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1950—1954年新中国的援越政策

刘少奇与1950—1954年新中国的援越政策

肖娴

越南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历史上曾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近代后，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方国家的过程中，越南也不断被殖民化。1945年9月，法国趁日本失败之机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新的殖民战争，并于1946年底发动了对越全面战争，越南进入了全面抗法斗争时期。1947年，越南共产党粉碎了法国对越北根据地的进攻，标志着越南人民的全面抗法斗争从“防御进入相持阶段”［1］122。1949年10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给正处于全面抗法战争相持阶段的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以巨大鼓舞，同时也以新的方式把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提到了历史的议程中。从1950—1954年的4年中，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很快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越南的全面援助，推动了越南抗法斗争的充分开展，并取得了彻底胜利。在刘少奇指导下全面展开的新中国对越援助，是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新中国早期外交的重要内容。

一、快速建立起对越援助机制

1950年2月，胡志明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在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谈中(当时毛泽东正在访苏)，斯大林明确表示，“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务以中国为主”［2］288。新中国与越南的实际接触起源于1949年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亚澳工会代表会议期间，两位越南特使带着胡志明的亲笔信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3］666当时，越南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请求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并为越方派遣军事干部，提供3个师的军事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接到越南方面的援助请求后，中共中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国家安全两个方面考虑，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4］234。在这一认识下，新中国决定对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斗争进行充分援助。当时，“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向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3］668。1951年3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有关援助越南的许多具体工作由中联部直接办理，“但每一项较为重大的决策与工作，仍然是在少奇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4］239，直到1954年后对越南的工作才划归外交部，改由国务院领导。

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在接到越南的援助请求后马上致电正在南方围剿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林彪等人:“注意选派得力的正规部队严密控制广西与越南边界，但不得允许部队走过边界。”刘少奇在电报中进一步询问:“越南如果派人到广西请求帮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望告。”［5］203接到胡志明的亲笔求援信后，刘少奇电告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后，刘少奇开始从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层面来思考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1949年12月28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胡志明的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你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为了实现此事，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建议:即由胡志明同志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发一公开文告声明，愿意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6］236根据刘少奇的建议，胡志明于1950年1月14日发表声明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越南准备与任何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一致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取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1月15日，越南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月18日，周恩来复电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府，并愿意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一天，刘少奇又致电越共中央正式通报: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由于中越两党、两国的通讯不畅，交通不便，解放战争期间两党的联系基本上被断绝，为及时了解越南革命的具体情况，“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带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3］666经研究，刘少奇最终决定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中越联系代表，并亲自致电越共中央，介绍罗贵波的具体背景和罗贵波一行的情况［5］356。关于中共代表赴越的准备工作，罗贵波后来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新中国刚刚成立，党中央的工作机构很不健全，还没有设立中央联络部，有关援越方面的一切事宜都由少奇同志亲自处理。少奇同志考虑我到越南后，必然要与国内许多部门发生工作关系，便亲自帮助我与中南局、华南分局和广西、云南等省建立了联系，为我赴越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少奇同志还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为我组织了几次活动。首先与路经北京的黄文欢同志见了面，又与胡志明主席派来的代表李碧山、阮德瑞等同志谈了话，还与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触。不久又在少奇同志亲自督促下，为我配备了一部电台和八个随行人员，有参谋、秘书、报务员、机要员和警卫员。”［4］234－2351950年3月罗贵波到越南后，根据中央意见系统开展了对越南革命情况的了解。期间，刘少奇多次以中央名义致电罗贵波，对罗贵波的工作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导。随着对越南革命情况的了解，新中国很快决定对越南派遣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代表。

1950年4月，中央派遣韦国清“率若干军事干部及学校干部起身去越南”，以帮助越南“创办军官学校并建立正规军”［7］43。为了规范援越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韦国清于1950年8月25日提出了7项工作守则，即:(1)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2)善于同越南人民军合作共事;(3)工作态度应是诚恳、虚心、认真、负责，防止骄傲自大及狭隘的经验主义;(4)尊重领导，服从指挥，不自以为是，不违反纪律，坚决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及决定，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密切各级工作关系;(5)严格保守中越两国国防机密，提高警惕，坚定立场;(6)经常地、自觉地加强自己的学习，以提高文化理论水准;(7)建立严格的组织生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并按期进行总结，保证守则的贯彻执行。［7］394－3951950年8月28日，这7项工作守则经刘少奇批准后，在援越军事顾问团中开始实施。

