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张东明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打出了坚决抗战的旗帜，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火焰，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其中朱德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举世公认。

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持久抗战提供坚实基础

1937年9月，一二〇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随之东进，奔向晋北战场，沿途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积极协助友军在山西抗击日军的同时，抓紧做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道路。

平型关战斗后，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新的部署，迅速将部队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一一五师活动于晋东北，控制五台山、恒山，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活动于晋西北，并分兵一部到冀西沦陷区，控制管涔山。一二九师先遣队在刘伯承师长的率领下从陕西富原县庄里镇出发东进，按计划先进入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朱德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仍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据此，八路军对各师进行作战部署并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11月太原失守，标志着“山西正规战争已开始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从此，八路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朱德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会议上作出部署：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一二〇师仍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此后，从1938年3月至1940年5月，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几乎一直转战于太行山区的武乡县和沁县。

1938年4月，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主力，调集3万多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朱德、彭德怀命令参战部队乘敌分进之际，集中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经过半个月的艰苦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敌4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并收复了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朱德根据中央精神，积极着手在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4月，朱德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从太行山区派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为在晋冀鲁豫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随后，他还命令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派一二〇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12月，朱德、彭德怀电令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这些战略行动，极大地加强了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坚持持久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前线到1940年5月奉召回延安，在近3年时间里，朱德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八路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也由刚到山西时的两三万人发展成22万人的正规部队，并树立起巨大威望。华北敌后环境险恶，斗争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绝非易事。这些抗战成绩的取得，朱德功不可没。

坚持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战术，为抗战胜利提供正确军事指导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朱德就对战争形势作了分析：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很宽。

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朱德阐述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朱德指出：我们不能速决，希望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中心与主导应该放在何处的问题。他认为，在用兵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军作战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朱德强调，八路军出动以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发展抗战。持久战不能单拼消耗，主要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朱德还在具体分析日军和八路军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得出八路军一定能够在华北坚持抗战的结论。他的论述和主张，既有党内共识，也有独立见解，这些有益的探讨，对洛川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战术上，随着抗战实践的发展，朱德不断强调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1937年8月，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钳制了它的大量兵力。1937年10月，朱德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打的是速决战，而避免阵地战，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之后，随着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党中央、毛泽东对这一方针反复论证和大力强调，朱德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而且深感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基础和前提。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后，他发表文章、谈话和发布指示、训令等，努力促进全军干部战士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指挥各部队坚决贯彻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2月，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八路军入晋作战的基础上提出：“（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的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住一地。”这5条基本原则，为八路军在山西乃至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1938年2月到5月，《前线》和《群众》周刊先后连载朱德的军事名著《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著作集朱德游击战思想之大成，对于指导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和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创造性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战胜利凝聚强大力量

（一） 始终坚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

朱德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朱德不仅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而且在怎样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作用上，他认为：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基础作本钱。在怎样保持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上，他敏锐地指出：从苏区派到白区去工作的同志，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就是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就会糊里糊涂被人家吸引。同时，在党内要进行说服和教育，提高全党的认识，要对这个问题引起警觉，要发挥吃苦耐劳的长处，打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

（二） 始终坚持争取各方抗日力量，不断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为争取各方抗日力量，朱德注意在政治上帮助友军进步，在训练上帮助友军提高战术，在战役中主动配合友军作战，使华北战场出现了国共双方军队团结合作抗击日军的动人场景。朱德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其中，同卫立煌将军的友好相处，堪称典范。忻口战役就是他们合作抗日的著名战役。卫立煌曾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对于国民党上层顽固派，朱德始终坚持有理有力地反击，同时不忘积极争取的立场和做法。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公开走向反共投降的道路。当阎锡山制造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时，在朱德、彭德怀等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使阎的计划落空。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破裂，在山西仍对阎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通过对阎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持，恢复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三） 始终坚持坚定的原则立场，坚决打击和积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衅事件

对于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分子，朱德必予严词驳斥，坚决还击。1938年11月，朱德对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发出指示：“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1939年1月，他根据鹿钟麟在冀南大肆反共的情况，及时提出采取正当自卫手段击破鹿的阴谋挑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坚持和维护了统一战线。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朱德多次建议党中央采取“硬”的立场和有力措施坚决反击。一方面向全国宣传3年来抗战成绩，同时向全国说明皖南事变真相，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要乘他们向我们进攻时，顺手牵羊地消灭其一部分，但此军事行动要有度，“军事上主要是防御”。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央采纳。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抗战胜利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朱德领导过旧军队，深知白军是战争的机器，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打仗，更是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而组建的武装集团，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在抗日战争中，朱德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对军队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争取党和人民领导下的兵权做出伟大贡献。

（一） 坚决执行、广泛宣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7年9月，在陕西省富平县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上，朱德得知官兵因不愿穿国民党的统一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而产生了思想问题，及时为同志们解释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联合国民党的重大意义，打消他们的思想矛盾，但他始终不忘提醒官兵最核心的注意问题，就是八路军一定要无条件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此外针对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要脱掉“山西帽子”，同样提出了要求新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牢记部队绝对服从于党指挥的使命。

