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智慧

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说不尽的题目，给后人留下无数有意思、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他倾尽一生，不知向世界讲了多少“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少“中国方案”。欣慰的是，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不知多少人感念他为此贡献出的不知多少“中国智慧”。今天，笔者仅拣拾他外交生涯中点滴闪光的片羽，略约呈现和追思他当年的风采和智慧。

一回“暗通款曲”的“偶遇”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新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他的外交首秀上，却受到了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的羞辱。当周恩来看到杜勒斯迎面走来时，礼貌地伸出了手，而杜氏却扬头而去，不予搭理，使得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好不尴尬。

据说，就是因为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场面，将近20年后尼克松总统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正式访问，走下飞机的时候，记者们的摄像机都早早对准了他的手。如他们所愿，历史影像显示，尼克松主动伸出手握住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的手，将这一“历史恩怨”一挥而散。

记者们总是新账旧账一起翻，在周恩来身上辛苦寻找精彩看点，以吸引全世界的眼球。不过，当年日内瓦会议发生在“灯火阑珊处”而没有被抓到的一幕，其实也颇有趣味。

当年6月下旬，会议决定休会一段时间再继续开。那天，周恩来正同一位别国代表说着话的时候，一个美国人走了过来。他看见周恩来在和别人说话，就跟旁边的中国代表团的秘书搭起话来。其实周恩来眼睛很尖，已经认出他就是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

杜勒斯先生不仅禁止自己，也严禁美国代表团所有人员跟中国人有任何接触。但日内瓦会议是一个以苏美英法中五大国为主要参会国的国际会议，杜勒斯如此霸道，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理他。会议没开几天，他就回国了，职务由史密斯代理。

这时，就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迹象，被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比如史密斯见到周恩来时就并没有回避，而是主动点了点头，在休息室里还同中国代表团的翻译随口聊了聊天气。他立刻察觉到，别看杜勒斯那么凶，美国人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位史密斯先生想同我们接触呢。自然，在当时的气氛下，他也不便采取主动，于是静待时机。

此时，似乎就是一个时机。不过周恩来和史密斯仍然没有互相打招呼，而是通过各自的秘书来回传递信息，进行了如下对话：

史密斯：请你告诉周恩来先生，我要走了，希望不久还回来。

周恩来：请你告诉史密斯先生，谢谢他的通知，希望不久我们能一同回到日内瓦来。

史密斯：请你告诉周先生，中美关系是迟早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希望周先生有点耐心才好。

切勿小看了这次小小的“偶遇”和这段由四个人串连起来的简单对话。

日内瓦会议召开之时，朝鲜停战协议刚签订不久。其主要议题就是实现朝鲜永久和平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停战问题。新中国参加该会，是苏联提出的主意。由于中国是朝鲜问题“利益攸关方”，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参会。但新中国出人意料地在朝鲜战场上与不可一世的美国打成平手，打出了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国际地位自然提升，美国正加紧了对中国的围堵封锁孤立，在日内瓦会议上也决意存心不让会议谈出任何结果来。这一点，周恩来在国内为参会搞资料分析、做准备功课时，就作出了准确研判。

新中国其时正处于艰难困苦、备受打压的国际环境，代表着新中国五亿人民的周恩来，其思路恰恰与美国人相反。他在《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这样写道：

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而且，周恩来的思路也未局限在已设定的议题上。他预测道：

日内瓦会议的议题虽只规定为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但并未排除讨论可能提出的具体问题。等到会议中，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

尤其重要的是，他还冷静而理性地“预测”道：

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

这样周全而极富远见的准备和考虑，可真算得是“谋定而后动”了。正因为如此，原本相当弱势的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虽然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朝鲜问题果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在周恩来的积极斡旋下，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印度支那和平协议。此外，周恩来还和英、法、加等国代表频繁洽谈，达成了若干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升级、加强经贸往来、打破封锁的协议。

不过，我们看到，在准备意见中，没有谈到对中美关系如何预做准备。现实就是这样，美国对中国持极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周恩来对此的准备，主要是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地坚决斗争。而在会场上可以看到，双方的争辩可以说是极为激烈，互不让步。

