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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朱德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贡献
刘学民
朱德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思想和实践，是他一生诸多建树中的重要方面，本文拟对此作一些介绍和考察。
(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是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首先提出的。1934年2月，朱德在中央苏区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演说中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为什么政治工作有这样的重要性，朱德在这次大会致词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他说：“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得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他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的，他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可见朱德是从两方面来认识这种重要性的。第一，红军具有坚定的政治目标，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存在，不是为打仗而打仗，所以要靠政治工作保持正确的方向。后来他在《论解放区战场》中说的“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体现的也是这种认识。第二，实践证明政治工作对保证军事胜利是重要的。这样的认识结合了理论与实践，因此是有坚实基础的。
“生命线”这个比喻，是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总的概括，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都还需要具体化。朱德的一些观点、主张便具有把总的概括具体化的特点。例如，他强调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实现党所赋予的任务。在《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1958年8月，他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朱德不但强调党指挥枪这个原则，他本人也是坚持这个原则的典范，这一点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朱德还认为，军队的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和军队建设时，特别要保证学会技术。1950年5月10日，他在空军政工会议上指出：“你们政治工作人员要作保证。不仅要保证空军的成员忠实可靠、勇敢坚定，还要保证他们学会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1951年9月，他在海军政工会议上也讲了类似的话。
另外，朱德从战争胜负的政治因素这个角度，提出要注意政治战争。1938年，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每个政治家，每个抗日军人，每个有民族觉悟的黄帝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朱德还具体提出了抗日战争中政治战争的三个要点，(1)部队内部的团结，(2)团结人民群众，(3)瓦解敌军。这实际上是政治工作的三原则，与毛泽东讲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原则完全一致。
(二)“赣南三整”中的政治工作
认识到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明确基本的宗旨、原则和任务，还要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实际地推进政治工作的发展。朱德的政治工作实践十分丰富，1927年秋天，他和陈毅领导的“赣南三整”，便是他早期军队政治工作成功的实践。
“赣南三整”，是指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德率领一部分主力千里转战，进入赣南山区后连续进行的三次整顿——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它们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同为军史上的重要事件。
天心圩整顿 当时，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余部是由二十五师、九军教导团和潮汕失败后退下来的人员三部分收拢在一起的，七零八落，没有组织。经过频繁的战斗和长途行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四面受敌，饥寒交迫。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有继续要求走的。部队面临着顷刻瓦解的局面。朱德意识到部队必须立即整顿，而要整顿则须先从思想整顿开始。10月初，他在天心圩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终胜利的前途，以鼓舞和坚定信心。他在动员时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陈毅后来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陈毅说的两条纲领是指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经过这次政治动员和行军途中的政治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开小差的大大减少。虽然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离开了部队，但留下来的人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是革命的精华，后来有许多人成了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30年后朱德在答政治学院负责同志问时谦虚地说：“有这样一回事。你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它看作是集体的事业，看作是党的领导。当时我所讲的，也并不是我个人独到的见解，而是革命的经验。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
大庾整编 10月份爆发的粤桂湘系军阀混战，使国民党军队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在大庾整顿党团组织和整编部队。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当时党员约五六十人，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朱德依靠这些党员去巩固部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思想更加统一，更有战斗力。粟裕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大庾整编还撤销了原军、师建制的空架子，将部队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支队。这些组织措施成为“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
上堡整训 朱德说：“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3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了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上堡整训改变了起义军的斗争形式和斗争策略。一是改变军队的任务，由单纯的军事斗争改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二是改变战略战术，从正规战变为游击战，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从11月初起，经过20天左右的整训，使部队发生了深刻变化。朱德说，“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赣南三整”从军队政治工作的角度来看，是成功的实践，在面临溃散危险的形势下，保存了革命的火种，靠的主要是革命政治理想的说服力，而这种说服力又是通过朱德的努力，通过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带动政治工作的开展，使指战员们逐渐接受的。理想、制度、纪律这三个环节是“赣南三整”政治工作的要点，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
(三)建立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
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是朱德政治工作实践的又一重要方面。首先，他一贯重视这个问题。1931年11月，他在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政治委员、政治部是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在红军中的直接代表，共产党、青年团是红军不可分离的组织成分，必须树立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部的工作，加强共产党与共青团的组织以巩固红军土地革命的利益，在红军中必须坚决执行。”1958年8月，他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讲到我军建立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的重要意义时说：“建立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性，保证人民解放军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保证不断地提高全体官兵的阶级觉悟，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打不垮、压不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
其次，在实践中他对我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起过重要的作用。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由于国民党的干涉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职权，削弱了党的领导，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军阀主义的不良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立即向党中央建议，团以上部队(包括独立营)恢复党代表制，旅设立政治处，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中央立即答复：“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于是，朱德、彭德怀分别委任聂荣臻、关向应、张浩为115、120、129师政治委员，还委任了一批旅团政委，于1937年10月2日报告了中央。10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对外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出现。由于这一系列组织措施，削弱政治工作的倾向迅速得到了纠正。
好的思想，好的做法，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作为一种传统发扬下去，也才能变成大家的共同行动，不会因人因时而兴盛或衰退。军队政治工作正是靠了制度化，才在我军起到了广泛的教育和保证作用。正如朱德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一文中所说，我们党“根据自己在实际斗争中的经验，而建立了红军的多种制度，这就是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参谋工作、供给工作、卫生工作等多种制度。这样，才在我们的军队中巩固了党的领导，废止打骂，建立与人民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才保证了我们从游击队发展到正规军，从无组织发展到有组织，从不统一发展到统一，从无纪律发展到自觉的纪律的建立，才能使我们党的这支军队，在反革命无数次残酷的进攻之下，不但不至于手足无措，反而锻炼出我们独立战争艺术”。
(四)不断为政治工作注入新内容
朱德认为政治工作的地位和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但随着形势任务和工作对象的变化，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又是可变的。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军队的任务和成员的变化，不断为政治工作注入新内容，使政治工作更实际，更灵活，更有针对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战争进入第8个年头，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指出在我们的同志中，还有很多人没有把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区别开来，从而错误地认为英雄就是出风头，争名利，个人突出，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下，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被冷淡过去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朱德认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共产党员模范作用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涌现的众多的英雄模范的经验，号召开展一个英雄主义竞赛运动，以创造出更多的英雄。他说：“这是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以群众最熟悉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空谈，使教育产生出力量。”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当时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蓬勃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杀敌立功和努力生产的英雄主义竞赛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时，提出了“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肯定了部队刚出现的老八路、解放战士和新战士组成“三合一”班，开诉苦会，提高阶级觉悟的自我教育的做法。就在这年冬季，许多部队用诉苦会的形式进行阶级教育，很快发展为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建国以后，他在建设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军队中，提出要“把政治和技术很好结合起来”，并要求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学会技术。朱德为军队政治工作不断注入新内容的思想和作法，使政治工作更切合实际，具有现实性。
（原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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