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形成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探索中的制度创新

——论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形成

李庆刚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发展程度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953—1954年、1957—1958年先后出现升学难问题。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提出多种形式办学，尽量满足学生读书或升学愿望，同时在学校提倡勤工俭学。鉴于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合格人才，刘少奇认为还需要在教育制度上进行改革，要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经过不断思考与试行，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逐步形成。通过半工半读，将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既满足了学生升学要求和工人提高文化水平的愿望，也成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一条好路子。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也基本建立起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各级各类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当时国家经济财力无法支持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这就导致大量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学而走向社会，参加劳动就业。教育供给和需求之间悬殊巨大，成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体现。为解决这一矛盾，刘少奇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并加以倡导。这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探索中提出的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领域的升学难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也渴望文化翻身，但教育发展程度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教育一般说来取决于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8页。】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不但高等教育如此，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都只能根据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需要大批建设人才，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国情却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薄一波指出，包括科研、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艺等各条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仅有6万多人，1955年增加到10万多人。1952年底全国总人口近5.75亿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158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仅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名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这与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要求相差很远。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每年只有几万名毕业生。中国平均每1万居民中只有5个在校高校学生，苏联是86个，波兰是50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更多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353页。】1952年7月，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一谈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10万人。”【《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由此造成了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大量合格的建设人才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多，基数大，学生入学人数和比例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提高。1956年，小学生达6346.6万人，是1949年的2.6倍；初中生438.1万人，是1949年的5.3倍；高中生78.4万人，是1949年的3.8倍；中等技术学校学生53.9万人，是1949年的7倍；中等师范学校学生27.3万人，是1949年的1.8倍；大学生40.3万人，是1949年的3.5倍。【顾明远总主编：《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8—1639页。】小学数量也有很大增长。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小学数最高年份达28.93万所，1951年则发展到50.11万所。但这是教育补偿性增长的表现，当补偿达到一定水平后，教育的扩张就明显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1951—1957年，全国小学数量在50万至55万所之间徘徊。【《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页。】而同一时期，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数量总体增长不明显，有时甚至下降。解放前全国高等学校数最高年份达207所，院系调整开始后的1953年变为181所，直到1956年才发展为227所。中等专业学校数解放前最高年份达1626所，解放后直至1957年，除了1952年达1710所外，其它年份都低于解放前的数字，1957年仅为1320所。中学方面，解放前最高年份初高中学校总数达4266所，高中及完全中学是1654所；直至1956年，高中及完全中学数才第一次超过解放前，发展为2029所，初高中学校总数为6715所。【《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5、981、1000页。】有限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中等教育资源，不合理的中等教育结构，成为制约学生升学的一大瓶颈，也使得中等学校的选拔功能特别突出。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有限体量，一时难以消化吸收大批无法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1953—1954年出现了一次全国性的升学难。1953年，小学毕业生数是293.5万，初中招生数是81.8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72.12%；初中毕业生数是39.8万，高中招生数是16.1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59.55%。1954年，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62.82%；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66.14%。【金一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尽管随着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推进，教育规模特别是中等教育规模有所扩张，但仍满足不了广大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愿望。1955年9月，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提出，广东现留在社会上的初中毕业生有11.6万余人，既无法升学，也很难找到工作。两年来政府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动员其参加农业生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就必须改变现在所办初中仅是为了考高中深造的教学方针。如果能把初中当作初级农业技术学校来办，增加一些农业技术课，这样学生可以明确思想，毕业后就是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而且有了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可以弥补体力劳动差的缺陷，并为合作社所欢迎。刘少奇对此批示“这个建议值得考虑”，同时又指出：“问题是要确定我国目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的目的，同时又要不妨害升学。课程的安排是要保证实现这个目的。”可以看出，刘少奇开始关注升学难问题，但还没有足够重视。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等发出的批示中指出：“不应当把初中改变为任何形式的技术学校。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存在着教育与生产脱节，学生不仅缺乏劳动观点，还缺少基本的生产知识、技能，这显然是和中小学教育目的不相符合的。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去考虑改变中小学的性质，而应是研究如何克服教学脱离生产的偏向。”【《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25页。】

此事尚未解决，1957年、1958年又出现了升学难。据估计，1957年春，高小毕业生有4/5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有2/3不能升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高中毕业生有1/3不能升大学；1958年春估计，高小毕业生2/3不能升学，初中毕业生有一半不能升学，高中毕业生有将近一半不能升学。据上海第六女子中学当时统计，该校毕业生，共有20%升学，10%就业，而不能升学就业的占70%。【陈桂生：《现代中国的教育魂——毛泽东与现代中国教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升学难、供需矛盾在教育领域中的数度出现，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二、刘少奇探索解决教育供需矛盾的思路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于教育问题，他指出，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1957年上半年，刘少奇先后到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宣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并针对广大中小学生升学难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研究。这时，刘少奇提出的办法，主要是提倡多种形式办学，解决学校不足的问题，尽量满足学生读书或升学愿望。而在无法满足升学愿望的情况下，毕业生也要做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准备。

