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军工建设思想探析
“世界上一切战争，就决定于兵器的变迁”
王安中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者之一，在我军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47年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开展工作以后，朱德除担负中央工委的日常工作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军工生产领域。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军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我军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在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又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先后提出了一些符合国情的军工建设思想。对这些思想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朱德军事思想的理解，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民军工的重大作用。
一、从战略层面认识军事工业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历程中，军事工业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壮大而逐步发展，然而受战争环境、经费、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军事工业曾经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和较为落后的发展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为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短板，人民军队更加注重发挥战略战术的作用。在十大军事原则当中，只有一项与军事工业相关，但也是将重心放在武器装备的缴获而非制造层面，即：“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军事工业的发展没有受到应有重视。
朱德较早认识到军工生产的重要性。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他对八年抗战的军事斗争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其中提到：“几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各种军用器材问题。”解决办法是：“第一，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几年来都依靠这个原则发展自己，维持战力；第二，就地取材，华北煤铁之丰富，铁道铁轨之破坏与利用，大大便利我们自己去制造武器，能普遍使广大民兵发展地雷战术的缘故，就在这里；第三，自己从敌伪手中夺取部分机械，拼凑起来，建设小型的轻便军事工业；第四，这些军事工业，常成为敌寇‘扫荡’的搜寻目标，必需分散隐蔽配置，加强必要的武装保护，达到不间断地制造以供给前线。”【《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这表明，朱德已经意识到，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推进，部队武器装备不能再完全依靠前线缴获，更应当注重通过军工生产来保障前线武器弹药的需求。
朱德认为军工生产对战争胜负起着重要作用。1947年12月，在华北各解放区兵工交通会议的开幕典礼上，朱德提出：“在我们革命战术上说来，我们就是靠人，也还要靠武器。由梭镖换步枪，由步枪换机枪，由机枪换炮。农民用梭镖就可以搞起来，你说它的作用不大？但反过来说，我们的队伍都有很好的武器，你看它的作用是不是更大？……世界上一切战争，就决定于兵器的变迁。”因而，朱德将军工部门视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工生产就是在后方出汗打倒蒋介石。兵工是不是军队？是很好的军队，是在后方打蒋介石的一种队伍。这就是军火工业的伟大作用。”【《朱德军事文选》，第636页。】
针对我军指战员重视部队的作战意志和勇气，忽视武器装备作用的现象，朱德坚决地予以批评：“现在的战争是要用武器来杀伤敌人。在我们的战术说来，白刃战很重要，但这是不得已的。一般地来讲，还是武器杀伤敌人为最好，不单是用人拼。”由此，朱德主张多造炮弹、炸药：“如果我们有了很多炮弹、炸药，不管他蒋介石也好，美国也好，都可以把他赶走的。”【《朱德军事文选》，第636、638页。】
军工生产从来就是和后勤运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德高度重视军工生产与后勤运输之间的协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朱德从后勤保障角度对苏联胜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说苏联的胜利是一个什么胜利呢？就是后勤准备得好，准备了几十万门炮，有大的，有小的，有打远的，有打近的。……这个胜利，就是靠后勤、兵工、运输搞得好。”【《朱德军事文选》，第688页。】朱德认为，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后勤体系不够强大：“敌人就靠飞机送。靠飞机送，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收到，有时倒被我们收着了。他那样的支前也不行，新式的装备也好，现代化的装备也好，拿在国民党手里就打败仗，拿在旁人手里就打胜仗。为什么呢？他的条件也不坏呀！就是因为他用火车没有铁路，用飞机没有那样多飞机场，用汽车公路很少。所以现代化战争，就必须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他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所以就用不上。”【《朱德军事文选》，第688页。】朱德强调：“现在的战争是现代化的战争，现代化的战争离开后勤工作去打仗是不可能胜利的，要靠补充得很充足，有计划的运输。因此，就要把后勤的一切工作准备好。准备好了还不行，还要把战争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按时送到前方，并且还要够用。所以后勤工作能做得很好，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不然就堵不住敌人的进攻。”【《朱德军事文选》，第687页。】
