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吴殿尧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老一辈革命家艰辛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在探索中的经历和经验，他们曾经有过的思考和决策，有些已经铸入我们伟大的事业，有些经过实践的检验或岁月的流逝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可资学习和镜鉴的。本文述及的，是朱德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思考和建议
（一）正确判断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大环境。正确认识时代特点和判断国际形势，是正确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发生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的较量，当时出现一种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我们党内也有一种“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认识，考虑问题不免于“要准备打仗”，它影响着我国建设发展的思路。朱德在朝鲜战争进入和谈阶段与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世界还处于两个阵营的冷战的状态下，就提出世界大战不容易打起来，难以打起来，起码有十几年和平建设时间，中国要利用这段和平时间抓紧建设；认为世界的趋势是要走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新的工业技术飞速
发展，中国要掌握新的技术成就，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朱德的这一认识，较早见于1954年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朱德率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东欧五国、苏联和蒙古，访问期间出席苏共二十大。通过出访和对世界局势的观察，他认为：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至少十二年内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如何把国民经济发展起来，应该是我们的方向。又说：“可能争取到十几年的和平建设时间。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技术。要尽快学习最新技术。现在是一个工业技术发展的新时代，是原子时代和电子时代，是全面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时代。要掌握最新技术成就，才能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出访回国后，朱德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十二年以内是可能争取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
这以后两年间，朱德在同一些部委和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多次讲到世界大战
十几年内打不起来，要放手发展生产。
朱德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分析，是从实际出发的深刻的前瞻性的认识，是对二次大战后世界发展趋势的预见。但当时党内的主流看法是：最近的一二十年到五六十年，将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伟大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将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要准备打仗。朱德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重视，类似的看法在“文革”中被作为“三和两全”修正主义思想受到批判。
（二）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国际合作
基于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朱德从50年代中期起就积极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开展国际间的合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前的十年间，他就这个问题讲了70多次，几乎是逢会就讲，一有机会就讲。这是他对50年代初在被封锁的情况下的“一边倒”思维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的大幅度修正。他的基本看法是：
——和平共处时代就是“商战时代”。“现在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不能闭关自守”；“只有对外贸易发展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才有地位，我们应当有这种地位，我们也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自力更生不是不要进口，不要进口不是先进思想，是保守思想，不能关门搞建设，有些人胆子太小。“在国际贸易上，我们的胃口应该放大些”， “现在总的发展趋势是大出大进”。
——不仅要发展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贸易，也对亚非拉友好国家，对日本、西欧甚至美国开展贸易，“坚持平来平去的原则”。以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会卖给我们的，甚至会大批地卖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否有那么多外汇支付。因此，我们要大量地出口多种产品，以换取外汇。
——以出养进，内销要服从外销。有些东西，只要能够换到外汇，宁可国内紧一点，拿它出口；要多搞出口物资，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要使广大群众把鸡毛蒜皮的东西都节省下来出口。出口货物货源的方向不仅是农产品、还有水产品、畜产品，各种工艺品、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如铁矿、煤矿、有色金属等。要大力扶持和组织农、副、土产品的生产和收购，特别是山区的产品，如药材等。还要有计划地培植和组织亚热带作物，如菠萝、椰子、剑麻、橡胶、咖啡、木棉、胡椒、香料等。还可以组织一部分机器和成套设备出口。
——以进养出，多进口一些原料或半成品，生产或加工再出口，而不是光靠国内的原料，搞转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重视广东广州市等沿海城市对外贸的作用，指出这些城市有外贸传统和经验，有货源和出口通道。他每年冬季到广东视察都要看广交会筹备情况，他指出：历史上广州市是一个商业上出口和进口的商场；广东是全国对外贸易一个很重要的出口基地，同各国通商很好的口岸，广东的生产，应该从保证出口方面着想。
——对外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配合国家和平外交活动的重要武器之一。有助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生产和供需情况”。要建立研究国际市场情况的专门机构。
（三）中国国情复杂，不能过于集中，要因地制宜
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国家管理和建设的经验，各方面工作都请了苏联专家，这些专家按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考虑我国各项制度的建立，许多方面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和政策，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朱德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中国地大人多，国情复杂，应当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过于集中，该统的统，不该统的不要统，否则，生产关系就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朱德认为，政府不能各行各业都去管。早在1955年3月他就提出：有些生产任务，中央要让给地方，地方要让给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能什么都由中央包下来。有些不需要控制的商品，应让它有点自由市场，自己出卖，不要控死。有几样东西必须给农民——针、线、火柴、盐。副食品、地方特产、蔬菜等，不要统，要组织他们进行生产，或在旧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合营，并逐渐给以新的技术改进，既不要花多少钱，又解决了需要。同时养活了一批人。
