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

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

杨明伟

[摘要]周恩来的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有其特有内涵和鲜明特性，这清晰地反映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个历史时期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中。20世纪50年代，他在具体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辩证思维，力求两条腿走路；凝聚各方面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考虑决策的民主性，多方面听取意见。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抓住关键环节提醒人们转变思想方法，强调回归求真务实，注重辩证思考，坚持以整体和全局观点、长远和发展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有着思想方法上的坚守，比如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政治运动不能妨碍经济工作；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考，提出要坚持不懈抓经济工作，并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从总体上来看，就是唯物辩证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体。

[关键词]周恩来；经济工作；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直到1976年去世。在长期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的领导方式和思想风格，既有着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性，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性。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思想方法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毛泽东也曾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周恩来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一致体”。应该说，他的思想方法既包含这种“一致体”的共同特点，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为论述的方便，笔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几个历史时期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些突出例证中，来分析周恩来思想方法的一些特有内涵，并进而探讨周恩来领导风格中的一些个性特征。

一、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周恩来运用思想方法的几大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在全国执政的执政党，主要任务由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向建设一个新社会。面对新的历史环境和建设任务，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思考、研究和解决新中国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在具体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紧扣时代发展逻辑、颇具特色的思想方法。从如下几个视角，大致可一窥其这一时期思想方法的侧重点。

视角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现实可能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周恩来思想方法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各个社会领域民主改革运动和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斗争胜利进行，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人们深受鼓舞和振奋，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热情空前高涨。这本是好事，但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现象，有人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等观点。为此，周恩来提醒人们：“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在制订计划时，他提出，“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告诫说：“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页。）

1956年初，党内和社会上关于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之心越来越严重，周恩来对一些部门领导提出了严肃批评：“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他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之下，做经济工作要“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反保守的好处已经说过了，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264页。）

周恩来还提醒人们，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充分认识。他说：“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着急是不行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许多方面的建设，要“一步一步去走”、稳固推进。“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4页。）

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说：“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8页。）即使在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周恩来依然在思想方法上保持着求真求实、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特质。

视角二：搞建设要采取辩证思维，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起来，既考虑紧迫性又考虑长期性，力求两条腿走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断提醒党内同志，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讲辩证法。他明确提出：“要从思想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什么是“两条腿走路”？他解释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结合，又要有主导（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如果“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讲两点论，体现在经济工作中首先就要讲综合平衡，所以周恩来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必须搞综合平衡。他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60页。）同时，他还提醒大家，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两点论与重点论是统一的。他说：“两条腿走路，既要有机地结合，又要有主导。”（《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83页。）周恩来所说的抓住重点，就是要抓住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重点环节，抓住经济工作的那些当务之急。“在建设中，任何部门的计划都要有中心、有重点。”怎么确定中心和重点呢？他特别强调：“我们要站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树立整体、重点、先后和全面的观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而对经济工作中那些当务之急的重大工程，他经常提醒人们“不宜延搁”、“时机不容再误”。在总结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时，他专门提醒人们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他说：“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0—221页。）

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讲辩证思维，除了把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起来，还要把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有机结合起来。周恩来指出：“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是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5页。）他认为，思想方法的全面性和整体观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如果没有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就会迷失方向。他要求各部门都要了解全局、知道整体，不能只从部门和局部思考问题，“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否则，工作就会陷入孤立，迷失方向，“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周恩来选集》下卷，第7、1—2页。）

视角三：搞社会主义必须考虑到参与者的广泛性，凝聚各方面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考虑到新中国建设者“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实际情况，注意广泛团结各方面的人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工作思路。他提出：“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28页。）1950年8月24日，他专门以“建设与团结”为题作了一次报告，强调注重广泛性的思想方法：“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他还说：新中国建设所要求的团结，并不会妨碍个体的进步，“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9—30页。）

视角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考虑决策的民主性，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并充分交换意见。