1957年3月20日，刘少奇在听取湖南省委汇报文教工作时指出：学校历来都是民办的，清朝只有些书院是国办，其余都是民办的。而我们采取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国家负担不起。办学校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不仅国家办学，工厂、机关、农村合作社等社会团体也可以办学，私人也可以办学。另外，小学带帽班(在小学里附设初中班)、民办业余补习学校等也要搞。总之，要多种形式一起上，才能解决学校不足的问题。【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0页。】3月21日，刘少奇又强调，“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总之，就是走群众路线，由群众去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刘少奇就学生关心的“今年有许多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现象？是长期现象还是暂时现象？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回应。他认为，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而转入生产第一线是正常和长期的现象，各地对于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必须采取负责的态度，区别情况做好统筹安排，“采取城乡人民集体办学等办法，再办一些小学、中学，或者采用自学小组和补习班等办法，组织学生自学，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但这面临着将来如何就业的问题。所以，“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帮助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业”。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以及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可以招收一些职工。但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页。】。刘少奇对那种认为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丢人”“没出息”“没有前途”的认识进行了纠正。他指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是光荣的事情，是大有出息大有前途的。青年人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也要继续学习，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上大学。同时，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

根据以上讲话精神，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亲自修改定稿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社论，发出党和政府的声音，回应群众的关切。刘少奇就此在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指出：“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页。】这一社论文章，“它所提出的主题，是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各级党组织统一了思想，以此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和武器”【《一份重要报告的来历》，《人民日报》1980年5月15日。】。这对解决教育领域的矛盾和安抚群众情绪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随着调查的深入，刘少奇意识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留在学校继续求学的学生也面临着困难，很多家庭无力负担子女上学。他注意到，一些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减轻经济负担，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他于1957年5月5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的文章，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勤工俭学的传统，“《三字经》上不是记着‘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的话吗？”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有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那时不是约有两千个青年去到法国，在那里用半工半读的方法寻知识，求学问吗？”【《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页。】他认为：“开展课余劳动，提倡勤工俭学，有可能成为解决学生学习费用困难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刘少奇所说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是从学生开展课余劳动的角度说的，学生还是以读书学习为主，课余劳动为辅。提倡学生勤工俭学、课余劳动，既解决了经济困难，又能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一旦日后不能升学，毕业后即投入生产劳动，较快地适应社会。应该说，5月5日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与4月8日他为《人民日报》改定的社论是“姊妹篇”，其中所论述的主题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互相贯通，互为补充。

作为政治家，刘少奇考虑问题既着眼于当前，又放眼于长远。鉴于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合格人才，刘少奇认为勤工俭学的措施和方法，虽然对于促进教育发展和学生升学、就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在教育制度上进行改革。

1957年11月，刘少奇看到一份资料上刊载的《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的报道以后，觉得很有借鉴作用，立即批示：“此件送团中央一阅。中国是否可以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转引自黄峥：《刘少奇同志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历史过程》，《教育研究》1985年第9期。】刘少奇的这一想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指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在毛泽东、刘少奇提倡和支持下，1958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教育方面，今后要有步骤地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1958年4月，天津市委起草《天津市半工半读学校(班)组织章程草案》，并选定天津国棉一厂为试点，筹建半工半读学校。新中国教育制度开始迈出试点改革的步伐。

三、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形成

刘少奇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发展自己的思想理论。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思考，刘少奇在教育制度改革问题上的思路越来越明晰。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刘少奇专门听取了天津市代表关于试办半工半读学校准备情况的汇报，并同河北省、天津市的领导林铁、黄火青等交换意见，阐明试行半工半读的意义。他认为，工厂附设半工半读的学校，可以加快培养大批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半工半读，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工人生活；工人既能在生产实践中学到生产技术，又能在学校中学到科学文化知识。会议进行期间，林铁、黄火青等利用余暇商讨如何贯彻刘少奇的指示，决定先派人回天津传达贯彻，将国棉一厂的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辛华彬：《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的诞生》，《天津日报》1980年5月17日。】

在天津筹办半工半读学校时，刘少奇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思想逐步系统化。1958年5月2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他的想法。他说，他曾同周恩来、陆定一等人谈过，“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同我谈过的同志都赞成我的意见，并愿意在个别单位中先进行实验”。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页。】

1958年5月27日，天津国棉一厂的半工半读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人民日报》随即作了报道，指出，“实行半工半读，不但可以解决目前提高工人文化技术知识的问题，而且还可能为将来全面发展准备条件”，应该“逐步使这种形式成为我们国家办教育事业的一种新的形式”【《举办半工半读的工人学校》，《人民日报》1958年5月29日。】。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涉及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刘少奇明确谈了自己思想认识的发展轨迹。他指出，1957年他对解决学生读书升学问题的方法是“搞勤工俭学，就是说要学生和青年不依靠国家和家庭，而依靠自己，设法读书和升学。还有民办学校，即组织群众集体办学，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而现在，“这个问题，我最近又想了一下，又有所发展，就是搞半工半读”。他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