到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先后建立起了援越政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两个顾问团统一由陈赓领导，政治顾问团由罗贵波负责，军事顾问团由韦国清负责。关于两个顾问团的工作关系，1950年5月，刘少奇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指出，两个顾问团的工作彼此之间不能代替，罗贵波的任务在于“诚恳老实和热情地从正面提出你认为正确的意见并介绍中国的经验给他们”，而韦国清“负责在军事上帮助他们”，“要集中注意在军事方面工作”［7］146－147。

随着新中国从政治和军事上对越革命援助工作的展开，越共进一步向中共中央提出派遣援越中国专家团的问题。1950年8月，刘少奇电告越共中央和援越政治、军事顾问团，同意派遣援越中国专家团，并就有关中国专家团工作的问题指出:“(一)中国专家到越南，由越南分配他们到适当的机关工作。(二)中国专家在越南各机关，受越南负责同志领导，以顾问资格进行工作。(三)中国专家在越南各机关，按各机关同级越南干部供给，不足之数，由中国方面补贴。(四)中国专家属于中共党员者，不参加越共党的组织。他们的党内生活仍由中共指导。(五)中国专家在越南工作，如越南认为不需要时，由越南随时通知中共个别地或全部地撤回。(六)为了调整在越南工作的中国专家之间的关系，中国派韦国清为驻越南顾问团团长。(七)中国专家在越南工作不要故意公开(不登报不宣传)，但亦不必故意秘密。”［7］348－349与援越政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一起，援越中国专家团成为新中国援助越南革命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对于支持越南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对战后越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内瓦会议后，1954年9月起中国撤销了援越政治和军事顾问团，这两个机构的行政事务交给越方，由越南党和政府聘请中国专家的方式来取代顾问团的形式，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页。】。在援越工作充分展开后，为了在理论上加强对越南问题的研究，1953年刘少奇批准同意中联部机构调整的设置，专门设立“研究越南问题”［8］328的第四处。

援越政治顾问团、援越军事顾问团、援越中国专家团以及中联部“四处”这些机构的建立，成为了新中国援助越南革命的基本组织渠道。

二、系统开展对越南学生和革命干部的培训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马列学院中为越南培训学生，不过数量并不大。1950年1月，刘少奇致电越共中央，要求越共再送30名学生来中国，与先期到达的21名学生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5］294。1950年10月，越南要求再送一批少年到中国学习。为了更加便捷地帮助越南学生学习，刘少奇提出在广西创办学校的设想:“越南儿童如果分散到中国各地学校去学习，由于不懂汉语，不识汉字，会给学校和越南儿童带来许多不便。如果由越方在广西办一所学校，校长和教员由越方担任，中国提供房屋、伙食及衣服等，这样可以用越文教课，同时也可学中文。等他们中学课程学完后，再分散到各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9］在刘少奇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中越协商，在广西桂林创办了“越南育才学校”。1951年1月，越共中共决定派遣400名青年和儿童到广西境内进行学习和培训。这所学校创办后，得到了刘少奇的大力支持。首先，刘少奇明确指出，由于越南急需后勤管理干部和财政、银行、贸易方面的干部，提议越南送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以上去学这些专业［9］。其次，刘少奇还明确指示有关部门和人员，设法克服困难，保证越南育才学校所需要的一切物资。1951年1月19日，罗贵波就越南育才学校建设中的经费问题电请中央意见，刘少奇复电表示同意大力支持，并指示陈云:“请陈云同志办复”，“已答应由他们到广西设立学校用越文教育，中国帮助。经费由中国解决。”［10］43－44同时，刘少奇电示广西省委选择校址、房屋等事宜。1953年5月，刘少奇批示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为越南育才学校新增加160亿建设经费。此外，刘少奇致电广西省委，批准广西设立对外联络部，以“指导、管理与监督在广西境内有关越南的事务，如越南学校、越南病人治疗、来往客人等等”［8］179。除了越南育才学校外，越南还向中国迁建学校。1951年5月，越共要求向广西境内迁建一所2000多学生的学校(加上工作人员，其实是3000多人)，这在食品、经费等方面对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但经过考虑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意可允许他们来，除供给粮食外，其他经费亦帮助一部。”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这一意见后，刘少奇致电越共中央，同意越南向中国境内迁建2000人的学校，并表示这些学生的“住、食、衣服我们均可帮助。但教学和管理均需由越南同志负责”。同时，刘少奇致电广西省委和中南局，要求提供越南迁建学校的“房屋和供给”［10］382－383。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越南迁建学校很快建立并进入正常运转。

