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毛泽东怎样写政论文章

毛泽东怎样写政论文章

梁　衡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是应用文，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第三类是也偏于应用，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文学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面我们只分析他怎样写政论文，其他三类另文论述。

一、政论文就是政治加文学

毛泽东写的最多的是政论文，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本来政论文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加文学。这是两个基本点。可惜近年来，文学因素常被忽视，政论文也成了枯燥、生硬的代名词，而被异化出散文领域。殊不知，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至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政论就是论政，是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建设，写作之前心中有论敌，有靶子，言必中的；写作中笔下有论点、论据，以理服人。论文是政治家最常用的武器，一个政治领袖不会写论文，犹如一个战士不会放枪。政论文是中国文章史的脊梁，从贾谊到梁启超，代代相续，玉树常青。一部政治文章史就是一部政治发展史，与中国的朝代更替、时代变革相缠相绕，绵延不绝。

政论文是以文论政，是用文学翻译政治，是笑谈真理。一个政治家开会、谈话、制定策略、领导战争和建设等等，是搞政治。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宣传自己的思想，这要用到文字，要借助文学之美，不但入理还要动情。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依其公务之身和领袖之责，毛文的内容总脱不了谈工作，谈政治；但是毛泽东骨子里有文人的一面，有追求文章审美的情怀。毛是把政论当文学来做的。毛身上至少有四重身份：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章家。他是假文学之手来行政治之责，在工作之时不自觉地创作政治美文。这种手写的文章，与“讲话文章”比多了书面的讲究；与行政公文比脱去了具体事务的枯燥；与新闻稿比又跳出了叙事的体例，不受时空环境的限制，常嬉笑怒骂，更见情见理。每篇文章虽都负有专门的指导任务，但从审美角度看，则都已进入了文学领域。或者作者习以为常，竟未察觉，而后人读来益觉其美。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一篇文章美不美有三个标准：描述的美、抒情的美和哲理的美。在一般专业文人的作品中大都止于前两个层次的美，而一般政治家的文章大都没有前两个层次的美，哲理倒是有一点但常常表达笨拙、枯燥，也不甚美。我们在毛泽东的文章中除了可以读到深刻的思想，经常能同时欣赏到描述的、抒情的和哲理的美。这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是毛的过人之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过众多领袖，特别是早期领袖大多能文，建国后的领袖又有大量的写作班子与之为文，但为什么唯毛文独领风骚呢？奥妙就在这里，毛从政治跨入了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诗词赋等抒情文学、小说笔记等叙事文学，无所不通。而许多政治领袖都没有跨出这一步，又如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人，其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有超过毛的地方，其文章也很朴实、深刻、干脆，但就差这一点点，少了文采，少了文学的美感。不要小看这一点，就像金属中的合金，加进一点，性质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就这一点就拉开了距离，硬是赶不上。邓之后就更不敢想有人与毛比肩了。

二、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为典

如前所述，政论文既是政治加文学，那么研究政论文的写法就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表达思想，即它的内容；二是如何提升美感，即它的形式。

毛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伟人，是当中国社会处于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之时的领袖人物，他站在以往所有巨人的肩膀上，讲20世纪的中国怎样革命、进步。我在《文章大家毛泽东中》中曾专有一节讲他文章中所洋溢的气势。这里再讲讲他文章中的思想。他讲历史唯物主义，讲社会的演进之理；讲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改造旧中国；讲中国共产党建党和中国革命之理；讲人民战争、民族战争取胜之理；讲群众路线之理；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之理等等。这些道理都是可以放到每一本政治、哲学、军事专业书里去讲的，但是毛却用文学的语言，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把它表达出来。他是用文学翻译政治、传播思想的高手。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3页。】

这样讲自批评与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340页。】

这样讲认识论：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重复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又下面重复上面，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

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要有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写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夠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而在这些论述具体事件的文章中却能产生具有普遍真理的思想。

