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谋划: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之道——以 1957年南下调研为例

作者:    发布时间:201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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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谋划: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之道

——以 1957年南下调研为例

○邢浩

[摘要]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多次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符合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调查研究时,认真准备、深入思考、精心谋划,是刘少奇的一贯做法。 1957年他为解决不断增多的群众事件,专门前往河北等五省进行了一次深入广泛的调研。这次调研,对刘少奇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鲜明地体现了刘少奇的工作思路和调研方法。

[关键词 ]刘少奇;1957年;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 D261.3 [文献标识码 ] A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18页。)。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他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地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符合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调查研究时,认真准备、深入思考、精心谋划,是刘少奇的一贯做法。

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起来。原有的阶级矛盾基本得到解决,而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又逐渐产生特别是一些群众性的闹事突出出来。据统计,“从 1956 9月到 1957 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事件少则数十人,多则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在农村, 1956年夏收以后,不少地方连续发生闹缺粮、闹退社的风潮。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 1000多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26页。)对此,刘少奇十分重视, 1957 2月至 4月间,他专门到河北等五省进行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临行前,他同调查组同志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谈话,提醒大家:“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并指出:“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他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比如:“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十分注意研究分配问题。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等等。(《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86387页。)

在调研之前,刘少奇对所要调研的问题已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不仅设定了调研的主题、方法,也初步预判了事情的性质及解决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初步判定群众闹事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闹事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政策出现了偏差;解决问题应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要倾听群众意见,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这对我们是好事;问题的重点是分配问题,其中主要是公平问题。当然,这些设想对不对,办法能否行得通,制定的政策是否切合实际,都还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验证和修正。

调研期间,刘少奇先后在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等地,听取一些工厂工人罢工和学校学生罢课情况的汇报,同工人代表和师生代表进行座谈。深入了解情况后,他认为,现在群众中出现的闹事几乎都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基本上没有带有政治目的的活动。比如在听取中共石家庄地委、石家庄市委及栾城、正定、获鹿等县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刘少奇明确指出:“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87页。)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更加突出了。对调研问题性质的判断,在刘少奇的头脑中便明晰起来了。正如他所指出的:“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98页。)。

认清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之后,就需要对问题进行剖析,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他在湖北听取王任重关于大学工作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又有官僚主义,那就糟了。”(《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89页。)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刘少奇在湖南、广东等省调查时,不同意当地商业部门的某些干部为了减少个体商贩在同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竞争中产生矛盾,主张关闭自由市场的做法。他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92页。)对于这些问题当地政府部门并没有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从而导致矛盾激化。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祟。

分析出问题的原因后,就需要想出方法加以解决。刘少奇在调查中感到,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的矛盾上,是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加以调解的。处理好这种矛盾,关键在领导方面。他在调查中多次对各地领导干部说:“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03页。)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信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针对一些干部在处理问题时把自己摆在和群众对立的地位、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命令群众的现象,他严肃地指出:“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7页。)他进一步指出:“只在必要的时侯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99页。)刘少奇这些语重心长的告诫,及时地向全党干部敲了警钟。

对待人民内部矛盾要做到坚持说服教育,还要运用切实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刘少奇在听取中共邯郸地委、邯郸市委、邢台地委负责人的汇报时指出:“凡是中央决定的东西,在地方上如行不通,就应当改变,硬要行下去,就要出乱子。因此,不论任何中央机关来的东西,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你们地方上行不通,都可以报告中央,要求改变。你们地委、县委决定的东西,也应该允许下边提意见,不合情况的,应该允许下面顶你们,当然,也要小心下边顶了不应该顶的东西。”(《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87388页。)他要求各个地方,在遵照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要切实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要走群众路线。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作风蛮横、方式简单粗暴,动辄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常宣泄,看成是“闹事”,是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而刘少奇则认为,对群众“闹事”要具体分析,要使坏事变成好事。他说,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要使群众不闹事或少闹事,除了要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克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

在造成 1957年的群众闹事中,分配问题特别是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刘少奇十分关注。他认为,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合理的分配带来的不仅是人民生活富裕,更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刘少奇指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99页。) 在承认事物差别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相对平等,收入差距不能过于悬殊,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它既有利于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更加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从这次调研过程和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调研首先基于对重大和带倾向性的问题有着高度的重视;其次在调研中善于精心谋划、深入研究;再次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客观分析问题的性质、原因,抓住重点和主要矛盾,从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些,对我们今天做好调研工作、领导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决策工作,都是非常有助益的。

〔作者邢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樊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