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程美东

作为西方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换而言之，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作为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即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而刘少奇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他重要成员一起，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与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密不可分，也与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着精深的把握密不可分。如果他仅仅学得一点马列主义理论，而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不可能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为中国革命、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知识结构的形成

江泽民曾经提到：“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2页。】中国传统文化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知识结构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兴趣和爱好则成为这一群体的通性”。【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刘少奇也不例外。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湖南是湖湘文化的孕生地。从宋代抗金名将张竣、著名理学家张南轩，到近代的曾国藩、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等，这些湖湘名人延承的文化传统，对刘少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刘少奇传》记载，“刘少奇读过的书籍报刊又多又杂。他从中看到了一个广阔缤纷的世界，不但认识了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风云人物，还知道了外国的华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著名人士。其中，谭嗣同这个湖南同乡献身革新的悲壮事迹，使刘少奇激动不已。”【《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1917年，在湖南陆军讲武堂上学期间，刘少奇参加了湖南各界祭奠黄兴、蔡锷的活动，抄录了一些挽联，以表达对黄、蔡的崇敬心情。【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1906年，刘少奇8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到离家不远的柘木冲朱赞庭家里读私塾，照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第二年到罗家塘上私塾，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传统典籍。以后，为了选择合适的老师，刘少奇10岁时又在炭子冲附近的月塘湾等地入过私塾，读《诗经》等。【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4页。】从13到15岁，刘少奇读过的书越来越多，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小说传奇均有涉猎，既有《论语》、《孟子》、《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传统经典，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东莱博义》、《唐诗三百首》等中国文学名著。【参见黄祖琳：《青年刘少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1917年失学回家后的一段时间，刘少奇自学中学课程，同时广泛涉猎历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尤其系统研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两部古书，在通读之余，还对有的卷册作了重点研读。现还保存有刘少奇当年读过的7本残破的古书。一册《资治通鉴纲目》全书都加满了读时记上的标点；另6册《了凡纲鉴》则有一部分用朱笔加标点，一部分内容还加上了着重的圈点。【参见黄祖琳：《青年刘少奇》，第53页。】青少年时期的系统性学习激发了刘少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在其以后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得以延续。1942年，刘少奇奉调从苏北回延安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万里，越过日伪103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滨海、沙区、太岳区的三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他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参见刘宝东：《刘少奇的学习精神与读书方法》，《党建》2010年第6期。】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办公室的书架上，除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

早在县立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刘少奇的国文就是全班最优秀的，文章经常在班上传观。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兴趣所在又不止于文史。11岁时，刘少奇到离家7里的洪家大屋与洪家的子弟洪庚扬同窗伴读一年，开始见识四书五经以外的新知识。从13到15岁，在刘少奇读过的书中，除传统文化经典外，还出现了一部分宣传维新改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书刊，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普及读物。【参见黄祖琳：《青年刘少奇》，第19页。】玉潭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史地、物理、英语、体操、音乐、图画、手工等，体现着新式知识教育的特色。刘少奇没有偏科的现象，对各门功课都很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喜爱学习各种新鲜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当年的校长、算术教师黄锡类先生回忆：当时的学生没有算术课本，全靠抄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内容。刘少奇抄写笔记是最认真的。【参见朱永红：《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他不仅国文基础是班上最好的，而且也非常喜欢学习数学和物理。考试成绩常得第一。【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9页。】1916年从玉潭学校毕业后，刘少奇报考宁乡驻省中学，跳级进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在落下的一年多功课中，数理化课程尤其困难，但刘少奇经过半年努力，到期末考试时，各科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参见于俊道主编《刘少奇实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报考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此上学期间，除军事训练外，刘少奇还要学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4页。】1919年，刘少奇先后报考了北京大学和北京陆军兽医学校等几所普通高等学校和军事学校，都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预备班的教学方式是采用半工半读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习内容包括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学制一年。虽然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去成法国，但由于在学习期间掌握了许多生产技术，特别是掌握了各种机床操作技术，为刘少奇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在劳动中与工人打成一片创造了有利条件。【参见《刘少奇传》（上），第19-20页。】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刘少奇整个知识结构的根基，也为他在了解与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新式文化的熏陶，又使刘少奇得以在各个知识领域全面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和新式文化的熏陶共同作用，为刘少奇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