在帮助越南培训学生的同时，新中国还尽力帮助越南培养军事方面的人才。1950年4月，越共要求在中国境内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也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他除了对学校选址和学生数目提出意见外，还特别指出学校的校长、各部主任、各级队长应由越南同志担任。不久，越南军校在云南建成，越方即派黎铁华担任校长，陈子平担任政委［9］，对外称“云南军区特科学校”。越南军校建成后，许多具体事情也是由刘少奇来直接决定的。比如，1951年3月22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致电刘少奇，拟接受陈赓的意见，将越南军校由云南迁往广西。3月26日，刘少奇致电宋任穷和西南局，主张援越工作“以广西为主，云南为辅”。越南军校迁往广西“既不容易，也无必要”［10］168。6月22日，刘少奇又转发了西南局关于大力帮助办好越南军校的指示，并要求关于越南军校选送学生的标准问题由韦国清“与越方商办”［10］498。

为了进一步帮助设立在中国境内的越南各类学校的教学，特别是满足越文教学的需要，越共向中共提出在中国境内设立一所越文印刷厂的要求。1951年2月2日，刘少奇在接到越共中央的这一要求报告后，致信胡乔木，指出中央同意越共中央的要求，在广州设立一越文印刷厂，“所需投资应批准。请你负责处理此事”。26日，刘少奇致电华南分局，要求审查越共提出的30亿元的费用情况，“在不浪费情形下向中财委请领”［10］68－69。广州越文印刷厂的建立，极大地便利了在中国境内学习的越南学校的教学需要。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京族是最大的民族，此外还有傣、汉、苗、瑶、芒、哈尼、拉枯、布依、岱依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如何通过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成为越南革命斗争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越共在领导越南革命的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并不是非常重视，而且经验也不够。1952年6月，罗贵波给中共中央军委发回来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报告拟向越共中央建议“将西北另划一战区，并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注意集训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以便开展该区少数民族工作。准备派一顾问组协助西北区开展边界少数民族工作。”［11］248该建议得到刘少奇的同意后开展实施，开创了越共少数民族工作的先河。在中国援越顾问团和越南越北战区的合作下，1950年10月越南民族学院创建，首批招收少数民族党员四五十人，开始为越共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1953年底开始，中国援越顾问团开始帮助越共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曾担任中国援越顾问团团长罗贵波助理的杨泓光后来回忆说，在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中“我先后写专题报告、见闻记录和调查总结报告等三十多篇、近十万字送顾问团参考”。“有些特别有参考意义的情况，又单独写成千字左右的专题报告送罗团长参考。这些专题报告除沿途见闻实况、各民族情况外，还特别注意搜集法国据点对群众征收的实物贡赋负担等情况。事后罗贵波同志告诉我，这些材料已作为内参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办公室。”［12］在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工作的基础上，1955年5月越南西北傣族、苗族自治区建立，1956年越北自治区建立，越南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对越军事援助推动了抗法斗争的深入

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援助，是新中国援越工作的重点。1950年3月，在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到达越南后，刘少奇在给罗贵波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援助工作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他们急需的军火帮助，交通运输组织的建立以及其他问题等”，第二步是就战胜法国帝国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5］589。在坚持军事不介入的前提下【1950年2月，胡志明在北京与刘少奇会谈时曾向刘少奇提出中国直接出兵越南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参马宏骄《援越抗法秘闻———陈赓将军在越南》，《文史天地》1998年第5期。】，这两步成为对越军事援助的主要工作。

在军火援助方面，1951年1月，在与总参协商后【新中国对越军事援助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的。1951年初越共分三次要求中共给予援助，要求共计炸药60万斤，九二步炮弹20万发，刘少奇认为这些要求“完全不近情理”。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刘少奇致电胡志明，同意为越南提供6个步兵团和1个重炮团的军事装备［10］64。2月，刘少奇指示云南省委，同意越南308师提出的要求，为其装备1个主力团和1个地方营的军火武器［10］96。在整个援越抗法期间，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新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11．6万支(挺)、火炮420门以及相应的弹药和通信、工程、后勤器材和大批粮食、被服等物资［13］。

