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要解决群众的吃穿住问题，不然要共产党人干什么？
刘少奇：要解决群众的吃穿住问题，不然要共产党人干什么？
陈艳
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6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湘江西岸对宁乡县委副书记何长友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在少奇同志心里，解决吃饭、穿衣和住房这种在“过小日子”老百姓眼中为“天大的事”的问题，是共产党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追求所在、宗旨所在。因为我们党在成立之时，就发出庄重誓言，“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
奔腾北去的湘江水，见证了国家主席的动情一问，也见证了一位亲民、爱民、忧民的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湘江西岸的英雄少年：“为了使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湘江之滨的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村靳江河畔。刘少奇是家中的“满崽”，在叔兄弟中排行第九，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九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饱经忧患、国弱民贫、灾难深重的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名农家子弟，刘少奇对于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对民众所受的压迫有很深的体会和理解。他从小心忧天下，他渴望深受欺压的百姓摆脱苦难。这种渴望，激励着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努力奋斗。
1910年，长沙、宁乡等地发生了轰动全省的饥民暴动。年仅12岁的刘少奇感触很深，他攥紧拳头，下决心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1915年，不满17岁的刘少奇在宁乡玉潭学校参加反袁游行。他刺破手指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摇着旗、喊着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这年，刘少奇将谱名“渭璜”改为“卫黄”，立志“拯救民族，捍卫炎黄子孙”。然而“卫黄”之路并不顺畅。1916年，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陆军讲武堂录取。从这里，刘少奇迈出了精彩人生的第一步。他在妙高峰下眺望湘江北去的帆影，在营盘街上倾听走向共和的足音，怀抱着报效祖国的美好憧憬。然而不久，护法运动的战火烧到讲武堂，刘少奇投笔从戎的抱负被搁浅。五四运动后，他把名字改为“少奇”，意即“少有奇志”。之后，他又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赴法留学，却因费用等原因而化为泡影。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有了方向。1921年刘少奇和任弼时等一批进步青年前往莫斯科，在这里，23岁的刘少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这时我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在他填写的《团员调查表》中，慨然写下：“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从“九满”到“少奇”，跨过岁月的虹桥，刘少奇流露出的是对革命、对新世界的畅想与希望，是对理想的坚定与执著，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的大志与情怀。
为了工人利益义无反顾：“惟有这件事不能答应您”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回国后，立即投身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他深入了解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遭遇，为改善工人生产和生活条件，他始终站在罢工斗争的最前列，与敌人展开勇敢斗争。
1925年，刘少奇参与领导完五卅运动后，疲惫不堪，心力交瘁，顽疾肺痨病也越发严重。中央安排刘少奇11月初回长沙就医。然而，回长沙不久，他就被赵恒惕军阀政府的卫兵逮捕。儿子被捕的消息对于刘少奇的母亲鲁氏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在儿子被关押的32个日夜，母亲的心备受煎熬，忍不住悄悄落泪。1926年1月16日，当刘母得知儿子好不容易得以释放出狱，便立即动身去长沙。看见儿子明显消瘦了，刘母强忍着眼泪：“你出来了，娘就放心了，不过娘有事跟你商量。”“你不要去外面闯荡了，太危险了！跟娘回家去！”“咱就在乡间办一间学堂,你和宝珍都可以教书。”刘少奇沉吟着没有回话，考虑着如何回答才好。突然，“扑通”一声，刘母跪倒在刘少奇面前：“九满，你不答应娘，娘就长跪不起！”面对母亲突然下跪，刘少奇一时慌了，但他很快静下心来，做出决定——不能留下！革命需要自己，至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忙扶起母亲，跪在母亲面前：“娘，别的事情都可以依您，唯有这件事不能答应您，请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在母子俩彻夜长聊后，刘母还是没能拦住儿子。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儿子和母亲，他们不曾料到，这一别竟是永别！1931年冬天，刘母在炭子冲溘然长逝。而当时刘少奇正在上海开展白区工作。几年以后，当刘少奇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他面对母亲的画像潸然泪下。他愧疚——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母亲病床前尽自己一份孝心！但为了天下更多的母亲，这位湘江之子别无选择。
抗战时期深入敌后：“共产党就是要想方设法解除群众的疾苦”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坚持中共中央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创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刘少奇把“急百姓所急，解百姓所苦”作为“首要一条”，认为这是“抗日民主政权能否在群众中扎根”的根本。