1951年11月4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在最初的时候，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以前，也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是有各种不同的从旧社会得来的错误的思想的。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的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播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建立，是在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才建立的。这就是说，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由此可见，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也是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他的思想认知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湖湘文化的内蕴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意识，“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救国救民情怀，尤其是重视“经世务实”的实践取向，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合为一流，孕育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从经世派最早的人物魏源，到主张举办洋务的曾国藩、郭嵩焘、胡林翼、左宗棠，呼吁以维新变革救中国于危机的谭嗣同、唐才常，直至开创与捍卫民国的黄兴、蔡锷等人，都是在近代经世致用学风取向发展演变中出现的杰出人物，都给刘少奇以有益影响。

刘少奇11岁在洪家大屋伴读时，洪家请来的老师叫杨毓群，上过新式师范学校，有些新知识，其教学内容与方式与传统私塾的不同，洪家男女平等的新思想，都给刘少奇留下深刻印象，开始触动其某些方面的传统观念。【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页。】刘少奇12岁在红米冲私塾读书时，已经具有初步的独立思考意识，并开始对“思想封建”的老师不满意。他有个要好的同学叫周祖山，其父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家中藏书很多。刘少奇常到周家看书，从而接触到一些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他喜欢阅读历史、地理，对于富有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书籍尤感兴趣。【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6页。】14岁时，刘少奇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以表示对清政府的反叛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8页。】从11岁到15岁，可以说是刘少奇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时段。在刘少奇读过的书中，除传统文化经典外，出现了一部分宣传维新改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书刊，以及各种自然科学普及读物。【参见黄祖琳：《青年刘少奇》，第19页。】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刘少奇在读私塾期间学校更换得比较频繁，1913年到1916年在玉潭学校读书的三年可以说是他早期学习生涯中连续时间最长的。也正是在此期间，刘少奇的知识面全面打开，开始思考“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却变得如此落后和受人欺凌”。在思考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少奇已有“区别对待”的初步认识。他认为，对四书五经仍然可以当作一门学问来钻研，对于孔子、孟子这几位大学问家的话则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关于为学、立志和做人方面的一些言论，可以作为砥砺年轻人进步的借鉴；他们关于“民为贵”、“为政为德”等方面的一些言论，可以作为当政者的镜子。但对孔孟的某些言论，刘少奇则明确表示反对。如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观点，他认为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另一方面，面对国命日下的民族危机，刘少奇认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文人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文人同样要有国天下的责任担当。

1915年，刘少奇在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后，对此丧权辱国之举非常愤恨。在“毋忘国耻”、“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等口号的激励下，刘少奇积极参加了学校的讨袁游行和检查封存日货等行动，并在此年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以表达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1页。】1916年，当湖南将军汤芗铭响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刘少奇又积极参加了学校讨袁驱汤、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自1917年开始，刘少奇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在1919年给友人的诗中，他曾写道：“岂欲长征班定远，仗策以相随”，以表达了自己决心以东汉著名军事家、政治家班超为榜样，投笔从戎、马革裹尸、以身报国的爱国情怀。但在当时因护法运动而起的战火中，陆军讲武堂无疾而终。此事给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其从军救国的梦想由此破灭。【参见《刘少奇传》（上），第14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积极参加了湖南的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斗争。受国内正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影响，刘少奇也产生了留法的念头，并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在此期间，刘少奇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校师生自办的校刊也不断介绍国内形势，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7页。】正是在此影响下，1920年，刘少奇萌发了留俄的想法，并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始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为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18页。】1921年夏，刘少奇来到专门为苏俄东部和东方各国培养政治干部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运动史、《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也就在同一年，刘少奇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式开始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历程。

概而观之，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虽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总体而言，与毛泽东等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其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本质源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其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的直接体现，则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复兴。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征

有学者曾经描述和分析过近代中国转型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特殊形象，认为他们的文化心态是站在“传统一现代的连续体”上，一方面，他们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们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在一定程度上，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确立信仰和革命实践过程中，也呈现出上述特点。对于他们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对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予以重新的整理与选择评判，将是更为困难复杂的过程。但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独特样征才得以呈现，刘少奇亦是如此。

（一）刘少奇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个性特征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性取向。刘少奇的家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数百年的家族传承中，崇尚“耕读并举、勤俭持家”，族人性格上也多表现为“老成持重，不愿外显”。在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成长氛围中，刘少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张国焘曾经描述过对刘少奇的印象：“很少表现出任何兴奋”，“有点书生气，富于思考，有点沉默寡言，但是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转引自〔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刘少奇：一个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中国集体经济》1999年第7期。】根据埃德加？斯诺的记载，一些曾与刘少奇交谈过的外交官认为，刘少奇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反应敏锐，实事求是，思路清晰，不易动感情，并具有非凡的能力。他能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迅速的分析，并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大家”【〔美〕洛厄尔？迪物默著、萧耀先等译《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正是由于以上个性特征，刘少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体现出明显的理性取向。

