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刘少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试述刘少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沈谦芳刘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80多年的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伟大理论成果。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思想观点，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必须循序渐进，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平稳过渡

建国前后，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指出，“我们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我们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P47他强调在过渡中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倾向。就是把中国的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走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1]P148-149他全面阐述了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并以他特有的工作风格积极纠正了天津工作中“左”的倾向，稳定了天津的经济，为搞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指明了方向。

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刘少奇作出了认真的思考。他强调：“我们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P47东欧各国过渡用了三年时间，我们争取用十年到十五年来和平过渡。因为中国与东欧各国相比较，生产力水平特别落后，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来发展，而现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不要急于过渡或超越新民主主义经济，而是要利用有利条件，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使资本家们愿意追随大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甚至“要准备拿出一部分胜利品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1]P51。对于小生产者，不仅要分给土地，还要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待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总任务，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在考虑和研究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指出：“要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现在提经济建设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员宣言有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1]P451949年5月5日，他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强调：“中国就要进入建设时期，特别是经济建设。”[1]P112同年6月，他在起草党内报告时写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1]P144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关于以经济建设为总任务的思路进一步明确。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1]P164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并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P375为此，他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一定要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1962年9月，在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建议不要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实现的最基本任务是提高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过上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才可能更好地建立、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解放生产力。第二件“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因为生产事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是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1]P171-172

三、必须从实际出发，努力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匹配

刘少奇指出，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努力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在农村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认为建立合作社经济是一个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问题，同时要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进展决不能过快、过急。1956年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大批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小社并为大社。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河南新乡考察时指出，“大社现在是办多了。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小一点，这与生产力是手工生产相适应，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新乡地区的农业社实行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这个办法好”，[1]P328这样，农民才有奔头，生产才能更好地发展。刘少奇主张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协调，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1]P387。1957年，他在上海作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2]P399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增加地方与企业的自治权力，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发展商品经济。

对于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分配制度，刘少奇十分重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问题上，用工机制是否灵活、工资福利问题处理得好坏等问题将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配制度搞好了才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在多个场合批评了那种用工僵化、缺乏竞争的机制。他指出：“现在工人只要一进厂，就包下来（当然应当包，包了有好处）。但总要使工厂有个机动性，要的时候有地方来，不要的时候有地方送。如果只能进来，不能出去，这会把人胀死的。”[2]P381他认为劳动工资制度照搬了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舶来品，并且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造成“这种办法只有中国才有，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办法”[1]P361-362。他还建议要打破呆板的劳资制度，要“创造性地工作，创造一套新办法，使之有利于生产，工人高兴，农民满意”；“实事求是地去建立崭新的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P367。

四、必须立足国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刘少奇不盲从苏联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建国前后，他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定义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主要成分。他认为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促使其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指出：“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1]P47因为当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很小，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还一直有着联合关系，客观上还可以利用他们发展国民经济。三大改造完成后，在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都是不妥当的。一种制度在这个国家实行得很好，不一定在那个国家就能完全照办。因此，还要和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外国经验只能参考，但必须参考，所以我们也参考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如在实现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因部分地方国营、合营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社会消费需要，出现了不少地下工厂，并由此引发了党内外的争议。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提出要准许私人开工厂，“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1]P326-327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在商品流通、自由市场方面，刘少奇十分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他强调，“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国家市场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有好处”。[1]P350-351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会上，他又提出：“资本主义把商品化搞得那样广，一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就把它限制得那么小，这是不是有问题？”[1]P403并且指出不仅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且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商品的消灭是将来很遥远的事，要发挥价格在引导生产方面的作用。刘少奇还积极主张用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尽量减少行政干预。他认为公司不是行政组织，而是企业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是超经济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行，党委和政府要超脱一点，要有全局观点，要当裁判员，不要做当事人。为此，他还建议中央试办托拉斯。1965年，刘少奇在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时指出：“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1]P547

五、必须统筹安排，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上下一片振奋，各方面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但由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领导方针出现了“左”的倾向，各地纷纷呈现盲目追求高速度、脱离实际情况的现象，致使国民经济建设波动性较大。针对这一形势，为了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刘少奇及时指出：“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1]P301他主张要科学地安排好发展速度与比例问题，做到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刘少奇要求：“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某些部门，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它部门，因而是错误的。”[1]P471

刘少奇认为要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经济建设与其它事业发展的关系，以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他强调要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适当逐步地提高人民生活，又要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积累，积累和消费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当，就能够很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如果积累过高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消费过多又会影响妨害生产的再发展。经济建设与其它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要在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到平衡发展，既照顾到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好大喜功，超过实际的可能性。

六、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努力造就一支新型的专业人才队伍

刘少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者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作用。他强调：“不能埋没人才。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才，埋没人才比破坏房子、破坏机器的罪过还大。”[3]P634他指出，在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中，总会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采用并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着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这些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这就是专业人才，我们一定要重视发挥好专业人才的作用。他认为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先进生产者不但是人民群众的先驱，而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核心，成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先进生产者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和各个工作部门中的先进工作者，正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种最积极的因素，这种因素应当受到最大的重视。为此，他要求这些专业人才应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仅要保持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要把自己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普及到其他人，使每一个普通劳动者迅速把自己的生产水平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其他的生产者也必须认真地学习和利用他们的先进经验。“千百万劳动者在先进生产者率领下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尽快地把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全社会的一般水平，从而尽快地把全社会的生产推向前进”。[4]P195

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改造知识分子、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同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4]P245，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同他们的联盟，团结教育他们，“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4]P246；一切真诚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知识分子和专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极其重要的队伍，我们要依靠和动员他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军，做出贡献；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4]P240，学习一切有益的经验和知识，打造一支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无产阶级专业人才队伍，专业人才的丰富将大大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步。

七、必须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他国先进经验

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争取外援，吸收先进经验，采取多种形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4]P366，要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允许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和工厂。根据中国实际，要引进外国资本，应该既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但可以首先从苏联开始。1950年初，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同苏联在新疆合办金属和石油公司的建议，经过双方谈判，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新疆石油与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的协议。在中苏合办公司的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对此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和疑虑。为廓清事非、以正视听，刘少奇在起草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3]P663-664同时，他要求各级领导对群众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

刘少奇十分注重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1956年初，他在听取中央有关经济部门汇报时，明确要求这些部门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甚至是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好的技术和经验，把全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并要学会生产。他指出：“凡是自己没有的技术，可以派学习小组赴国外去学习，可以请外国专家、技师来指导。与苏联及兄弟国家的技术合作应该努力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要尽员吸收，花钱买他们的技术，向他们学。”[4]P263他还特别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经验。比如，他在调研邮电工作时就指出，中国的邮电建设不能简单地沿用苏联经验，苏联的邮电事业与我国的邮电事业的基础不一样，应该找与我国有相似特点的国家来参考，看他们的电话、邮路是怎么搞的，应该结合国情来决定向哪些国家学习哪些经验，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刘少奇还强调，“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1]P276，要加强对外交往，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在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他指出，现在有一种迷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先进，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如资本主义，比如我们的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利润和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落后。但社会主义的确有很多优越条件是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再加上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就一定能竞争过他们。

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就领导人民急切地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然而，在大干快上的浓烈氛围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一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位较为冷静、理性而又是成果颇丰的探索者。以上所述他的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平稳过渡、以经济建设为总任务、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尊重知识和人才、对外开放等思想，富有创新精神，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来源，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进程。由此可见，学习研究刘少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追寻他的尊重客观规律和富于创新的精神，对于今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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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刘少奇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沈谦芳，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博士、教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上饶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刘津，男，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

（来源：《党史文苑》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