1942年10月，刘少奇到达八路军太岳军区所在地沁源县。一次，刘少奇看见一个挑水的中年农民，脚步蹒跚，两条腿向里弯着，几乎每跨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刘少奇赶忙迎上前，弯着腰关切地问道：“老乡，你这腿是怎么回事？”经过交谈，他了解到这位老乡患的是“粗脖子”病，拐腿，干活很困难。但当地没法治。刘少奇沉思一会儿，坚定地对随行人员说：“一定能找出害病的根源，想出治疗办法。”一刻也没耽搁，刘少奇与随行人员马上前往水源地察看。看完水井又沿着井边小溪往上游察看。“老百姓得这种病是很痛苦的。治病要治根，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回到宿营地，刘少奇向同志们交代：“我们在别处也曾看到过类似的病，造成群众世世代代痛苦。我们共产党人在现有的条件下纵然不能帮助他们彻底解决，但也应使它减轻，至少要阻止它发展……总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军区的同志研究下，帮老乡解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刘少奇却一直惦记沁源县根据地人民的身体情况。全国解放后，在他的指导与督促下，当地党和政府经过几年的研究和治理，有效控制了水土病，使绝大多数患者很快减轻了痛苦或恢复了健康。当地群众纷纷写信给刘少奇，感谢他对当地人民的关怀。
看到农民朋友的来信，刘少奇笑了，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为群众解除疾苦。”
赶考路上的合格答卷：“要解决群众的吃、穿、住问题”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刘少奇对人民有着血脉肌肤的感情，时刻将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他的儿子刘源将军说过：“我的父亲刘少奇坐在国家主席这把椅子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小日子。”他总是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在开滦煤矿，在大庆油田，在东北林区，在湖南农村……到处都有少奇同志勤政的脚步和清瘦的身影。
1961年，几十个春秋轮回，刘少奇来到他最初的人生渡口——湘江。他将坐轮渡经过橘子洲登上湘江西岸回家去。此刻，面对滔滔江水，他也许在回味第一次过湘江时心中的豪情，也许还会遥想从湘江扬帆远航，驶过长江，驶向大海的峥嵘岁月……但他沉默不语，心情沉重。因为此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一身青布衣、一双粗布鞋、一把油纸伞，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少奇同志就这样回到家乡。4月2日，当他在宁乡东湖塘王家湾万头猪场只看到两头猪，当即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住下来。用雨布遮住破烂不堪的窗户，又拆下两块门板和几条凳子架铺。国家主席这一住就是6天6晚。4月12日，刘少奇又来到湘江支流的捞刀河畔——湖南省的“红旗大队”即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十多天里，他走村串户、约人田头聊天，他走访老农、慰问病人，每每看到荒芜的田园和挖野菜的孩子，他忧心如焚；他不辞辛劳翻山越岭，一家家上门，揭开农家的锅盖，亲口品尝当作口粮的糠粑粑和野菜汤；拉开农民家的碗柜，却发现油盐坛子没有一滴油；他拨开路边风干的孩子粪便，发现里面尽是树皮和草根……天华的现实震撼着刘少奇的心。在社员座谈会上，年过花甲的国家主席诚恳地向群众鞠躬：“看到乡亲们生活这么苦，是我国家主席的工作没做好，我心里很难受，对不起大家！”乡亲们像是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掏出了心里话。少奇同志当机立断：公共食堂可以自行解散！
农民的住房问题也是刘少奇调查中发现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5月9日，刘少奇从黄材水库修建工地视察返回宁乡县城时，听到路边一屋里传来一位妇女伤心的哭泣声，少奇同志停下来关切询问。妇女哭诉着自己没有房住，在场的大队会计向刘少奇介绍了妇女的情况。少奇同志说：“你告诉大队书记，不要让她搬，就说是我说的。县委会有个文件下，鸟必有窝，人必有屋呀。”回到县城，刘少奇找来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何长友，了解全县社员的住房情况。当得知这几年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拆掉了大部分房子时，刘少奇百感交集，严肃地对何长友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不然要我们共产党员人干什么呢？”刘少奇要求县委立即起草一个《关于解决当前社员住房的意见》，文件初拟出来，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刘少奇又仔细审阅和修改。后来刘少奇还派人将此文件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批准在全国执行。这对当时全国解决和防止房屋纠纷、解决住房问题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当老百姓吃饭成了大问题，这不免让少奇同志寝食难安、疾首痛心。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少奇同志要的是人民内心的声音，是实事求是的解决方法，是让百姓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文革”中信仰弥坚：“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
十年“文革”，对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刘少奇同志首当其冲，遭受了无情的摧残和迫害。即便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刘少奇心里想的，还是人民。
据刘少奇的孩子们在《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回忆，1966年初，少奇同志害了一场重病。他刚刚脱离危险，就把孩子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接着，刘少奇给孩子们描述他的设想：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三大差别，等等。当时还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建立工业基地，这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新型的工业城市。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随着“文革”打倒走资派的运动越来越严重，刘少奇内心备受煎熬，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次，刘少奇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湘江之子的秉性，这就是湘江之子与生俱来的质朴与担当。刘少奇是人民的儿子，是后世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典范。他的成长和革命经历，无处不体现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刘少奇用一生心血凝聚了一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用一生奉献践行了共产党员的标准，他用有限的生命实践了革命者的誓言。
（来源：《新湘评论》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