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朱德同志关于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的论述

学习朱德同志关于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的论述

李洪才 卢创坚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对农村经济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从而使农村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农民正在日益富裕起来。

但是，在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不少人对要不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和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的问题，思想认识是不清楚的。他们担心农民富裕起来以后会出现“阶级分化”。因此，对农村经济统得过死，对农民限制过多。然而，朱德同志却不然，他一向主张应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把农村经济搞活，让农民经过辛勤劳动快点富裕起来。在这方面，他有很多重要论述，曾提出过很有创见性的意见。

早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朱德同志就明确地说过：“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他从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应当特别重视改善农民的生活，增进农民的福利，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只要农民这个大头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领导广大农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

朱德同志为了了解农民的生产状况，体察农民的生活疾苦，探索农民富裕起来的途径，经常深入到包括偏僻山区在内的广大农村视察，进行调查研究。他在视察时，总是认真地听取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的详细汇报。有时还亲自找农民谈话，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他看到，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的生活确实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农村的文化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已经从旧中国的生活极端贫困和文化非常落后的境地中挣脱出来了。同时他也看到，农民的生活还是很不富裕的，农村的文化事业还是相当落后的。

朱德同志曾多次阐述过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观点。1959年7月，他在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1962年2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山东组全体会议上讲话时，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主要因工作的失误而造成的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和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严肃地指出：农民“吃饭是个大问题，搞得人们吃不饱饭是不行的”。并说：要“使农民有点家底，能够养老养小。这几年把家底搞掉了，要恢复起来……把农民的家底搞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同年9月25日，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时，再次指出：“农民将来还是要富裕起来的。”

农民富裕起来以后，会不会产生新富农，出现阶级分化？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些人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思想顾虑。朱德同志针对这种思想顾虑，对阶级分化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阶级分化是由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决定的，不是由勤劳不勤劳决定的”。“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

朱德同志认为，在我国如果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不富裕起来，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他说得很对：“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连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早在1954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好，东西要一年比一年多，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社会主义应该是相当富裕的”。

在朱德同志看来，让农民快点富裕起来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农民富裕起来以后，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他说：“农民个人没有住的，没有吃的，没有了家庭，集体经济如何巩固和发展？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了，生活改善了，集体经济才会巩固和发展。”第二，农民富裕起来以后，“就会有钱购买农业机械，就可以加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较快地改变我国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三，农民富裕起来以后，可以更快地发展农村的文教卫生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他说：“农民有了钱，除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外，还可以用来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农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

怎样才能让农民富裕起来呢？朱德同志认为，首先应注意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的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随着提高”。他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发展多种经营，做到“地尽其利”。

从50年代的后期开始，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由于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的高指标，尤其在“以粮为纲”的口号提出后，在全国出现了忽视发展多种经营的偏向。朱德同志认为，这种偏向必须纠正，否则不利于农民致富。他主张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应当首先注意发展粮食生产，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只发展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是应该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坚决反对那种不从实际出发搞千篇一律的作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地尽其利”，才能把农村经济搞活，才有利于农民致富。1962年9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时说：“中国的雨量和热量南方和北方不同，有寒带地区，有温带地区，又有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另外，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充足。所以能生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只要我们放手地去组织生产，国家收购起来是不困难的。农民把它卖给国家，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1963年10月，他在视察了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以后，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我们应当根据华北地区的特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这一地区的农业”。“在这一地区，有上千万亩的沙荒地、盐碱地和大量的湖泊洼地。在这些地方，要根据群众多年的丰富经验，积极地发展多种经济，恢复传统的经济作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

朱德同志十分关心发展山区的多种经营和热带的经济作物。1959年5月，他到吉林省视察时，充分肯定了中共吉林省委提出的“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以林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主”的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同年6月，他在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这个方针不仅适应于吉林省的山区，而且也适应于全国其他山区”。他两次到海南岛视察，对如何开发海南岛，如何发展那里的热带经济作物，曾提出过很重要的意见。1963年3月，他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海南岛从战略上和长远规划上来看，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应该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他除强调国家和集体要注意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之外，还提出要鼓励农民个人普遍种植。他说：“社员的房前屋后和自留地上，如能种几株椰子、咖啡、胡椒等经济作物，对社员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收入。”

（二）要发展副业生产，做到“人尽其力”。

朱德同志认为，发展副业生产是农民勤劳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他通俗地说：“农民有钱花，主要靠副业。”

有人担心发展副业生产会影响农业生产。朱德同志针对这种担心说：“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两者哪个更重要些？当然是正业更重要些。但是，不一定要天天都搞正业，农忙时搞正业，其余时间也搞正业，也搞副业。就是农忙时，老年人也可以搞副业。”

他尤其强调一定要大力提倡发展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以增加农民的收益。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很多地方都把农民的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倾向”而加以反对和限制，因而使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1962年5月，朱德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针对这种状况，明确地指出：“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后来他又说：“破坏了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我们吃亏很大。” “现在限制家庭副业生产太死了，要解除禁令！”他认为，我国农村有发展副业生产的历史传统，并且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副业生产，做到“人尽其力”。否则，不仅会妨碍农民致富，而且也浪费了劳动力。

（三）要办好供销社，开放集市贸易，允许长途贩运，打破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做到“货畅其流”。

朱德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仅不能取消商品生产，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地发展商品生产。他说：“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公社社员生活的需要。”他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单靠国营商业这一条商品流通渠道是很不够的。尤其在偏僻山区，因为交通不便和居住分散等原因，只靠国营商业很难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办好供销社，开放集市贸易，允许长途贩运，疏通多条商品流通渠道。同时，还要打破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做到“货畅其流”。