周恩来在会议上展示出坚定原则性之外的相当的灵活性，谨慎而又随机应变的能力，他的隐忍大度、坦然大方、优雅从容的人格风度，似不经意地推动了形势的发展，水到渠成地促成和捕捉到了这一小小动作。

它当然不像一个结束，而更像一个轻轻掀开了一幕剧的幕布。这一幕波澜不惊地过去后不久，会议复会期间，美国又有了动作。他们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的宦乡口头转达，要求同中国代表团讨论有关遣返两国在对方的人员问题。周恩来立即请示中央取得同意后，安排双方代表团人员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五次接触。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两国在日内瓦继续进行领事级会谈。中美两个大国，需要谈的事情是很多的。

一年后，这个领事级谈判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十多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这样开始的。一般认为，这是为日后震动世界的中美恢复邦交埋下的一个长长的伏笔。

一份临时赶出来的发言

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召开。有29个国家应邀参会，其中心议题是反对殖民主义。与日内瓦会议不同，万隆亚非会议参会的大多是二战以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他们既想发展本国经济，也想在国际上享有平等的地位。照理说，这些诉求和愿望与中国是有共同语言的，在1953年底的中印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写入双方协议，倡导国家之间一律平等，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互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相处。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参会的29个国家中，有22个没有同新中国建交，甚至没打过交道，有一些还同蒋介石那边保持外交关系。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惧，有的受美国影响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

而美国等西方势力，对于约占世界上一半人口的这些国家“聚众抱团”，合伙讨论如何反对殖民主义，同样心存疑惧。他们想尽办法破坏会议。

果然，会议开幕的当天，各种争吵就出现了。下午，大会正式发言开始。多数代表纷纷表示，希望会议有助于世界和平及消除殖民主义云云。然而，发言的最后一位代表，却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攻击，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活动所触动。”“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

这个带着明显敌视和挑衅意味的发言，使得会场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结果看见他正神情泰然、轻松自在地专心记笔记。

第二天上午继续发言。预定发言的第一个就是中国代表，但周恩来却声明表示放弃。然后，他继续坐在那里，平静地听着各国代表们的发言。当天发言的代表更多了，绝大多数都提到对和平与友好的愿望和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又出现了猛烈抨击共产主义的声音。此时，发言国家已经过半，但还没有听到中国的声音，会议的空气又一次紧张起来。

这时，周恩来突然奋笔疾书起来。这次他不是做笔记了，而是迅速起草了一份约2000字的发言提纲。上午散会后，他找到翻译浦寿昌，说原来的发言稿改成书面发言散发，他要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于是由他口授，浦寿昌记录，写完一张纸，就撕下来递给另一位同志立马翻译，用了一个半小时紧张搞定。

下午的会很快就开始了。又有三位代表发言，其中有人干脆直接点名指责中国。此时，大会发言的国家已有20个，未发言的国家已不多了。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史载：话音一落，会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此时可谓座无虚席，据说过道里都挤满了人，无数镁光灯和相机动了起来，全世界都在看周恩来怎么反应。

周恩来从容地踏上讲台，开讲了：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汇总起来，两天来有人针对中国主要提出三个问题：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周恩来毫不回避地直接就这三个问题，一一阐明了中国的主张和具体政策。他说：

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全场的人可以说是屏着呼吸听着他的演讲。最后，他大声说：

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他这一讲完，全场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气氛陡然反转了。记者们急忙奔出来，采访各国政要的反响——

印度总理尼赫鲁：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

缅甸总理吴努：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

埃及总理纳赛尔：我喜欢他的演说。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这是很和解的演说。

菲律宾的罗慕洛：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美国记者鲍大可：这个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周恩来在后来的几天里，继续为万隆会议制造“高潮”。最后一天，在周恩来“求同存异”的主张和智慧的推动下，经过激烈而艰难的长时间争论，终于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通过会议公报，其最后一部分就是影响深远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万隆亚非会议十点宣言，史称万隆精神。

鲍大可对此又评论道：“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

事实上，不仅这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重要发言，还有在一次会外小型招待会上应约发表的表达愿与美国和平谈判的“69字声明”，也广为流传。而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以实际行动回应中国的声音，不久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开始了。