在提供军火援助的同时，新中国也开始有计划地推进越南的军事建设。1950年7月，中共中央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赴越南，成为中国派往越南的最高负责人。1950年6月18日，刘少奇致电陈赓，指出陈赓在越南的任务是帮助越共建立一支正规军，并“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及我们可能的援助拟定一个大体切实可行的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分别先后运输各种物资，并训练干部，整编部队，扩大兵员，组织后勤，进行作战”。［7］2561951年5月，刘少奇同意胡志明提出的送3000炮兵到中国境内的云南蒙自进行训练的要求，“并由我们供给吃粮”［10］380。1951年7月，韦国清提出一套完整的关于越南军队整训工作方案，重点是对越南军事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方法为报告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进行检讨”，在这种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实施新的军事编制和军事制度。刘少奇同意了韦国清关于推进越南军队建设的这一方案，这一方案的实施对于越南军队的制度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53年12月到1954年4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组织下，越南共产党进行了著名了奠边府战役。“此次战役中使用或消耗的全部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粮食、医药等等，都是中国提供的。”［14］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最终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北越的解放奠定了基础。越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黄文欢后来说:“应当指出，在奠边府战役中，如果没有从中国送来的大炮，就不能摧毁法军的集团据点;如果没有韦国清同志在前线直接参加指挥，这个战役就难以取得完全胜利。”“在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给予越南援助的国家。”［15］5－620世纪50年代越南抗法斗争的胜利，既是越共领导下越南人民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入落实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和以巨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援助越南的结果。

四、以多种方式开展对越经济援助

经济援助也是新中国援越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军事援助和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1950年9月，刘少奇在与罗贵波的谈话中就充分注意到了对越经济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2］290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新中国的对越经济援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帮助越南制定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基本方针。1950年5月，胡志明以即将断炊为由，要求新中国援助1500吨至2000吨大米。为了帮助越南克服战时困难的财政经济，新中国一方面打通了广西至凭祥、同登的中越铁路连接点和广西至凭祥的公路连接点，为越南运送了大量的粮食、衣物等物资。另一方面，又帮助越共制定了克服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1951年4月20日刘少奇致电胡志明，要“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基本上解决你们的战时财政问题。这是你们坚持长期斗争，战胜法国殖民主义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战略。”“为了解决你们的战时财政问题，建立统筹统支及其他必要的财政制度和纪律是完全需要的，并须进行不懈的斗争去反对那些破坏财政制度与纪律的人员，然后才能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合理地使用到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去。”［10］275－2761951年8月，罗贵波致电中央，总结了对越南经济援助的基本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一)财政工作方面:废除一切额外捐献、摊派，目前只征收七种税。帮助制订各种税则，重订农业税征收计划。帮助夏季预征，基本停止货币购粮。颁布统一国家财政管理的法令，制定预算原则。建立公粮统一管理的粮库制度。进一步调整编制，确定脱离生产的人数。制定村级财政管理办法。调整财政机构，改进其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二)贸易工作方面:制定管理物价、平稳物价和物价为生产服务的具体措施以及今年的贸易经营计划。取消限制内地贸易自由的措施。改革对外管理工作，建立国家贸易机构，并有重点地建立联区和省及边缘区的贸易机构。(三)银行工作方面:制定货币发行计划，建立货币发行制度。布置对敌货币斗争的准备工作。制定信贷工作的章则办法及下半年工作计划。建立国家银行的组织机构及工作方法，并有重点有步骤地建立各级银行的组织机构。”［10］680－681这份报告表明了援越政治顾问团在帮助越南克服困难的财政经济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完整地体现了刘少奇关于对越经济援助的思路。此外，刘少奇还根据越南经济情况的变化，不断指导越南生产方针的调整。比如，1951年越南北部粮食丰收后，刘少奇就1952年越南经济建设致电援越顾问团，指出:“不要忧虑粮食多了不得了。但除开发展粮食生产外，同时注意发展手工业及其他特产，则是必要的。一切需要的和可能的生产，以及能够出口的生产，均应注意发展。”［10］724

二是建立对越经济援助体制。1951年1月31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韦国清和罗贵波:“请你们向胡志明同志提出，以后越军前方要求援助，均先经过韦国清审查，后方要求先经罗贵波审查，再由罗、韦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请求。”［6］269这一体制的建立避免了越共提出一些超出实际的要求，且保证了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了进一步理顺对越经济援助与经济贸易的关系，1951年8月16日刘少奇致电罗贵波，要求把对越财政援助和经济贸易区别开来，中越“贸易问题，只能按照一般贸易规则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和财政援助混淆。所有财政和物资的援助，均需在贸易范围之外另行办理。又在越南尽可能大量地发展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偿付我方出口物资，这对越南财政和经济均有极大好处，必须大力组织。”［6］286

三是敦促越共中央改善援越物资管理，避免援越物资的浪费。从1951年5月2日刘少奇在给罗贵波、韦国清的电报中的材料来看，中国的援越物资中存在着很大的浪费现象:“据该处(指南宁办事处———引者注)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情况回来报告称: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查看，均已生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又如去年送给越南的X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10］290关于援越物资的浪费问题，刘少奇要求越共中央“规定办法加以禁止”［6］269，并针对“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许多弹药、机器浪费、损失严重的情况，刘少奇致电韦国清、罗贵波，直接要求他们向胡志明提出意见，以“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6］276。