关于供销社。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主张取消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想把它并入国营商业部门。当时，朱德同志就明确地指出：“这是很不妥的……供销合作社既是工业和农业的桥梁，又是国家与群众之间在经济上的缓冲组织。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因商业的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再一方面失去了群众的监督和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使国营商业与供销社同时并存而又分工合作的话，既便于为群众服务，又便于国家的领导。同时，双方在做生意上有个对手，还可以起互相促进，互相监督的作用。”五十年代后期，供销社和国营商业部门合并，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供销社这条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商品流通渠道被取消了。结果不出朱德同志所料，农民手中的很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收购不上来，农民所必需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不上，不仅影响了市场供应，而且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的改善。1962年9月，朱德同志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应该在全国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疏通这一必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后来，他又提出：“迅速把供销社恢复、整理、健全起来，是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关于集市贸易。朱德同志认为，在现阶段，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代替不了的又一条不可缺少的商品流通渠道。他说：“集市贸易是农民的需要”。“集市贸易很好，不要怕，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他还说：“六亿人口的生意，单靠国家做是不行的，不让私人做生意，也不让集体做生意怎么行？怎样把东西拿来（收购）？又怎样把东西分出去（销售）？”当然，朱德同志也清楚地看到，集市贸易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容易出现投机倒把活动。但是总的来看，开放集市贸易利多弊少。他认为：“只要我们做好市场管理和税收等工作，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是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的”。

关于长途贩运。朱德同志认为，为了活跃城乡市场，沟通城乡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满足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需要，应该允许长途贩运。他指出，在农村，“尤其在边远山区也还需要允许私人贩运。因为公家的人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六亿人口吃盐，国家如何包送得了？可以允许担贩贩运”。1961年5月，他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这一条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他举例说：“西安市需要砂锅，要经过小贩从秦岭以南的洛南县挑来。如果‘不许远途贩运’，则砂锅这条来路就断了。”

关于打破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朱德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是统一的。有些地区搞经济封锁，这无论对发展生产和活跃市场来说，还是对农民致富来说，都是不利的。1961年5月，他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现在有些地区，“县与县之间，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打破”，做到“货畅其流”。

（四）要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增加农民的收益。

朱德同志认为，要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快点富裕起来，对农民的农副产品一定要用工业产品去进行合理的交换。他说：“农民的东西不交换不能发展，要做到公平交易”。“农民对国家的希望是等价交换，有来有往”。他指出，虽然在现阶段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不足，还不可能完全做到等价交换，但是从长远来看，应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产品的逐渐丰富，逐步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

他多次指出，在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交换中，最大的问题是有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使农民吃亏。1957年1月，他到广西视察时，看到那里对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很不合理。他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中说：“在土特产品的收购上，有许多人为的障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收价低、售价高，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提出，应该按照价值规律，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适当提高某些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增加农民的收益，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提出：“有些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不能长期固定不变，因为每年的收成情况不同，各地区的生产条件的变化也不同”。朱德同志特别反对在收购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时任意压级压价的错误作法。他批评任意压级压价的作法实际上是剥削农民。他强调说，国家在制定价格政策时，一定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使三者都得到好处。

（五）要给农民生产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发挥农民的生产主动性。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对农民统得过死，管得过细。这就势必限制了农民的主动性，影响农民的勤劳致富。朱德同志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应该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多给农民生产自主权，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国家不应该统得过死，管得过细。因为农民世世代代种地，有丰富的经验。他在批评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对农业生产管理得过细时说：“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你何必管那么宽？”。

在60年代初期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有些地区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生产，克服困难，在农业生产中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却被错误地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倒退”。当时，朱德同志认为，在现阶段实行生产责任制是经营管理农业生产的好方法，包产的形式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民致富，应该在全国推行。1961年7月，他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的建设速度。”1963年1月，他亲自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从化、花县、佛冈三县座谈会，总结在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实行责任制的经验和好处。

（六）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做到多劳多得。

朱德同志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规律，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分配上只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有利于农民勤劳致富。他坚决反对“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关于这一点，他在1957年12月撰写的《勤俭持家》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在由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后，由于我们宣传教育不够，不少人往往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现在既然进入社会主义了，一切困难都可以靠国家和集体来解决。他们说：‘生产听锣响，吃饭找社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是什么‘吃大锅饭’。”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村村“大办食堂”，处处“吃大锅饭”，似乎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过时了。当时，朱德同志对“大办食堂”、“吃大锅饭”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在1959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之前，他就明确地说过：“吃饭不要钱不行。”后来在会议期间，他又说：“‘吃大锅饭’，我一向担心。”“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1961年10月，他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视察时，听到干部和群众对吃食堂反映十分强烈。他在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中，把干部和群众对吃食堂的意见作了如实的反映，并且提出了把粮食分到户，让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的意见。

（七）要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

朱德同志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让农民快点富裕起来，除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外，关键在于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实行科学种田。他说：“现在农业增产的关键是改良技术。”并指出：“农业技术的改革不只是种植业的问题，而应当是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中心的多方面的技术改革，包括深耕、播种、水利灌溉、收割、畜牧、农村动力、交通运输、农副产品加工，以及生活用具等方面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他为了调查了解农业技术改革的情况，总结推广这方面的经验，多次视察农业科研部门和农业机械制造厂。1958年4月，他到江苏省视察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视察了苏州农业机械厂、华东养蚕研究所、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南方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山植物园、紫金山天文台和江苏省地理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他每到一个单位，都热情地鼓励科学技术工作者，为迅速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多做贡献。

今天，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朱德同志当年关于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的论述，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正在实现。目前，党中央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实行的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快点富裕起来的方针政策，比朱德同志当年的论述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如此，我们重温朱德同志的上述论述，深深感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今天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来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