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早期革命实践与红军长征
朱德早期革命实践与红军长征
蒙秀琼
朱德早期革命实践主要包括辛亥革命、云南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以及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等。朱德早期革命实践，大部分时间足迹所至多在川、滇、黔三省，与红军长征大部分时间所历区域大体一致。朱德作为红军长征的总司令，其早期革命实践对红军长征能顺利通过此三省并胜利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在此方面作一探究，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早期革命实践
1909年11月，朱德考人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开始其革命生涯。朱德学习成绩优异，术科尤为出众，1910年7月与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调到特别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19镇74标当排长。受同盟会之令在步兵标开展宣传工作。朱德深入士兵中，帮其写家信、读家书；在新军中提倡上下一致，主张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还参加了在步兵标中有广泛基础的哥老会。【温勇、马志强、王云：《朱德的早期革命实践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人民网，2006年12月10日。】
1911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朱德率部攻打总督衙门。11月中旬，朱德率队参加了云南军政府援川军。行军途中，朱德严令部队执行蔡锷颁发的“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倖、勤操演、敦友爱”五条训令。【《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12月，援川军占领四川省叙府、自流井（今属自贡市）。1912年4月，随援川军返滇。
1913年夏天，朱德因“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升任营长，率部镇守云南边境的临安（今建水）、开远、蒙自、个旧一带，在此与帝国主义和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斗争。为适应复杂斗争环境的需要，朱德创造了在特殊的地方、用特殊的方法、进行特殊战斗战术和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机动灵活的流动作战方法。
1917年7月，护法战争爆发，朱德被任命为旅长。其时，川、滇、黔各军首领之间以及川军内部各首领之间，借护法之名争权夺利，混战不止。朱德认为：“天天打仗不是个办法，老百姓太苦了，作为军人也不能这样盲目地打下去。”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的主张，并和金汉鼎等致电唐继尧，要求息战回滇。【《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但唐继尧置之不理。朱德因此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1921年2月，朱德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率部与其他滇军一起返回昆明，参加驱逐军阀唐（继尧）战争。1922年反唐战争失败，朱德离滇入川，拒绝了军阀刘湘、杨森的师长之位，到上海寻找代表中国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朱德也婉拒了孙中山要其重整滇军讨伐陈炯民之请。当其终于不辞辛苦找到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并被拒绝入党之时，毫不气馁，决定远渡重洋，留学欧洲，研究社会主义，继续探求救国救民之道。1923年朱德在德国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终身为党作军事运动。
1926年朱德回国参加北伐革命，策动四川军阀杨森拥护国民革命；1927年初朱德到江西朱培德的第3军，帮助其筹建和训练军官教育团，并在朱培德倒向反动阵营前将军官教育团第3期学员提前毕业分派到各地工会农会，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大批干部。1927年7月，朱德利用在滇军中的威望，为南昌起义作了详细的准备工作。
1927年8月，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后，朱德在危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保存了革命火种，并率余部进入湖南农村，于1928年初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南起义。1928年4月率湘南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二、早期革命实践为红军长征提供了熟悉地情、民情、军情和战略战术方面的基础
(一）朱德熟悉云贵川地情，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地利条件
孙子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朱德早期革命实践足迹所至均在云贵川三省之内，故朱德对其三省地情极其熟悉，这为红军长征在此地域内积极转战、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的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目标提供了地利条件。
据朱德年谱记载，1909年至1922年间，朱德先后6次往返云贵川边。
第一次，1909年春，朱德为报考云南讲武堂，从成都步行经川南乐山、宜宾、滇北昭通、会泽至昆明。
第二次，1911年冬，朱德随援川军第一梯团从昆明出发向川南宜宾、泸州前进，并于12月占领宜宾、自流井（今自贡）。
第三次，1912年朱德随援川军离川返滇。
第四次，1916年朱德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6支队，离昆明北上，兼程奔赴泸州前线参加护国战争，并在纳溪以灵活机动战术大败袁世凯征滇军。此后驻泸州4年。
第五次，1920年，朱德率部从泸州移师昭通，次年2月率部回昆明，参加反唐继尧战争。
第六次，1922年3月，唐继尧乘滇军北伐之际突袭昆明，朱德等出走滇省，渡金沙江，经四川会理抵川南南溪。
1935年1月，国民党将领龙云、刘湘、陈诚在往来电文中就根据朱德熟悉地情对红军行军目的地作出了准确判断。刘湘电云：“朱、刘、聂是四川人，对川军有关系“，由此断定“红军必人川与徐、张会合。”【《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龙云电云；“红军多系江西客籍，除朱、罗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故“红军如人滇，过路是上策，割据是下策。”【《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熟悉地情对红军长征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则更为重要。众所周知，“打得贏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是运动战的基本特点。云贵川边河流众多，水流湍急，山势陡峭，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且部署有川、滇、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被蒋介石称为“绝地”。红军能在如此“绝地”发动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的大规模运动战并取得胜利，跳出敌人包围圈，若没有朱德极其熟悉此间之地情，实难想像。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仅3天后，朱德为首的中央军委就制定了实现这一基本方针的具体任务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迅速转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2.