中学课堂上，语文老师就教“夹敘夹议”。而毛的夹敘夹议，是这样地举重若轻。他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页。】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了独立的指导意义。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三、作家的文采：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我曾有专文《文章五诀》，谈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杂揉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五色花纹交错而成绵绣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没有模式，没有重样。多色彩，能变化就是好文、美文。怎么变呢？主要是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这五种手段，变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个层次。我们姑且叫“三层五诀法”。

毛文之美，美在善变，正如他的用兵。因为文章的基本文体是描写、叙述、抒情、说理，所以再复杂的文章总不脱形、事、情、理、典这五个元素。不过因文章的体裁不同，内容、对象不同各有侧重。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揉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组合，五彩斑斓。

为了说明“文章五诀”的用法，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专业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现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对他也喜欢的，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围绕穿插，编织为文。你看文中有“事”：静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莲赋》、《西洲曲》；有“理”：讲独处的妙处。但是全篇都洋溢着情感，字里行间都是“情”。

再举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阳楼记》。毛对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这篇文章中是想说一个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开头先说“事”：滕子京修楼；再写“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个“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泽东不是专业作家，更不是虚构故事的小说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说理，但是他不直说、干说、空说，而是借形、事、情、典来辅助地说，如彩云托月，绿叶扶花。

1、借形说理。

形，就是有画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场景等。这在描写文、叙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说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论文中却几乎不见，因为它不能直接阐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页。】

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本是一篇《论》却不从理说起，而是眼前的现象、气氛导入。好让你静听我怎样解这个“闷葫芦”。

我们再看他的人物形象描写。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造反农民的形象，我们知道《报告》的主题是讲造反有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所以文中有多处这样的形象。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特别是对所要批驳的靶子，常常用形象说出。如：“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这里本可说“许多人有麻痹情绪”，但这是概念，他宁肯换成“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有时候他并不是专门去塑造，而是随口说出便也十分形象生动。

2、借事明理。

事，指过程，情节，故事，是叙述的方法（形是描写的方法）。事与形不同，形是静止的画面，事是动态的过程；形是停留、定格的表面形象，事却有内容、情节。形用描写；事用叙述。前面已经有专门一节谈“理从事出，片言成典”，是从文章的宏观立意上说毛文总是从大事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理。这里是从具体方法上谈在文中说理时怎样穿插叙事，借事明理。叙事多用于记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给傅作义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5页。】

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论人民民主专政》）

3、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就职演说》等。毛泽东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时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一生，时刻都被战争、苦难、理想和胜利所激动着。毛的性格有诗人气质，好激动，激情、执着、坚定、浪漫，甚至有时走极端。这种性格在工作上有利有弊，有革命、建国的成功，也有“大跃进”、“文革”的失败。这在文学方面却是好事，文学需要想象，需要浪漫。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浪漫型的作家。他即使在做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245—1246页。】——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地憧憬之情。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5页。】（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祝词）——这是革命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页。】——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

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断，但完全是诗的语言。任何一个诗人、散文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情感和豪放的语言，而在他之前及与他同时的政治家中也没有过这样的情感与语言。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作品的始终，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虽然都是严肃的政论文，但有感情无感情大不一样，用什么样的口气说出大不一样，这一个“情”字里有力量、态度、决心、方向，领袖情动，群众动情，千军万马，海啸雷鸣。

4、借典证理。

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历史是现实最好的镜子。用史实来映照现实在也成了论说问题时常用的方法。毛泽东熟读中外史书，用典故来指导中国革命，也用来写文章。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又要搞假和谈。时势两异，这回用不着毛要去重庆谈判了，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7页。】

1949年4月，已经快兵临城下了，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李宗仁政府还在与蒋割舍不断，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指出：

“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6页。】

以上这两个典故都是直接用来说明相应的道理，不要怜惜恶人，要惩处坏人，借典理。但有时候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便于加深印象，是“以典助理”。《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5、综合运用。

