全面展开。在这种局势下，中国该采取什么外交战略呢？当时有人提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那么，倒向哪一边呢？我们在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是绝不可能违背历史和民族情感，倒向压迫和欺侮了我们上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因此，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真正尊重新中国并真诚为新中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国家。1956年，毛泽东曾这样总结说：“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而事实上，苏联的援助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实行“一边倒”并不是不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确立“一边倒”方针的出发点，是“一边倒”具体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立场。“一边倒”，是指与苏联站在社会主义的同一阵线上，但并非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投靠苏联；向苏联学习，但并非照搬苏联经验，全盘“苏化”；接受苏联援助，但不能损害中国主权和根本利益；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并非断绝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和交往，而是根据形势变化，努力改善与它们的关系。

在实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大框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在对外关系上作了一系列努力。

首先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不期爆发，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东北边疆的安全。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和考虑，最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确决定。经过中朝军队三年多的艰苦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民主人士周世钊谈话时曾总结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30页。】正如毛泽东上面所总结的，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抗美援朝胜利、朝鲜半岛实现停战的有利条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继续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一是积极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并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与会，通过中方积极斡旋和与会各方共同努力，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二是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等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努力与周边一些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三是组团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477页。】。四是着手改善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的关系，发展同它们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关于这些努力，毛泽东称之为“走出去”。他说：“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此，毛泽东1954年8月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作过深刻分析：“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而事实上，经过一系列外交努力，这个目的基本达到了，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在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

二、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特别是来自美国、苏联方面的压力，在提出“两面出击”战略的同时，重申并完善了“中间地带”理论，既有力反击了美苏霸权主义行径，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也发展了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国际局势动荡，世界各种力量分化重组，中国周边局势由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后形成的缓和状态又逐步趋向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主要的压力和威胁来自美国、苏联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仍采取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拒不承认新中国，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同时，美国极力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于1961年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特别是苏联党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并逐步激化。1966年3月以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

在这种紧张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把外交战略调整为“两面出击”，即“打倒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针对美国插足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部队不断袭扰大陆的做法，毛泽东和党中央于1958年8月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随后两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申明和平解决台湾的方针，揭露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针对美国发动侵越战争，1965年至1968年中国共计派出30余万人的部队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1968年11月，美国终于被迫宣布准备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除了武装威胁的一手，毛泽东还敏锐地看到了美国颠覆社会主义的另一手，即“和平演变”。他尖锐地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0—1141页。】

针对苏联方面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毛泽东和党中央也作出针对性的部署和还击。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指责和攻击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公开信的文章。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中苏之间这段历史时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与此同时，针对美苏两国争霸世界的局面，毛泽东再次重申并完善了解放战争期间曾提出过的“中间地带”理论。在毛泽东看来，中间地带有两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一方面明确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其中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努力加强同西欧、大洋洲和日本的关系。同已建交的瑞典、瑞士、挪威、芬兰等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对尚未建交的国家如日本等开展民间交流和贸易往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这一事件当时被西方称为“外交核爆炸”。有外交史学家曾形象地形容中法建交是“在一块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一道裂缝”，这也充分反映出其重要意义所在。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及美苏两国的巨大压力和威胁，毛泽东和党中央冷静巧妙应对，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方面，坚决反对美苏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有针对性地还击，这虽然使中国陷入与美苏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外交面临十分严重的压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此举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向世界表明了新中国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的信心和决心，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另一方面，在“两面出击”的同时，我们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其他发达国家，不仅有利于打破美国封锁和苏联包围，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而且也为日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在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果断决定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并与日本建交，同时适时提出“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设想，积极改善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霸，与世界上一大批国家建交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获得民族独立，这些新兴国家作为国际格局中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洲在经过战后20多年的恢复后，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特别是欧共体的成立，标志着欧洲各国在国际舞台开始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68年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对比上发生改变，在两国争霸格局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面对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苏联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现状，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着手改善中美关系。这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降到历史低点。尼克松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向中方陆续作出一系列积极姿态。尼克松先是向戴高乐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继而又宣布对中国放宽贸易和人员旅游的限制；接着又让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告知中国，美国将停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活动。

毛泽东、周恩来等敏锐地捕捉到了尼克松政府发出缓和美中关系的信号，果断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不利局面。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作出明确而积极的回应。他请斯诺转告美国方面：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8页。】1971年春天第31届世乒赛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被称为“乒乓外交”的举动起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同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问题。会后，政治局把会议内容写成报告，报毛泽东审批。这份报告，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交往的先决条件，并初步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0页。】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深入会谈。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尽管还有不少问题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新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曾形象地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0页。】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中美关系的缓和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1972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双方通过会谈，签署了建交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睦邻友好关系。除与日本建交外，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先后同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及亚非拉等一大批国家建交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重大事件不得不提及。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看得很重，也一直在为此不懈努力，但由于美国等国的阻挠，一直没有成功。当得知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的消息，毛泽东高兴地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周恩来则对来访的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参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7页。】新中国在第26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后，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在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初现的时候，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总结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深入地分析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的发展演变规律，对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思考，不失时机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即“建立一条从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美国的统一战线，以抗衡当时霸权主义野心日益膨胀的苏联”【《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7页。】。此后不久，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两个世界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页。】

对三个世界的划分，突破了以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的框框，而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矛盾、称霸与反霸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为标准。这一战略思想特别重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它们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努力；将中国划入第三世界，使中国在整个世界中有了明确定位。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作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纠正脱离实际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倾向，确立了以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为核心，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积极改善同第二世界的关系，“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共同反霸，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外工作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纵观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近30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领域的探索历程，虽然在一些阶段上对国际局势和战争危险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文革”期间外交领域受到“左”的错误的严重冲击，但是任凭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对外交往中，新中国始终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外交战线的诸多成就，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又为国内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成就加上探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后外交工作崭新局面的开创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经验借鉴。

（作者高长武：中央文献研究室杂志社副处长，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