五、在其他方面也对越南进行了援助

随着抗法斗争的不断胜利，城市接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货币改革以及越南战后重建等问题也不断提了出来。虽然1954年后，刘少奇不再具体负责新中国对越援助政策的问题，但他对于这些问题仍然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4年7月5日，刘少奇致电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副团长乔晓光，指出:“同意派几个有接管城市工作经验的顾问随越南工作团到新收复的城市工作，应认真地帮助越南同志首先接收好城市，然后管理好城市，切忌引起混乱，招致人民和国家的损失。”［16］2841954年7月12日，胡志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国援助城市接收的问题，提出:“请派几位顾问帮助我们搞接收新城市的工作”。刘少奇对这一问题批示说:“请小平同志告中组部办，应早去，以便在入城前有准备。”［16］289－290在派遣顾问帮助越共接收城市的同时，刘少奇还非常关注越共接收城市中的一些细节性政策。1954年9月26日，在给罗贵波等人的电报中刘少奇同意中国援越政治顾问团提出的建议越共在接收河内时制定“有关文化教育的具体政策及有关新闻出版政策”。［16］417

从1953年起，中国就开始帮助越共进行土改，这使得越共很快取得了从事土改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0月22日在审阅了罗贵波提交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今后土地改革方案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意见》后，刘少奇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越南进行减租和土改已有一年多，土改典型试验和第一期土改已经完成，越南同志已经有了进行土改的经验，今后土改完全可以由越南同志领导，中国派到越南帮助土改的顾问，应即逐步撤回，以便越南同志能够独立领导自己国家土地改革。此点望即向劳动党中央提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16］423。

对越南战后援助问题，新中国除了继续进行物资赠送之外【仅在1955年河内收复后，新中国就赠送越南大米1万吨，棉布500万公尺。参见《河内举行仪式接受中国赠送给越南的物资》，1955年2月1日《人民日报》。】，还非常关注越南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重要政策和长期计划问题。1954年12月26日，刘少奇就越南调整货物税的方案致电罗贵波等人，根据中国的经验，给越共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原则上同意所拟货物税方案及营业税统一新老区税负的方案。但从营业税的税率设计来看，老区税负稍有提高，新区稍有降低，你们向越方建议时还须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一)解放初期，由于财政收支不能平衡及物资供应不足，物价在短时期内尚难平稳下来。在此种情况下，新区降低税负，消费者得不到好处，只会增加私商利润，并有可能助长投机。这一点，还须采取其他适当措施加以控制。(二)根据国内经验，我们进入城市后，由于经济重心转移，老区工商业曾一度发生过萧条现象(如延安、阜平)。老区提高税负，须适当照顾此种情况。以上只是根据中国经验，提出意见，供你们参考，请你们再行深入研究越南具体情况之后，才好向越方提出建议，并请越南同志很好地考虑这些问题。”［16］477－4781955年2月3日，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关于援助越南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中国是会尽力满足越南同志的要求。”由于长期计划的确定需要时间研究，因此“越南同志可以即刻提出一九五五年要求中国援助的计划，以便尽早解决目前的问题。”［17］60－611955年6月，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在新中国的大力援助下，日内瓦会议后越南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刘少奇在指导新中国建立初期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主张越共要把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与越南革命实际结合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在给胡志明的信中指出:“我们派给你们的顾问，或许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向你们提出若干有益的建议……但是所有这些，都只能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规定。不顾越南实际情况，机械地搬运中国的经验，是错误的。”［6］2651961年6月12日，刘少奇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说，建国初期对越南的援助“可能有些地方帮助得不够好”，“有时候却帮了倒忙”［18］2。这鲜明地体现出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形象和政治气度，也体现出新中国倍加珍惜中越两党和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战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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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冲及．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罗贵波．少奇同志派我出使越南［M］∥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何立波．援越工作中的刘少奇［J］．党史博览，2008(1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2］杨泓光．援越抗法亲历记［J］．文史天地，1998(5)．

［13］卓爱平，韩永要．刘少奇决策中国援越抗法［J］．党史天地，1998(11)．

［14］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N］．人民日报，1979－11－21(1)．

［15］黄文欢．越中情义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8］刘少奇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纪要(1961年6月12)［Z］．中国外交部档案:204－01445－03．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