下面我们选一篇文章，看一看毛文是怎样“一字立骨，五彩斑斓”，综合运用形、是、情、理、典的。

《愚公移山》是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七大是很重要的一个会。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堂堂正正地开党代会。这之前，或者是秘密召开地下大会，或者跑到境外去开（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当时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又面临国共大决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这么重要的大会，毛的闭幕词只用了1200多个字。他响亮地提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大会的路线，也是文章的立论，是文章要讲的“理”。但是作者没有以理说理，像有些政治报告那样没完没了地、原地踏步式地说教，而是以“事”说理，以“典”证理，以“情”助理。总体来讲，全文的风格是平静地叙说，寓说理于叙事，再助以形象、情感。

文章开门见山，一叙开了一个大会，讲大会路线；二叙一个寓言故事，下定决心，争取胜利；三叙为美国人送行，讲对美政策；四叙这几天国共都在开会，但是结果将会不同。叙述中有具体的事件、人物、情节、形象，跳出了政治报告的老套，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自信，谈笑间，大局一目了然，前途就在眼前。最后，是一句带感情色彩的结尾。这也说明文章的力量并不只是文字本身，而主要是时势的力量、作者的权威。如果换一个人，同样来讲这一席话，未必有此效果。

这里顺便说一下细节在议论文写作中的作用。《愚公移山》中有一处“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一般来讲，这样的句式不用在政论文中。这是描述句，而描写、叙述的句式多用在写景、叙事文中，是为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议论文主要用逻辑思维，多用概念、推理。毛文大胆地借用形象思维，使读者于沉闷、枯燥的推理中突然眼前一亮，心中一振。还有，形象思维是管记忆的，这些细节自然强化了形象、调动了记忆。这一细节于文章内容关系不大，于阅读效果则关系极大。一是拉近距离，营造气氛；二是加深记忆。这叫“起棱”，我们看木器家具，比如一个小桌、一个首饰盒，如果四面平皆光就显得一般，很很普通，如果起一点棱，做出点花纹立即就不一样，人们就爱欣赏、把玩。文章也是这样，不能一块平板玻璃。我在报社工作时见到编辑编稿，总爱把人家文章的“棱”磨掉，这是图省事，不懂读者心理。为此，曾写了一篇《编稿要多用刻刀，少用锉刀》，专讲改稿“留棱”，不要把文章锉平。

再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例。这里，毛在政论文中大胆使用了文学意象。

意象是什么？就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是一种象征，是借以还魂的躯壳，是诗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此法是纯文学手法，是行家里手才敢用的，犹如高音歌唱家之花腔，足球射手之倒钩，篮球之背投。意象是拿一个景物或一个镜头、一个形象来象征一种情感或阐述一种道理，是借实写虚。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文章开头还是从“事”说起，“白皮书来了，司徒雷登走了”，很具体，很形象。作者就从这个小口切入，慢慢道来。中间的文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美国的角度讲它的侵略政策和所作所为，包括白皮书的内容；后部分从中国人的角度，谈如何不要受骗，对白皮书进行驳斥解剖。最后两段是收尾部分，却用了一个非常意象式的镜头：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6、1497页。】

你看，首尾呼应，形象生动。这哪里是政论文，是小说、是杂文、是电影，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国共之战，这么大的题材全被他压进“别了”这个小葫芦里，把玩于手心。司徒雷登，一个曾创办了燕京大学的文化名人，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当了驻外使节，也只好代主子挨骂受过了。别了，美国的侵华野心；别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别了，中国人曾经受骗上当；别了，一个旧中国、旧时代。“别了”这个意象在作者手里抽出了无尽的诗意。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毛，只说第一把手就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张闻天，还不说同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有王明、张国焘等。这里除向忠发是个工人外，其他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为留洋归来的马列理论家，或为工人运动、军事斗争的领袖。总之是群雄际会，各有资本。毛所以能脱颖而出，一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第一线，在群众中踏踏实实做事；二是饱读书本，包括马列理论，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各种典籍。三是独立思考，必求创新。他是既虚心好学又雄才大略，睥睨一切的。唯此才铸就他的事业与文章。所以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

时下党风、文风弊端丛生，假、大、长、空、媚，泛滥成灾，以至于要党的政治局通过“八条”，整顿党风、文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看毛文，实在是一面绝好的镜子。当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梁衡：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