在近代以来文化的反传统取向中，刘少奇虽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秉承理性、非极端的态度。早在留学苏联时期，刘少奇就曾经为中国人传统而独特的情感方式辩护：“外国人‘暴露’，中国人‘隐蔽’，实际上，中国人的感情并不是没有外国人深。”【《红旗飘飘》第2O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抗日根据地长途跋涉返回延安，他曾经对随行的同志提到：农村到处张贴的“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之类的对联，我看那就是地主阶级的标语、口号；它能为农民所接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那就是封建性的经济基础和其家长制的残余等等。“目前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同孔子妥协的。”【郭思敏、天羽编《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强调：“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又强调，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历史，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历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6—417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刘少奇坚持“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的理念。1947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工作期间，发出了《关于禁止毁坏古书、古迹的指示》，以避免“中国文化上的损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79页。】。在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中，刘少奇专门强调“各地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如无人管理而又需要派人管理者，当地人民政府必须注意派人管理，不使破坏”【《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页。】。

（二）刘少奇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形成的工作作风与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务实风格。在“耕读传家”的家风传承下，刘少奇的父亲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刘少奇由此很早就进入私塾接受教育。刘少奇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一位“心地善良、勤劳俭朴、善于持家”传统家庭妇女，在其影响下，刘少奇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也没有娇生惯养，从小就参加田间劳作，逐渐养成好学务实的作风。他从小勤思好学，经常到处找书借书，读起来手不释卷，在炭子冲一带很有名气。这种好学倾向是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坚实基础的重要原因。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习惯。萧劲光是刘少奇在苏联学习时的同窗，他曾经回忆：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转引自散木：《喜欢读书的几位革命家》，《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据长沙《大公报》披露，被捕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少奇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时，给敌人提供了机会。【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页。】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也从未放弃读书学习。1951年11月底，刘少奇去南方休假出发前，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放进了行李包，到杭州住下后，就开始攻读，常常读得废寝忘食。因此，他在杭州停留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一个月，几大本《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休假也结束了。在前去休假途中，他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林等古迹。【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649页。】在此后的工作过程中，凡是毛泽东提倡读的书，刘少奇一定找来认真阅读。1965年，毛泽东在《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上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刘少奇立即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研读。有一次，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资治通鉴》中的一个典故，刘少奇为了深刻理解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的现实意义，回来就仔细査阅《资治通鉴》，并把这部书放在手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翻看它。【参见黄峥、周志兴：《刘少奇同志的读书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关于刘少奇的务实风格，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曾经评价：刘是一个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他“性情淡泊”，他的步步高升“不是凭借天赋，而是凭借踏实的工作”。【〔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刘少奇：一个性格色彩最平淡的人物》，《中国集体经济》1999年第7期。】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卫士，也曾描述刘少奇是一个“勤奋，任劳任怨，整天一声不响地默默做工作”的人。【参见权延赤：《刘少奇的个性色彩》，《湖南党史月刊》1992年第1期。】正是由于勤奋务实，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也具有其独到特点。由于在近代中国国运日下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具有工具性取向，再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过分厚重和对科学精神的鄙薄”观念的延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与理解也具有选择性。有学者曾经分析过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即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宣传的一个重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还无暇顾及。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研究与宣传，也只局限于剩余价值理论，并且是为论证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服务的，而从学理上探讨中国具体的经济建设规律，则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参见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第56页。】宁乡县博物馆保存有刘少奇当年读过的《资治通鉴》等书，书页上有许多眉批和符号，由其批画来看，一般人看《资治通鉴》往往偏重于政治斗争、宫廷之乱，而刘少奇当时就关注到了其中的经济问题，认为经济斗争是不容忽视的。【参见黄峥、周志兴：《刘少奇同志的读书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此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倾向的延续也是刘少奇胜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要基础。

（三）刘少奇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思路。许多学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在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从而得以在这个东方大国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与其若干的价值观、社会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具有一定关联，如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等。因此，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对于急需新的思想资源以更新民族文化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合理内容的批判武器，又是中国人实现民族自信和自救的精神仓库。【参见程美东：《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对此，郭沫若曾深有所感：“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299页。】也正因如此，刘少奇才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反之，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的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也是其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养保障。在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时代，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实践中，其最为理想的诉求，则是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第78页。】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中开始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意义也在于此。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5页。】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少奇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重要性的深刻认知。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也体现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特色。最为典型的就是刘少奇1939年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十余处引用了中国传统经典，以论证共产党员修养的必要性、修养的内容、目标及途径与方法，这些可以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刘少奇整体理论素养中所占的分量。

〔作者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