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特别强调做决策前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他主张，一方面要多与党外人士接触，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多次讲过“兼听则明”的道理：“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闭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3页。）另一方面，也要多多听取党内同志的意见，并充分交换看法。仅举一例。1956年6月9日，周恩来曾专门致信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当年6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体制会议“分组讨论，只是地方同志发言，块块汇总；中央各部门派去参加会议的同志，很少发言，展开争辩。这样，不同意见不能真正地交锋和通过分组会议集中起来，必然增加了最后制定方案的困难”。他提出，要“补救这一缺陷”，由国务院再发一个通知，要求各部门“一定要派有关的司、局长以上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参加讨论，并且讲出本部门和自己的看法，与各省（市）同志详尽地交换意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26页。）

从上述例证我们不难看出，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和探索经济建设规律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注意从求实性、辩证性、广泛性和民主性等思想方法的视角来考虑和解决问题。

二、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周恩来运用思想方法的着眼点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之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挫折，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局面。实践中的问题反映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就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泛滥。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开始沉下心来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中央领导层也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固有规律还不十分了解，在许多领域还是门外汉，未知的领域还很多。

为扭转这一严重困难局面，促使国民经济良性发展，根据周恩来和国家计委的意见，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出台，是对“大跃进”运动的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也标志着思想方法的重大调整，即从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冒进，转到从实际出发、审慎求实上来。由周恩来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也由此开始了。

发生“大跃进”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偏离，导致主观与客观严重脱节，因而，转变和改进思想方法，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上来，成为极为紧迫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特别着眼于纠正错误的思想方法，强调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性。

着眼点之一：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抓住关键环节提醒人们转变思想方法。

从根本上转变思想方法，是搞好调整工作的前提。为此，中央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周恩来在1961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谈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等问题。他坦率地承认，“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党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思想方法也就出现了偏离。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每一个阶段和环节上，周恩来都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思想方法。调整的初期，除重提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外，周恩来还专门提出了六个亟待解决的“思想方法”问题：不断革命论要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要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必定要破坏生产力；革命热情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既要有创造性、预见性，还要有科学性，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相一致，承认矛盾，就要允许讲困难，只有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矛盾才能统一；理论与思想（方法）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强调这六种思想方法，反映了周恩来对主观与客观、目标与现实、长远与阶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及实事求是、对立统一等思想及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整个调整时期，他多次纠正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告诫大家要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思想方法，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3页。）

着眼点之二：回归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要求。因此，要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首要的是纠正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引导全党重新找回并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

为扭转“大跃进”运动中盛行起来的“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多次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能不能说真话，敢不敢道真情，是不是办实事，这是困难时期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的重要标准。他指出：“现在，党内有一种不好的空气，好象讲困难就是泄气。”为了纠正这种风气，他把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阐述为四条方法论原则：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9页。）

针对当时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头脑发热、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求快速发展的错误思想，周恩来提醒人们，要注意把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结合起来。他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求大、求全、求快的做法。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多次指出：不要超过现实的可能，“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74、575页。）为防止一些人在形势好转时头脑发热，周恩来还重申：“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发热。脑筋热了，拿冷水洗一下好。”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的这种冷静、求实的思想方法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对全党重新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作风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切从实际出发反映在历史观和工作路线上，就是坚信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虚心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定地走群众路线。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反复重申群众观点的重要性，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习惯于靠听汇报看报表指导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他反复告诫人们，必须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你只要留心学，在劳动人民中遍地是人才，遍地是我们的老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63页。）他曾经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角度来解释毛泽东思想，说：“‘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根本思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67页。）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独特解释，足以说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周恩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

着眼点之三：重申“两条腿走路”，注重辩证思考，力戒走极端。

“大跃进”运动期间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既是主观主义的，也是极端主义的，因此，周恩来在不断提醒人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同时，还重申要树立辩证观点，学会辩证思维，关注对立统一，力戒走极端。

周恩来曾以“两条腿走路”来形象地比喻对立面的统一，并要求人们在实际工作中，“要从思想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86页。）。他曾多次提到，“大跃进”运动期间他有一篇关于“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后来一直被一些部门领导人“打入‘冷宫’”，不让传达。他对这种做法表达了不满之意，并明确表示：这“使我难过”，“叫人不免有点情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4页。）由此可见对立统一法则和辩证思维原则在周恩来思想方法中的重要地位。