在万隆亚非会议短短七天会期中，周恩来以他真诚的态度、出色的外交才华，征服了与会者，为新中国大大推高了声望，增加了吸引力。会后，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激增。到了1959年底，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加了11个。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亚非国家。

一次高规格的“劝架”

1956年在世界史上是个多事之年。这年秋冬之交，英法两国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伙同以色列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东欧又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世界舆论一片混乱。

这些事原本离中国千万里之遥，也跟中国八竿子打不着。但一些国家还是联想到了身为大国的中国身上。特别是一些周边邻国，担心起新中国强大后会不会也对外侵略的问题来。比如关系很好的缅甸，就坦率地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怕中国侵略，实在是有点怕。”

于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57年初，决定由周恩来出访一次，以解决“亲善四邻，安定友邦”这个急迫而又突出的问题。

周恩来每到一国，都受到热烈欢迎。宾主相洽甚欢，增进了感情，特别是大大消除了对中国的所谓“大国疑惧”。比如周恩来到缅甸与吴巴瑞总理恳谈后，吴巴瑞非常高兴，表示：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对小国是一种鼓舞，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实行。

周恩来的这次出访，最初的目标是亚洲八国。但走着走着，他就从亚洲走到了欧洲，协调起苏波、苏匈关系来。

这样的忙，其实中国已经帮过一次。波兰事件刚发生，毛泽东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毛泽东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会议一致同意坚决予以反对。接着，中共中央就派刘少奇、邓小平前往苏联进行调解，着重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兰顾全大局。苏波关系有所缓和。

但据邓小平回国后向中央汇报的情况看，这种缓和还很表面化。波、匈两国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而苏联方面，虽然也感到大国主义那一套不大灵了，但并没有下决心加以改正。看来，“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需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周恩来这次先去了波兰，听取了波兰同志的想法。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又建议周恩来去一趟匈牙利，帮助缓和一下苏匈关系。当时匈牙利局势还比较混乱，但为了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他不顾个人安危当场答应下来，在布达佩斯停留和忙碌了24小时后又匆匆返回莫斯科。他和苏联同志们又进行了多次会谈和沟通。

小国对大国，尤其近邻的大国怀有“疑惧”心理，周恩来是早已预料和充分理解的。就中国的情形来说，他认为：

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我们知道，一个新兴的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别人的充分了解，而且还常常引起某些疑惧。但是，造谣和挑拨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缺乏了解和疑惧，也可以经过较长时期的观察和实际的接触来消除。

因此，周恩来特别注意对小国、弱国的帮助、尊重和平等相待，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难处，从不强人所难、恃强凌弱，赢得了大量赞誉，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情感上的亲近。这次出访就体现出，中国是有意识地避免大国沙文主义作风的，它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尊重、平等态度真诚对待小国和兄弟国家。

而苏联则不然。1957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关于调解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了苏方思想和做法的不妥：

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

比如关于波兰问题：

波兰事件明明是由于历史上波俄之间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更是影响很坏。波兰同志也承认同苏联同志间互相信任不够。

周恩来指出这个问题，但苏方却不以为然，“在对波兰问题上苏联同志更不愿意接受大国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服波兰同志”。这里很鲜明地显露出当时中苏两国在对待兄弟国家时的迥异态度。

总之，周恩来的这次“劝架”虽然有成效，但他也看到，根本问题很难解决。不过，借此机会，倒也增强了中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比如周恩来观察认为：

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这些看法，比较尖锐，但也是实情。进而，周恩来认为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在整个国际战略方面虽然很强势，但也是缺乏远见的。

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我感觉这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

这是周恩来通过亲临实地，近距离观察，面对面沟通后得出的结论，印证了他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先前的分析研判。

数年后，一件“使人担心的事件”果然发生了。“老大哥”苏联终于对此次辛苦“劝架”的中国兄弟也翻了脸。

一个关于“和平”的辩证法

1964年的年初和年尾，周恩来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

第一件事，是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他出访亚非欧14国，重点是非洲10国。

当时，正是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加速崩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非洲获得独立的国家已有30多个，而中国已同其中12个建交，在非洲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然而，放眼全球，国际形势仍是错综复杂，中国处境仍相当不利。中苏关系破裂，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与中国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频频挑起两国边界冲突。美苏则加紧对非洲国家进行渗透，同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而非洲一些国家也对中国缺乏了解，存在隔阂和疑虑。