二、以前线实战需求确定军工生产导向
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根据地的军工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规模建设兵工厂显然缓不济急。此时我军面临的作战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不仅仅是抗战时期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而是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到了解放战争中后期，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也成为重要作战形式。作战形式的转变对军工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针对作战形式转变所引发的武器装备需求的变迁，朱德进行了深入思考。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朱德在检阅炮校实弹射击时就提出了建设迫击炮分队和改革兵工的设想。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朱德提出：“一、现在与敌、伪、顽战斗时，经常遇到碉堡及运动战中的临时土工作业，我军往往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二、现时，近一年内的阶段，应做到在每团配属一迫炮连、小团一迫炮排之编制，以便应付当前之敌。三、各级首长，应组织炮队，作为组织现阶段的军队的初步条件，将来以迫炮作基础，转到各种炮的组成。四、要组织炮队，必先决定我们前后方的兵工厂的性质。我意，目前兵工厂其实是修械厂、子弹厂，应以修理各种炮及机枪步枪等并多造迫炮弹为宜。如能多造，可解决打碉堡问题。”【《朱德军事文选》，第553页。】
为了解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更符合我军作战需求，朱德深入前线，发掘作战中涌现出来的新鲜经验。石家庄是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克的第一座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武器装备的配置与使用是进攻作战中的一大难题。早在开战前，朱德就亲自到一线部队召集炮兵和工兵会议，讨论武器的技术使用问题。他要求军工部门将炸药和炮弹配足：“兵工局必须有突击月（十一月、十二月两月）加工制造，开昼夜班，派员去做工人运动，配合前线，并准备攻石门（石家庄市的旧称——引者注）后的大量补充。”【《朱德军事文选》，第624页。】当石家庄战役胜利结束后，朱德又在第一时间对作战中武器弹药的使用效果进行了评估，认为此次战役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其一，炸药使用得很好，很普遍。很多连队会用炸药炸开突破口和开辟通路。在炮还不很充足时，攻城应该把使用炸药放到第一位。打手榴弹的技术也很重要。在打退敌人的反冲锋，特别是在巷战中，显示了手榴弹的巨大威力。其二，炮兵起了很大作用。通过集中几十门炮打一个突破口，学会了使用炮。炮、炸协同，打开突破口；炮、炸、步又协同，突破口打开后即占领前沿，并巩固了突破口。【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628页。】朱德还将攻克石家庄的经验予以推广，建议攻打临汾借鉴这一经验。
从前线获得的实战经验让朱德的军工建设思路逐步清晰，他提出：最近石家庄、元氏攻坚之经验以手榴弹为主，炸药及炮弹助之，三者充分配合，充分准备，数量很多，足用，则坚可下。【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633页。】因此朱德一再强调手榴弹、炸药、炮弹生产的重要意义，认为炸药、炮弹、手榴弹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639页。】他解释道：“为什么要讲到生产手榴弹这样重要？就是我在上面说的，我们的近战战术要靠手榴弹。……现在国民党主要工事是碉堡，一个母碉，周围有四五个子碉，外面有外壕，一二丈深，我们打近仗与它相距一二丈远，恰恰是手榴弹打到的地方。打近仗别的东西不起作用了，只有手榴弹起作用。……我们要打北平、张家口，就要多造手榴弹，有了一百万颗手榴弹，就可以开始打。炮弹也要造一二百万发，炸药造一二百万斤才够用，而主要的是手榴弹，少了就不行。”【《朱德军事文选》，第637页。】朱德认为，只要军工生产足够努力，就没有攻不破的敌人堡垒：“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朱德军事文选》，第666-667页。】朱德的上述思路，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同，从而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军工生产的指针。1948年8月，中共中央在回复华东局的电文中指出：“关于军工生产计划，你们采取一般的停止枪炮，集中力量生产弹药，并提高质量的方针是对的。惟在弹药上仍望你们集中更大的注意力于增加生产八二迫击炮弹及八二加重迫击炮弹，六O、五O小炮弹，手榴弹及工兵炸药并提高其质量上面。”【《中共华东局关于兵工生产计划问题给军委的报告及军委批复电》（1948年8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卷，中国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较为严峻，除常规战争威胁外，国外对华核讹诈时有发生，为此朱德将关注重心转移到尖端武器的研发和制造方面。1956年9月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将来的战争是核子战争，只凭人的数量和枪炮是不行了，要有战略的预见性。”【《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8页。】次年8月，在国务院“二五计划”讨论会上，朱德提出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1960年10月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再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59-760页。】
在战场火力较量中，选择符合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将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影响，在整体军工生产能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采取不对称发展模式是最佳策略。解放战争期间，朱德不断从战场实战中总结经验，适时调整军工生产的导向，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减少了枪炮的生产而侧重于弹药，我军军工生产才在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战胜了拥有完备军工体系的对手。而新中国成立后常规战争的威胁减弱，核武器成为他国威慑我国的重要手段，此时发展核武器、导弹等尖端武器才能够有效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三、提倡统一计划下的军工生产企业化