在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上，他认为，国营工业和地方国营工业应该明确划分，并注意发展地方性的小工业和手工业，以配合国家工业的发展。他提出：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地方去搞。不要因为有总积累就不愿意交下去，这是不相信群众，这样控制得太死了。他对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过去有垄断思想。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如果把原料和产品都垄断起来，是要吃大亏的。只想自己搞，不让人家搞，这是保守思想。他指出：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要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协调配合；一方面中央投资和地方自筹资金，来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手工业社、供销社、农业社的力量，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工业。
关于国家财政体制，他也认为不要统得过死。否则会限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划分出地方预算至少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节约国家开支。由于地方独立预算，也就加强其精打细算的责任心，不会乱花。1954年11月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时又指出：处理地方与中央、局部与全体、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相互关系上，中央要照顾地方，尽可能解决地方的困难；地方则应照顾全局，从全局出发。
关于国家金融体制，他早在1952年5月就提出：国家设总银行，总银行下要设商业、工业、农业银行。不久，他致函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成立全国性农业银行的组织，除建立农业银行之外，还应逐步准备建立起工业银行、基本建设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及对外贸易银行，以加强对各部门的业务活动；并使总行更便于执行总的调剂职能，和进行监督。
（四）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手工业要保留，并加以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重工业作为重点，这是朱德完全赞成的方针。他对钢铁、煤炭、石油等原料工业的发展，对铁路、公路交通的建设都十分关心，有过许多具体、切实的指示；但同时，他对一种轻视和忽略手工业的倾向十分警惕，多次强调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力主给予保护并大力发展。
早在建国之初，朱德在代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就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一化三改”中，朱德强调：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它有着自己的许多特点：首先，手工业能利用当地原料与大工厂的废料。其次，手工业有大机器工业所不能代替的技术。第三，手工业产品可供给当地需要。那种认为“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的看法是不对的。
以后，朱德多次出席有关手工业工作的会议，到各地视察、听取汇报，也总是把手工业情况作为一项内容，他特别强调，手工业可以吸纳大量就业人口，能养活我国二千多万手工业者；可以为大工业提供辅助性产品，有助于活跃城乡经济，因此要给手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国家工业、地方工业都要帮助手工业，不要挤垮他们。他指出，手工业生产的品种要多，数量也要多，质量还要好，这样才能打开销路市场，同时，还要大量出口。他还多次指出：手工业是一种特有的技艺，应该长期保留下来，应该保护发展各种工艺美术行业。有很高手艺的老师傅，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给他们优待。希望他们不要保守，把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
（五）要重视山区建设，农业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朱德当年所说的山区，多是指今天我们所说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边（区）、穷和西部地区，他很早就看到山区建设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视开发建设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措施。
朱德自小生长在川东北的山区，对山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很了解。建国后，他一直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山区的发展。1955年10月，他写信给家乡的仪陇县委，嘱咐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除生产米粮外，要注意搞多种经营，多种经济作物，向多种经营发展，除了养蚕、种果树、养鸡、鸭、兔等以外，还要注意种茶、种药，这方面是有条件发展的。桐油、猪鬃是仪陇县特产，也是出口物资，不但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以增加国家外汇。对全国农村，他也是这个想法，认为：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类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
1957年春夏，朱德到湖北、广西、海南岛、广东、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以及东北三省视察，与各地党政负责人谈山区问题，他一再指出：在山区可以发展很多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如棉花、条藤、土纸、药材、酒厂、小铁矿、小煤窑等等。山区不搞小型厂矿和发展各种经济作物，人就活不了。这年1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作《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讲话，说：山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因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等产品，而且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矿藏。因此，山区的生产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山区的许多产品，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开发山区还可以解决城市和平原地区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又说：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山区的建设发展起来，山区的富源一定会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了，贡献给全国的建设事业。
由于重视发展多种经营，朱德多次出席有关家畜饲养业、水产养殖业、渔业、畜牧业、蚕丝、茶叶生产等业界的会议，发表讲话给予支持和指导。他的思想，已经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而是把第一产业扩展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虽然当时没有三个产业的概念，他的发展主张即是这种思想元素。
（六）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朱德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指出：搞建设主要靠自己，不是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而是要把自力更生看作是主要的。他一贯主张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从中国是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这一国情出发的，是从中华民族具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出发的，从人类长远发展必须爱护环境、节省能源出发的。他认为，中国还不富裕，需要勤俭；即使富裕了，也还需要勤俭，因此，他写下这样的话：“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他还说：“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
（七）发挥上海等沿海城市“母鸡”的作用，采取自由开放政策