在周恩来看来，“大跃进”运动造成经济工作严重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注重经济领域的辩证关系，忽视均衡发展，导致极端偏向。特别是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经常提醒人们必须辩证地看：“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过去曾经估计快，发生了错误。“今后我们又要争取快，但是又要准备慢”。（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80页。）他在调整工作中反复要求人们，既要认识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又要辩证地思考问题，“要经常发现新的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统一矛盾，把工作向前推进”（《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47页。）。即使是在调整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的1965年，他仍提醒人们要在设计经济建设总体规划时注意辩证思维，要有次序按比例，分清轻重缓急，处理好战争与和平、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9页。）

着眼点之四：强调整体观点，着眼大局，切忌狭隘片面。

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一些人考虑问题容易从局部利益出发，缺乏全局意识。为此，周恩来在强调辩证观点的同时总是耐心说服各部门要有整体观点，他竭力引导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全局意识，从大局着眼。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利用各种时机不断向人们阐述局部与全局、个人与集体、私与公的关系，并阐明自己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的思想方法。他从多个层面明确提出：“总的精神是先公后私。对于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一般的说，应该要求他们做到先公后私。在有的时候，譬如在作战的时候，还要求他们公而忘私。作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做到先公后私方面，也应该起带头作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0页。）思想方法与时代精神是相呼应的，这一时期社会上诞生了雷锋精神。1963年2月初，周恩来在党内最早借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提醒人们用雷锋日记中反映的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来处理公私关系，提倡“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2页。）。不久，他又把“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概括进雷锋精神的内涵中，并号召大家用雷锋精神和全局观点来对待行政精简工作：“有雷锋风格，共产主义风格，风气就改过来了，大家都要看全局，全国要一盘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43页。）

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工作中所犯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周恩来提出了严肃批评，并强调指出：“大家可以分工从各方面用力。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91页。）他认为，凡没有全局观点的人，必然会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牺牲他人和整体利益。他曾经针对治水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要从上游到下游照顾全局，要有共产主义风格，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47页。）

着眼点之五：用长远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盲目短视。

在“大跃进”运动中，许多人急功近利，习惯以短视和盲目的眼光对待问题。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仍然担心这种思想方法会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思路。他经常号召大家树立长远眼光：“不仅要顾到眼前，还要看到将来，看到前途。”（《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6页。）在参与制定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以及指导国务院各部门制定和实施各种计划时，周恩来都是把长远目标放在重要位置上考虑的。

长远观点也即是发展的观点，为避免形而上学和认识僵化，周恩来反复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调整初期，他说：要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就在我们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调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调整不是一切后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根据按比例的要求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而一切都是为了前进”（《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71页。）。在调整工作初见成效的1963年，他又提醒人们：“痛定思痛，不要激动，不要生气。我看决心以调整为主，再搞两年，当然有些发展”，“今后，调整、发展都存在，五年内既有调整、又有发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64页。）他还强调，要善于在困难中看到转机：历史的发展常常是这样，最困难的时候恰恰是走向新胜利的转折点。（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28页。）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思想方法的总体特点仍是既唯物又辩证的。他曾在1961年3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从调查研究的角度阐述过自己思想方法的几重涵义：“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314页。）他的这段话实际上从几个层面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是客观存在而不是主观想象，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总是互为前提；看问题应该具备辩证观点和全局观点，要对事物进行全面分析、综合和比较，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特殊性，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看问题还应该坚持发展的观点，看到发展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困难是伴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存在的，要正视困难和问题，依据客观条件，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定信心，战胜困难，解决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坚守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的鲜明特点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欧、日本崛起的同时，第三世界力量迅速兴起，全球反帝反霸斗争进一步深入，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东西方关系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许多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这个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艰巨任务。而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更多地关注着如何运用战略思维谋划长远发展、把经济建设进一步搞上去、建设一个强大祖国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却出现了一股极左的思潮，在整个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严重偏离，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作为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周恩来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但是，他依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中，为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在思想方法上仍然坚守着特别鲜明的唯物辩证的特点。仅从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层面来看，他在思想方法上的这种坚守，至少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守点之一：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提出政治运动不能妨碍经济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一些基本理论常识遭到违背，一些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经济生活更是遭到严重破坏，“革命”与生产之间发生了巨大冲突。许多人以“抓革命”为由放弃生产，以政治活动冲击甚至替代经济工作。对此，周恩来非常忧心，并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1966年11月，当各地都准备派工人来北京进行“革命请愿”时，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8页。）1968年，在一些地方发生武斗现象时，他亲自起草通知，提出“制止武斗措施”，并果断要求“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1页。）这些意见和措施，充分反映出周恩来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正确把握与纠偏态度，反映出他在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关系方面的思想方法和求实精神。