解放战争之初，由于我军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并未完全打通，为保障武器弹药供应，各解放区都建有相对独立的军工生产体系。即使在各个解放区内部，军工生产也未能完全划一，晋察冀解放区甚至在团一级机构都设有单独的后勤保障体系。
中央工作委员会抵达西柏坡后，通过对我军华北地区军事工业的调查研究，朱德发现条块分割、管理不统一是制约军工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管理不统一，不仅武器制式存在差异，还导致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为此，朱德致电毛泽东：“把分散的军工生产（主要是炸药和炮弹生产）统一起来进行，不仅满足晋察冀军区的需要，还要支持其他军区。”【《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除此之外，朱德还提出要统筹军工资源的调配，在原料、技术人才、管理制度等方面优化配置：“山东缺煤、铁、硝、磺等原料，由太行帮助解决煤、铁，五台帮助解决硝、磺；太行缺乏的TNT及外来材料，由山东、五台帮助解决。胶东因原料关系，应抽调工人、机器到平汉路西生产。太行因技术人员少、任务大，各区除已定调给之人员外，应尽可能的帮助。太行管理制度已走上正规，亦有帮助各区之义务等。”【转引自王荣丽、周艳芝、杨格婷：《试论西柏坡时期朱德在发展军事工业中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8期。】军事工业的全面统筹协调，打破了生产的地域局限，改变了各解放区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了军工生产力量的整合，成为我军军工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强调统一计划之下，为发挥各兵工厂的生产积极性，朱德大力提倡解放区兵工厂采取企业式的管理方式。由于历史原因，各解放区兵工厂大都归口军事机关直接管辖，管理上采取军事化方式，工厂干部职工也大多援用部队的供给制。这种制度不论级别，不论工作表现如何，在物质利益分配上一律平等。在作战部队，供给制无疑在体现官兵平等，提高广大指战员战斗意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生产和经营领域，供给制却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尤其在军工生产领域，长期的供给制使得原材料浪费严重，成本意识缺乏，激励机制丧失，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1947年底至1948年初，朱德主持的华北各解放区兵工交通会议通过了《华北解放区兵工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结论》，提出推行企业制：“就是经济核算制，它应有非常的精确计算。其内容是生产的有计划性，全面工资制，完善的工务制，精确的器材制，及订贷投资等方式来合理的管理企业。”【《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卷，第610页。】由于战争环境的制约，企业制在各解放区全面铺开存在诸多困难，但朱德仍力主其成为军工企业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太行、晋察冀向企业化道路前进，兵工与公营轻重工厂合组统一领导，互相补助，将一切家务整理好，成为核算制度、工资制度，是比较好的。”【《朱德军事文选》，第639页。】
朱德非常关注各大解放区兵工厂企业化的进展。在1948年底的全军军工军械会议上，他专门就此谈到：“加强科学的工厂管理。工厂中要建立企业制，企业制是有效的管理办法。我们企业制也有些成绩，成本低了，浪费减少了。今后更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以求今后半年中实行企业化管理，并做到生产专门化，以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现在各厂还有成品、半成品、材料等浪费，这是合理化安排不够。”【《朱德军事文选》，第684—685页。】朱德认为，工厂企业化是在全面统筹、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开展的，过分注重本单位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的企业化是不允许的。他对各种本位主义的企业化思想提出了严厉批评：“去年我们对企业化认识还不够，今年讨论一下，企业化了，可一化就成了各自独立资本主义式的，这已经批评过。利润是要正常的利润，不是高价居奇。社会主义企业化就是国家给你成本经费，你交成品，当然有一定的利润。另外一种是以厂养厂，这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是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企业化。有的看样子是企业化，其实是无政府的、自由的。能不要企业化吗？不能。一定要办得更好，资本主义的办法要采取，但更要精密，要由我们的发展把一切工业都带起来，照顾自己也照顾国家，这就是社会主义了。”【《朱德军事文选》，第681-682页。】朱德要求：“推行企业化要加强纪律性、集中性，工资要合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各自为政。”【《朱德军事文选》，第685页。】
在军工企业推行企业化后，解放区各兵工厂此前供给制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基本得到解决，企业活力得到激发，企业职工主观能动性大为增强，武器装备的产量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四、力主军民融合以实现平战良性互动