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以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今宜宾）上游渡河”【王廷科：《红军长征研究》，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在这份详细的作战计划中，朱德估计了两种可能性，一是顺利渡江北上，一是渡江受阻后则应渡金沙江北上。战情的发展与朱德估计的几乎完全一致，其战略预见的准确性极髙。这是因为朱德对此间地情极其熟悉的缘故。据吕黎平老将军回忆：“在讨论过长江的军事会议上，是朱德、刘伯承建议从赤水北上，选择泸州、宜宾之间的江面作渡江点。因为朱德、刘伯承曾在川军任过职，了解这段江面较宽，水流较缓的情况”【吕黎平：《回忆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朱德》，参见《全国第二届朱德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勋业永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当然也正是因为四川军阀刘湘知道朱德熟悉川南，必选泸州过江，为了不让红军在四川建立根据地，才在土城战役中令川军拼死抵抗，致红军土城之战失利，在泸州过江计划未能如愿。据国民党第6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郭勋祺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回忆：
“1940年于重庆市山洞，他（郭勋祺）对我谈及赤水土城战役，说当时刘湘深怕红军聚首泸州、宜宾渡过长江，号召全军官兵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因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司令朱德是四川人，足智多谋，地形熟悉，如入川南之后，川局当不堪设想。并说：“如果当时川军被打垮，红军一定向泸州渡江，就不会后来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正如此，红军才有后来的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演绎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光辉战例。四渡赤水后，红军从滇北到金沙江，渡金沙江到所走路线则与朱德当年所走路线完全一致。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说：“（1922年），我带领一连逃难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后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页。】这使红军能少走弯路，节约了时间，抢在围追堵截的敌军到达之前从容渡过了金沙江。
(二）熟悉云贵川军情，使红军长征能在军事上“知彼知已”
西南军阀产生于护法战争时期，其后因防区制的形成逐渐强大并为防区的扩大而连年混战，尤以四川军阀混战为甚。
“四川军阀混战，以防区制为其祸根；而防区制的形成，由来也渐。所谓防区制，就是各个军阀在所驻区域内，不仅可以截留税款，把持捐税，任意征发，而且可以委任行政财政官吏，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每个防区就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本是军阀割据局面下的恶劣现象，但使之形成制度，则是1918年熊克武在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时，令各师饷款就地划拨确立的。”【《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自此以后，直至1932年“二刘”之战结束，四川几乎无岁不有内战，每经一次战役，防区即有一次变动，而每次战争之起源，又均为争夺防地。1932年天津大公报有一篇社论云：“査川,省养兵百万，巨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隶三军，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其最大特色为兵愈打愈多，帅时离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存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四川军阀史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朱德出生四川，自投身军界一直在滇军中任职，从班排长渐至团旅长，因滇军与川、黔军历来关系密切，且在民国时期为争夺西南王曾相互间混战经年，故朱德对西南军阀之形成以及其演变、各派军阀之强弱、布防情况、作战特点以及与中央军及各地方军之间的关系应是了如指掌，对国民党新老军阀之割据本质认识也极深，故常能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对不同军阀采取不同策略，以减少红军损失。在红军长征中对粤系、滇系、川系都采取只过境不深入的策略，使粤系陈济棠、滇系龙云、川系杨森等军阀都采取表面上围追堵截红军以敷衍塞责、实则暗送红军过境的策略，大大减少红军损失。如1935年5月，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跨越大渡河后，蒋介石部署川军，企图将红军困死在雅安地区。为此，蒋介石急电杨森，促其速派精锐部队到荥经、天全、芦山一带防堵。与朱德有旧的杨森既惧英勇善战的红军，又恐中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圈套，遂派其侄杨汉忠与朱德联系，提出“互不侵犯要求”。朱德决定利用杨森以分化瓦解敌人，遂复信道：“…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甚嘉许，已按来意，饬敕敝部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双方遂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杨森履诺，令杨汉忠在荥经让路，杨部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于是，中央红军荥经县境基本无战事，顺利通过杨森防区，使敌人在天全、芦山、宝兴碉堡未成之时仓促应战，给红军打下天全、芦山、宝兴以及迅速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长征过西南时，对实力较弱的以双枪著名的黔系军阀则采取硬碰硬的策略，两占娄山关和遵义城，并强渡乌江痛歼黔军；而对实力较强的四川军阀刘湘部则实行避其锋芒的策略，如土城战役中，川军全涌而出，源源不断地增援，我军主动撤离。
在长征中，朱德还积极利用与敌军髙层将领之间旧关系，使红军能顺利通过其防区。朱德系云南讲武堂出身，长年在西南地区从事早期革命活动，与云贵川军阀龙云、刘湘、杨森、邓锡侯、王家烈等有较深的关系，与国民党将领朱培德、王均、杨如轩、范石生、杨池生等有同学之情，这对红军长征能顺利通过其防区有重要作用。
(三）熟悉云贵川民情，使红军长征能制定正确战略策略
朱德出生佃农，具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天赋。虽贵至红军总司令，但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终其一生，均能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査，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
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爱住深宅大院，喜欢往普通民房，常常不顾疲劳，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了解战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讲话生动实际。能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为群众迅速接受和掌握。”【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摘自《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说：“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页。】