坚守点之二：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要把农民搞得太苦，要“藏富于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依靠群众”的观点和方法被错误地引向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政治运动，忽视了人民群众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状况的实际需要。对此，周恩来不断提醒人们要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如，1966年上半年，他对许多省市领导干部提出：各级领导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要“改变领导方法”，“今后领导要多和群众相结合”，“要多到群众中去取宝，从群众中取经，要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从群众中来多于到群众中去”。他还强调：“没有人民一事无成，一定要爱护民力。党的领导、领袖是从人民中来的，不要忘掉劳动人民。”他特别强调要解决群众困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出了这样一个“起码要求”：“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79、580—581、584页。）1967年5月，他在接见十几个省市的代表时，批评粮食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认为“征购多了”，苦了人民，他明确提出：“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藏富于民是好事”。（《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9页。）“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多次强调要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

坚守点之三：基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考，提出经济工作要坚持抓、长年抓，并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周恩来历来都有深刻认识，他始终主张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关注经济工作，坚持发展经济，执着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就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抓经济，尤其是要关注农业工作，提出一定要“抓住要害，抓到底”，“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一直搞下去。不要怕走弯路，总要走一些弯路才能取得经验”。（《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91—592页。）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要“全年抓”、“常年抓”的道理。1975年1月，他带病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专门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应该说，在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周恩来的战略思考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条件下，他所坚守的思想方法也是一贯的。

四、周恩来思想方法的总体特性

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从总体上来看，就是唯物辩证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体。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逻辑和实践探索来看，周恩来的思想方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性。

实践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周恩来思想方法的最大特点和基石。实践性贯穿在他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思想方法的各个层面。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中，他的求实精神充分地体现出来。他曾这样阐释真理的实践性特征：“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页。）人们公认周恩来有“不善狂想”的思维特点，就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

辩证性。周恩来注重辩证地认识和分析问题。这种思想方法上的辩证性，在经济工作中体现得特别突出。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普遍认为他“不走极端”，早在青年时期他也表明过自己“与其各走出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4页。）的思想方法；还有学者评点周恩来“擅长‘中庸之道’”，其实这其中折射的是他的辩证思维。辩证性的思想方法贯穿了周恩来的一生。

整体性。周恩来在全面主持新中国政府工作的过程中，时刻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原则，善于从大局、全局和整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经济工作中更是如此，面对经济工作中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他善于看到全局、照应整体，历来反对局部眼光和片面性认识。他时常告诫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大家都要为整个国家利益着想，不能只考虑自己那一部分。在一个局部看来是很好的事，但整体看就可能有问题。”（《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31页。）

前瞻性。周恩来遵循唯物辩证法的主张，始终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上去认识事物，关注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在领导制订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时，他曾提出过这样的“出发点”：“应当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周恩来经济文选》，第516、518页。）前瞻性的思想方法，包涵了发展的眼光和长远的观点以及科学的预见，它使得周恩来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从长远的、动态的角度出发，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力图避免短视和认识僵化。

细密性。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历来主张既要从大局着眼又要从细微处着手，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落实方针政策方面，他总是强调：“要落实就要考虑细致些。”（《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31页。）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情况下，他总是细密地分析问题，临阵而不乱，临难而有法。郭沫若和屈武等亲历者曾深有感触地评价说：“周恩来分析问题的细密有如水银泻地。”（转引自《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09页。）

包容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中，周恩来特别注意团结各方力量，凝聚最广泛的建设大军。他特别重视建设队伍的广泛性、决策的民主性，主张充分听取不同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提倡“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这些都体现出他思想方法上的包容性。

上述思想方法的特性，既源于他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源于他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周恩来认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世界观问题。所以他经常强调“要学哲学”。他认为：“哲学解决我们的世界观问题、思想方法问题。我们要破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学辩证唯物主义就无从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们应该掌握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日常分析问题的武器，把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正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周恩来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就显得娴熟自如、特性鲜明。探讨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和处理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难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杨明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