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

刘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

周迅

　1961年，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带领工作组，深入湖南农村基层微服私访、蹲点调査。在调査期间，他怀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深入群众，获得了真实的村情民意。

　 实地蹲点搞调研

　1958年，毛泽东号召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办起了公共食堂，好像从社会主义一步就跨进了共产主义，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加之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自然灾害，导致国家经济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严重不足，人民吃饭也成了问题。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那种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深入农村调查。

　 刘少奇准备回老家湖南农村调研，了解民情，弄清真相。

　 4月1日，刘少奇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同志开会，研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他说，下去以后，不要再叫他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他刘队长。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工作汇报。汇报结束后，张平化要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陪同刘少奇深入农村基层调查。刘少奇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车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刘少奇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不满足于一般地看材料、听汇报、搞座谈，而是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家庭访问、个别谈话、田头聊天、不事先打招呼检查、看望病人等。

　 为了接近群众、方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万头养猪场饲料保管室住了六天六夜。他白天走村串户，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在住地附近散步时，他发现一堆已经风干了的粪便，没有臭味。戳开那团人粪，他发现都是一些糠和粗糙的纤维，看出社员群众吃饭已经成了问题。

　通过王家湾大队反映出的情况，刘少奇对湖南农村的情况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对社员群众生活上的困苦状况，以及造成饥饿的真正原因有了直接的感受。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长沙县两级树立的一面红旗。蹲点调査前，刘少奇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

　在天华大队蹲点调查时，刘少奇住在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一住就是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还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社员家走访。

　 当时，全国上下“五风”泛滥成灾，积重难返。由于形势所迫，社员群众没有机会讲真话，也不敢讲真话。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刘少奇来时，她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的口径，封锁社员群众的嘴巴。她对刘少奇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掩饰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

　 刘少奇从天华大队不少社员患浮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天华大队的汇报材料和彭梅秀的汇报有问题，便亲自到社员家中访问调查，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如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

　当刘少奇调查到真实情况后，彭梅秀恼羞成怒，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谩骂刘少奇：“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但刘少奇并不计较，还主动找彭梅秀谈心，开导她正确对待荣誉，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在这次调查后，他曾说过“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随便找人谈话，都要受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在宁乡县城，刘少奇不住县委招待所，住在县委的电话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

　 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们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请大家对我一定要讲真话！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只是靠命令来维持的。如果群众对共产党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险的！”

　 实事求是纠错案

　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査期间，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纠正在“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制造的错案。

　在天华大队蹲点时，听说饲养员冯福田、冯国全父子将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钉进生产队耕牛的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坏耕牛刑事案”，刘少奇觉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并重新研究这个案件。

　 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否定了原定的结论。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其子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致使这头耕牛落下病根，最终铁丝进入了肺部致耕牛死亡。真相大白后，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呈送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如实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其间，刘少奇还为被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的天华大队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平反。

　肖伏良是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完全小学四年级学生，当时不满10岁。父亲被抽调去修黄材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无法管教他。母亲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需要他照顾。由于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皮，他连累带饿变瘦了。为了能够吃一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偷偷地多拿了一钵饭。查出后，他觉得无脸见人，一肚子气，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

　民兵们“破案”以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严肃处理：一是要将肖伏良挂牌、游乡、坐班房，二是要追究班主任和校长管教不严的责任。

　 刘少奇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紧接着，刘少奇派人将肖伏良找来，笑着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关切地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

　肖伏良拉开了话匣子，像竹筒倒豆子，滔滔不绝地讲了母亲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

　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肖伏良生气地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了，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遮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社员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不能由于我们的过失，影响孩子的一生。”刘少奇叫李强亲自去花明楼小学，消除影响，为肖伏良平反。

　 刘少奇认为：一个冤假错案，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都是一场灾难，必须坚决纠正、彻底纠正。这样做既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是提高司法公正的有力措施。

　七千人大会报告切中要害

　 刘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紧紧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进行，涉及公共食堂、无偿调用社员物品和生产工具、退赔、粮食产量与购留以及基层干部民主作风等问题。可以说，这次调查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农村情况，作了一次全面而又具体细致的摸底。

　比如，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刘少奇指出，愿意办的可以自愿组织，不愿意办的也可以自愿解散。他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打通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从而使天华大队率先解散了公共食堂，把饭碗还给了社员群众。

　 为处理好公共食堂解散后的房子、炊具、蔬菜、自留地等问题，刘少奇又在天华大队一个一个生产队里进行讨论，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避免造成混乱。

　 对一些涉及省、地、县范围较广的问题，刘少奇还十分注意听取省、地、县各级干部的意见，与地方领导通报情况，共同研究决策，并且通过当地公布各项决定，把点上的经验和做法推广到面上去。比如，为确定天华大队超产部分的粮食购留比例，刘少奇与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一起商量，最后敲定方案。关于自留地、自留山的定权发证工作，他也是与长沙县政府主要领导商定后，由当地领导出面办理的。

　 刘少奇发现前些年中央的一些决策是不对的，就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多次向群众诚恳致歉，作自我批评。比如，在炭子冲干部和社员座谈会上，他说：“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做不好，对你们不起。有的做法，是中央提倡过的，如办食堂，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添油加醋了，如废掉好田挖鱼池，拆老百姓的房子。”

　 刘少奇经过湖南农村的调査，不仅推动解决了当地农村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对社员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社员群众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这个目标从小处着眼，反映了社员群众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也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规划了一个社员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宏伟蓝图。

　耳闻目睹刘少奇真心实意地访贫问苦、自律自责、忧国忧民，儿时极要好的伙伴李桂林掏出藏在心窝里的真话：“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塘里还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祸，‘五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就是那七分人祸！”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振聋发聩的实话，使刘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内疚和思考。

　 实践出真知，调查出真相。从4月2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和几个工作人员先后在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蹲点调査，前后共44天。他有33天是吃住在生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找各级干部、社员群众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里察看，揭开社员家的锅盖，吃了社员用来充饥的野菜和糠粑粑……通过这次调查，刘少奇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党和国家制定重大决策、调整农村政策中相关农民生产、生活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

　 1961年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做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

　 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就更深入和全面了，一共16条，涉及怎样处理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关系，怎样处理“多快”与“好省”的关系，怎样打牢农业的基础地位、怎样贯彻民主集中制，以及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交换，计划指标留有余地，珍惜群众精力等等。很明显，这些分析和判断，是在湖南农村和其他地方的调査研究基础上得出来的，是对调査研究中获得的认识的进一步提炼和提升。(编辑王鸽子)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