朱德是四川人，又长期在云贵川生活和从事革命活动，对三地之民生状况和民风民俗极其熟悉，这使其能在红军长征过此区域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获取民众大力支持，使红军化险为夷，胜利
北上。
如红军长征过苗族瑶族地区和四川葬区时，如果总司令未了解其民生状况和风土民情，必中国民党之阴谋诡计。1934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苗族瑶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出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散布共匪杀人放火之谣言盅惑民众。朱德深谙苗瑶民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心理，深信其不可能甘愿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遂下达令：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査，并规定各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看来及救济被告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后来果真捉拿到了国民党奸细，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挑拨苗族瑶族与红军的关系的阴谋。正如毛泽东在自述中说：“但是红军却有办法，他们巳安全地通过了贵州云南的土著居民苗族人和瑶族人的部落地区并且贏得了他们的友
谊，甚至还从这些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员。”【《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图谋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并电告西南国民党军大渡河方案：“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绝地，必步石军覆撤，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陆平主编，《再生之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中，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9页。】因彝民深受国民党政府歧视迫害，对汉人成见极深，又听了反动政府对红军的诬蔑俳谤之词，故红军一到，皆坚壁清野，躲往山中。“彝族人过去一向仇恨汉人，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境内，很少有不到重大损失或者不被消灭的。”【《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对此，朱德了解彝民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军队欺压、渴望平等、自由、自治的心理，遂颁布了通俗易懂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舞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详细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红军铁的纪律，而且用行动加以阐释。红军过彝区时，“不住民房，不拉民夫，赈恤贫乏”，朱德还亲自带领官兵帮助躲藏的彝民把粮食种上。彝民被感动，陆续回家卖粮给红军，有的给红军指路，有的因此参加了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从未有汉人军队通过的地区，先期渡过了大渡河，使国民党的大渡河方案终成泡影。
(四）熟练地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指挥红军长征储备了卓越的指挥能力
早在1913年夏天，朱德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第3旅步兵第2团第一营营长，率部镇守云南边境的临安（今建水）、开远、蒙自、个旧一带。那里酷热多雨，环境艰苦，斗争也很复杂，不仅要时刻提防法帝国主义的侵袭，而且要经常到深山密林中追剿土匪。为适应复杂斗争环境的需要，朱德创造了在特殊的地方、用特殊的方法、进行特殊战斗的战术和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机动灵活的流动作战方法。
1917年护国战争胜利以后，朱德升任旅长，驻防泸州。当时，四乡土匪猖獗，朱德指挥部队运用此种特殊战术，历时半年剿平了乡间匪患。
1922年朱德反唐继尧失败后返川，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不仅未捉拿朱德，而且还以师长之位相邀，就是因为朱德的战术出名。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说：“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中印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页。】
1925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时，朱德特别注意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并有相当心得。当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如何打仗时，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由于朱德善于“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页。】可见，朱德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在德国、苏联留学期间的理论学习和思考已经相当成熟。
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将已思考成熟的战略战术经实践检验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聂荣臻：《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至此，朱德在长征时期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已是稔熟于胸，才使他在指挥大规模的运动战四渡赤水之战时胸有成竹、游刃有余。当林彪、彭德怀等部属不理解时，他耐心解释道：“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正是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使红军长征能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大踏步地迈向金沙江。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朱德同志为革命战争而诞生，是掣画军事、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他自幼即喜好武事，爱读兵书；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朱德同志从基层军事单位干起，梯次成长，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又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结合于一身，才使他能娴熟掌握“战争的游泳术”，统帅军队，驾驭战局，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总之，自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以3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与总司令朱德极其熟悉此地域之地情、军情、民情和娴熟机动灵活之战略战术有极大关系。
（来源：《朱德与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