1940年8月，朱德发表《党是军队的领导者》一文，强调：“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1941年8月20日，朱德再次撰文阐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党与行政关系的问题，他说:“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

（二） 及时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通过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来实现。抗战初期，朱德等倡议及时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延安时期，他反复强调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意义应是其生命线的根本观点。

八路军初创立时，因国民党干涉曾一度中断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出现政治工作不得力、党对军队的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1937年10月19日，朱德联名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部队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还具体讲到组织建设的要点，如军政委员会书记，若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职权与过去政委同，领导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等。党中央完全同意朱德等的建议，仅是名义上仍称政治委员，避免与国民党的名称不同。朱德随即在24日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布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命令，委任了聂荣臻等3名师政治委员、黄克诚等6名旅政治委员。此后，朱德还具体指导了几个部队的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3月28日与彭德怀等建议秘密恢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内部党的组织，并给出具体恢复方法；5月14日就组建四纵队党委作出指示，指定宋时轮等为常委，纵委暂与地方党委发生兄弟关系等；1939年3月24日就扩大党在山东的局面时，向中央提议朱瑞去山东任政治委员。朱德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加强了军队党的组织建设，恢复了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坚实基础。

（三）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坚决纠正部队中错误思想

红军改编后，一些军队干部不能严格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有所滋长，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内部，领导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在1943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朱德对这种军阀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不受旧军队的影响，军阀主义思想在各级干部中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所以“克服的办法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决心改正错误，并认真改善部队的生活。”对于军队中的宗派主义，他在1941年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干部对什么人都看不起，不敢用新干部，对于知识分子最多只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工作。”他强调，这种宗派主义严重危害着部队的发展，危害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政权，因此，必须打破它。

一手抓物质生产，一手抓思想整风，有力地发展了生产，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一） 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建立革命家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顽联手包围封锁、断供，加上自然灾害，根据地遇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0年冬，朱德亲自勘查南泥湾，首倡在驻边区部队中实行屯田政策，即著名的“南泥湾政策”。1941年春，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贯彻朱德“敌人来了就战斗，敌人不来就生产”的指示，迅速掀起了开荒生产热潮。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此政策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南泥湾的佳名永远和朱德的名字联在一起”。

着力解决资金和技术缺乏问题。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朱德不断思考，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了“以自力更生为战胜敌人之基地”发展经济的思想。他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最基本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二是缺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和边区盛产的羊毛上。194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朱德的提议，专门讨论了发展边区经济的毛织工业、盐业、皮业等问题。怎样解决缺乏技术人才的问题？朱德也提出了几项措施，一面“欢迎边区以外的熟练工人到边区来工作”，一面靠自己培养。他曾提议中央决定到华北各地招收儿童1万人，开办职业学校及工厂等。

有了资金和技术，怎样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呢？1940年9月，在纺织原料来源日益困难的情况下，朱德提出利用边区资源开展纺毛运动的口号，毛泽东赞扬纺毛运动“奠定了1941年猛进发展工业的基础”。在朱德的号召下，边区的毛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1941年公营纺织厂由4个增加到30个，而且家庭纺织业也发展起来，年产布约7万匹，解决了边区穿衣用布的40％。在朱德等人筹划下，延安的兵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到1941年3月，每月可造步枪子弹6万发、手榴弹2万枚，小迫击炮5门、炮弹1千发。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也即将开工；造火药时需要硫酸，又建设了硫酸厂，每月约可生产硫酸400磅。1943年2月朱德提出“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提倡经济核算，按经济规律办事。朱德说，我们的工厂是公家的，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家务。从厂长到工人，大家都负有当家人的责任。这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动员和组织边区军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两个最响亮、最有力的口号。

（二） 整风运动中，坚决肃清错误思想，严把审干运动关

朱德回延安后，除了在后方协助毛泽东继续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外，就是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主要体现在清算党内错误思想和严把审干运动关两个方面。

清算党内错误思想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散布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王明又乘机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观点。关键时刻，为了统一思想，使高级干部认清王明错误的实质，朱德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批评了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抗战以后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处理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已产生了真正领袖，这就是毛主席。”在同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结合自己的历史再次发言：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他讲：“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胡乔木后来认为：“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审干是对整风效果的检查，开始时比较谨慎，但从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抢救运动”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关键时刻，朱德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亲自领导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地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些人看到其他单位的“抢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朱德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谈话，指示童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据老同志回忆，“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正是由于朱德本着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原则，谨慎地领导军队系统的审干运动，才避免了在军队中出现冤假错案，为赢得抗日战争保存了力量。

回顾抗战这段难忘的历史，可以深刻感受到，丰富的斗争经验、坚定的党性原则、宽广的革命胸怀、强烈的团结意识成就了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贡献，这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毛泽东曾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来源：《党史文汇》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