平战结合是军工生产面临的难题，和平时期如果保持庞大的军工生产规模，势必影响其他行业的发展，然而战时军工生产规模却又要求短时间急剧扩张。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将给军工生产造成阻碍，也将使得民用产品的生产大受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军工生产任务极其繁重，为最大限度保障前线武器供给，朱德提出大批量组织民营企业参与军工生产：“阳泉民间做的手榴弹也很好，而且要多少有多少。‘手榴弹打胜仗’是做到了，敌人就怕它。可大量发动群众替我们做，甚至做炮弹零件，不但可以降低成本，并且可以正确地扶持民间工业。民间工业应该好好搞，使其向上发展。”【《朱德军事文选》，第680页。】在中央工作委员会致各大区的电报中，朱德指出，现在炸药之所以不能大量生产的原因主要是硝、磺、甘油等原料供不上。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立即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熬硝运动。凡能熬硝的地方，特别冀中、冀南、冀鲁豫渤海及西北的许多地方，都要组织起来。要在今年五月以前完成今年所需要的硝。因到夏就不好熬。希望除完成各区原定订一计划外，全区要多产几千万斤硝，来适应战争需要。同时，利用农闲来熬硝，增加农民收人是公私两利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发动群众大量熬硝给邯郸等中央局的电报》（1948年1月13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卷，第150页。】此时朱德所考虑的是如何在短时间发动民间工业参与军工生产的问题，通过对民间工业的扶持和大规模发动群众，我军军工成功解决了战时产能急剧扩张的难题。
1948年底，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朱德开始考虑战后军工生产的转向问题，他指出：“军工部门要动员起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注意发挥新接收工厂的潜力，更要注意使新收复城市的机械工业与农村配合起来，转到和平工业要由现在开始，与合作社民间工业配合发展起来。”【《朱德军事文选》，第683页。】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冷战格局和核武器阴云的笼罩下，很多新独立国家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往往不能正确面对和冷静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将发展军事工业当做国家建设的优先选项。殊不知，如果将国家财富过度集中到军工行业当中，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发展资源会深受影响，军事工业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个问题上，朱德有着冷静思考和正确分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谈不上国防的现代化。……为此，就应该尽量减少现役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以便给国防建设打下强固的基础。只有这样，国防建设的速度才会真正加快。……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和平工业和战时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地转到为战争服务。”【《朱德军事文选》，第848页。】
为了解决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之间的矛盾，合理配置军工资源，寓军于民，朱德1957年深入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开展调査研究，试图寻求军民融合良性互动的最佳方案。朱德通过详细调研后指出：“兵工生产在和平时期兼产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朱德军事文选》，第850页。】他还认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旧的东西不断被新的东西代替、更换，因此军火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为此他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把二机部同一机部、电机部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二是把二机部的范围划小，把剩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二机部今后专搞原子武器等特种兵工生产。这两种思路实际上都是最大限度地将军事工业融入到民用工业当中，在和平时期减轻军费负担，战时却又能实现最大范围和程度的动员。在朱德提议下，1958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部合并。
结语
为了建设好我军军事工业，朱德可谓是殚精竭虑。他深入一线，从前线战场和国防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明确了军工建设的方向和武器生产的重点，为我军军事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德的军工生产企业化方针，表明他寄望通过整体计划和个体之间的有序竞争来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求和发展方式的摸索。朱德辩证地把握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他所提出的军工建设方针实现了富国与强军的辩证统一，既不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能为维护国家独立提供必要的国防工业基础，极富战略智慧。
朱德的军工建设思想，来源于他深厚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战争实践，来源于他对军事工业发展规律和军事斗争规律的深入观察和透彻把握，符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实际，为我军军工建设提供了正确指针，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力地支持了前线战场，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是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胜负背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军事工业之博弈”（12YJC770054）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胜负背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军事工业之博弈研究”（12YBB1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安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湖南长沙410003〕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