可以看出，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与天津市举办全国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天津的半工半读学校无疑是按照刘少奇的设想试办的，刘少奇思想认识的深化又得到实践的推动。需要指出的是，天津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是企业职工或成人的半工半读学校，不是解决青年学生升学读书的学校。但它的设立为创办青年学生的半工半读学校提供了经验。刘少奇根据自己年轻时在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的经历和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在学校里面搞半工半读的设想。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学校呢？比如新设的中学，可以盖几个作坊，配几件机器和一些工具，使那些家庭无法供给上学的青年搞半工半读。”他指出：“中等技术学校更可以半工半读，某些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读的大学，也可以在现有的大学里面办几个半工半读的班。要把这也当成一种正规的学校制度”；对于当时在江苏等地出现的群众自办的农业中学，刘少奇认为，“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读学校”，“现在是办农业初中，那末初中毕业之后势必要办农业高中，高中毕业之后势必办半工半读的农业大学。”【《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325页。】把半工半读当成一种正规的学校制度的表述，表明刘少奇对构建全国性的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有了明确的考虑。这一讲话，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史上涉及教育制度改革的开篇之作。

半工半读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增加了刘少奇的信心，他投入更大的精力推进这项工作。1958年6月21日，刘少奇给时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写信，希望在新建的工厂中试办半工半读。他说：“实行这种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的工厂，就使工厂和学校完全合而为一了。工厂管理机关不只是要管理工厂生产，而且要管理学校教育。国家只在工厂附近加建一些教室和集体宿舍，增加一些专业教员，所费不多，却可以多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大大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促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更快地消灭。”【黄峥：《刘少奇同志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历史过程》，《教育研究》1985年第9期。】

1958年7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时专门召开半工半读教育座谈会。他明确提出，除在职工中办半工半读外，也要在青年学生中试办半工半读，工厂企业要举办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半工半读学校，落实他在5月份提出的设想。他说：“老厂子困难大一些，新厂子还没招工，准备招工实行半工半读。新开工厂除老师傅外，都招初中毕业生，四小时做工，四小时上课”，“学校工厂合一，工厂就是学校，学校就是工厂。”【《刘少奇同志关怀天津半工半读教育》，《天津日报》1980年5月17日。】根据这一指示，天津市委成立了半工半读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1958年9月，天津市选择感光胶片厂、电子仪器厂等十个企业，开办青年学生半工半读学校。此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天津市各类半工半读学校猛增到125所，学生达25000人【《刘少奇同志关怀天津半工半读教育》，《天津日报》1980年5月17日。】。从总体上看，通过半工半读，既满足了学生升学要求和工人提高文化水平的愿望，又可以将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成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一条好路子。

四、思考与评价

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形成，体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单一的全日制学校制度既满足不了学生的升学意愿，也使得毕业生无法很好地加入社会劳动。这一问题和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数度呈现出来。这也使得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的指向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改革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状况。

有学者指出，当青年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失业现象日趋严重时，人们常把失业问题归咎于现行的教育结构，尤其归咎于中等教育的学校类型和课程内容不当，认为“教育的多样化”未能与“职业的分化”之间保持联系。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实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多样化的中等教育可以在学校和工作之间建立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受过职业技术教育的青年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熟练技能，他们可以方便地参加工作而不沦入失业大军。这是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所基于的假设之一。【赵中建：《战后印度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这个假设，基本契合当时中国教育实际，刘少奇为解决学生不能继续升学读书而苦心孤诣寻求解决办法，他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就是为了改革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他主张并推崇的半工半读，实际类似职业技术教育。

问题的解决需要思想和制度的创新，思想上升为理论、制度加以固化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一方面打破了过去只靠国家投资、教育部门包揽办学的局面，扩大了招生规模，提高了学生入学率，为更多青少年创造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在不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社会实践，增长阅历，为踏入社会做好准备。可以说，这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包括劳动)制度、教育结构的一次改革尝试，为改革开放后建立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

当然也要看到，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思想在内容表述上还带有一些超前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在论述关于开展半工半读重要性的时候，认为实行这种制度有利于摆脱现代分工造成的片面性，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样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条件。【《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的诞生》，《天津日报》1980年5月17日。】另外，他还把半工半读看作是“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促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更快地消灭”的一条途径。

人人都受制于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对此今人不应过分苛责。正如龚育之指出的那样，刘少奇的一些具体设想，“今天当然不能拿来照样实施，而要根据今天的情况重新设计，关于改革设想的一些理论说明，难免受到那时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某些局限和缺憾，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但是，诸如教育制度改革要同劳动制度改革相联系和配合这样的深刻思想，无疑对今天我们进行的改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龚育之：《龚育之党史论集》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作者李庆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

(来源：《北京党史》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