周恩来的这次出访，占据了战略主动，一方面“伸张正义、扶弱抗强”，支持非洲国家反帝反殖斗争，加强亚非国家团结；一方面也促进中非友好合作，打破美、苏、印对中国几面夹击的压迫和孤立的局面。

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访非洲。周恩来秉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凡是出访对象，一如既往地给予和平友好、平等尊重、真诚相待的态度。加纳发生了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事件后，周恩来不仅未取消行程，而且不顾危险，打破国际礼宾惯例，主动到恩克鲁玛所居住的城堡会谈。

访问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塞拉西皇帝迫于美国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到远离首都、海拔2000米高原上的阿斯马拉城。周恩来体谅埃国难处。会谈中，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意思是中国不公正、拉偏架。周恩来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做了解释，塞拉西的误解才烟消云散，还表示愿意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到了第二次会谈，塞拉西又不同意中国提出的在两国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表述，说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周恩来又设身处地地替他着想，说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好”。后来，在联合公报中就没有这样写。十分感动的塞拉西，之后努力推动两国关系，中埃终于在1970年正式建交。

访问突尼斯的时候，因当时两国还未建交，决定由周恩来同布尔吉巴总统进行单独会谈，以增进相互了解。结果，布尔吉巴一开始就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在国际会议上一定要努力寻找共同点的观点，还不客气地指责周恩来出访途中的一些言行，甚至把这些指责带到了后来的公开场合。第二天，两人再度单独“深聊”的时候，布尔吉巴又提出中国不应该总说美国要打中国，应该主动同美国缓和关系。周恩来耐心而严正地解释，美国占领着中国领土台湾，但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谈判，是美国敌视中国，还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威胁。通过两次深度恳谈，布尔吉巴总统被打动了。当天两国关系就获得突破性进展，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决定正式建交。

访问巴基斯坦，有记者刁难周恩来，问他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怎么看。他坦率地回答：希望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和睦相处，并且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应该劝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姐妹国家自己坐下来讨论和解决问题。这令那些想要挑拨中国与印、巴关系的人很失望。

此次出访获得圆满成功。特别是周恩来在出访中宣布的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当年的3月30日、31日，周恩来对访问14国的成果做了长篇报告。

而这个鼓舞人心的报告中，有一句类似感慨的话：“我们的工作光集中在对外还不行，最主要的是把国内工作搞好，力量强大就是最可靠的本钱。”周恩来所说的“力量强大”，指的当然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也是有重点指向的，那就是拥有“大国标配”——核武器。这就涉及当年年底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就在作这次出访报告后十多天，周恩来召开会议对这次试验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对此，周恩来曾说：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应该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原子弹，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国际地位就难以提高，还要处处受欺侮。周恩来曾多次对聂荣臻说过：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这是他长期周旋于国际舞台、与形形色色国家打交道的切身体会。

六个月后的10月11日凌晨，周恩来给毛泽东等写信报告关于核试验准备事宜的时候，同时还说到了“关于起爆有效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准备”的事情。之后的几天里，他布置并主持起草了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中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他说：“我国这次试验，决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

10月16日下午3时，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当天深夜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关于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同时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同时，周恩来还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在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这一切表明，中国进行的是一次“附带和平声明”、包含“和平理念”的核爆试验。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干事情的辩证法，其中蕴含着十分深邃的道理。

对于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国际上的反响是十分强烈，而又十分复杂的。美、苏、印等国自然大加挞伐，但友好国家和团体的舆论则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的比重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亚洲和世界和平得到更为有力的保障，并为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开辟了道路。

在此期间，周恩来亲手为新中国拉起来的“朋友圈”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很多朋友对新中国日益强大，包括拥有核武器这个“吓人的东西”这件事，非但不疑惧，而是像中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仿佛和中国变成了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一样。最终，当新中国被成功“抬”进联合国的时候，这些“抬轿子”的朋友们竟比中国自己还激动。

可以说，正是周恩来，使得世界上更多的人加入到认识、理解、尊重和亲近新中国的行列中来。

（本文作者：李琦，《党的文献》主编、编审。）

（编辑王兵）

（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