早在1951年8月，朱德在看了一个关于上海的调查报告后，致函当时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说：上海有全国经济地位，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总市场，不久还能发展。“应把它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母鸡’，在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有利条件下，将原有的公、私工业和技术，在公私两利、劳资两利中生产出新的机器，装备内地。”上海这样的城市，除粮食、煤炭、油、盐、棉布、钢铁，国家应予相当控制稳定市场外，其它各项“应采取自由开放政策”，“无论公私企业，公家让其自由发展，鼓励私人投资为好”。经过三大改造后，朱德仍然坚持以上海等沿海城市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作用，仍提出“沿海作‘母鸡’”，指出：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在目前和平共处时期，沿海地区的经济事业有可能得到大大的发展。因此，忽视沿海工业的利用，不仅会推迟我国的建设时间，而且会使我们的建设事业和资金积累上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八）主张发展旅游事业
朱德极为重视要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把一切资源都开发出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此出发，他很早就提出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他在1956年讲到山区有极高经济价值时指出，“庐山、黄山、莫干山等，风景优美，名闻世界，是很好的避暑和游览胜地”。1957年八九两月，他三次讲到发展旅游事业问题。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谈话说：要把所有的招待所、疗养地和风景区的房子都充分地利用起来，成立国际旅行社，发展旅游事业，外国人也可以来旅游，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同城市服务部负责人在谈到发展旅游事业问题时进一步说，甚至还可以考虑，把祠堂、庙宇等也修起来，一是为国内服务，二是对外开放，为外国人服务。同建筑工程部负责人谈话时说：组织旅行社，接待游人，这样可以赚大钱。这些主张也说明，他这时就有了发展第三产业的眼光，不同于把旅游当作“游山玩水”资产阶级作风的“左”的看法。
（九）发展要尊重规律，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建国初，朱德就嘱咐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学会掌握“社会经济规律”，不要全凭主观愿望做事。他认为：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把计划订得很高，结果完不成；订低一点，超额完成计划，大家做起来也有劲。这不叫“右倾”。
50年代中期，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和加快建设速度的要求下，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提出一些过高过急的口号和计划。对此，朱德认为：计划还是要平平稳稳，按部就班地去做。加紧生产，搞好财政，使大家的生活逐步好起来，这是很需要的。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不靠发展经济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这是右倾。”
以上，说明朱德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年代，就开始探索和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但有些建议和意见由于“左”的偏向发生，未能付诸实现。
二、针对“左”的错误的思考和批评
50年代中后期，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实事求是的尊重客观规律的，一个趋向是急于求成的夸大主观能动性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当时，朱德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左”的问题及其危害，曾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并力主纠正，他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党内一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趋向，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可以说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之一。
（一）搞社会主义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58年大跃进中产生一种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实现的看法，同时也刮起一股“共产风”。这年12月，朱德到河南省视察时对省委负责人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还需要补课。……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62年，他在笔记本上写对当前经济工作与政策的几点意见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底子，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因此，过渡起来就比较慢，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快。”这种看法，是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拨正。当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但是朱德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初步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反对急性病，这是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的规律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搞生产建设“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二）“吃大锅饭”不行，还是要有家庭，让人们安居乐业
1958年大跃进中刮起“共产风”，其特点之一是大办公共食堂，让群众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造成极大的浪费，也打乱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同时出现一种取消家庭的极“左”主张和做法，一些地方让男女分居集体宿舍，老人进养老院，孩子进托儿所，做饭锅砸了去炼钢，房舍不是充作公用就是闲置废弃。对此，朱德多次发表不赞成的意见，他反复强调家庭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反对吃大锅饭等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社会传统和群众需要的搞法。他到河南、广东等省视察时一再指出：人们在生活方面，总是喜欢多样化，在生活上将来还是要有家庭的，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他还说：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他还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不能没有家庭，那么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类似的意见，朱德在1959年夏天出席在庐山会议时又一再讲，还指出：去年，私人的坛坛罐罐都归了公，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增加收入。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朱德认为有家庭才有社会稳定和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我们中国还要保存家庭关系，实现“老有所终、幼有所养”，敬老养小，仍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他并且提倡要勤俭持家。
（三）应当让农民致富，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
朱德在庐山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多次讲：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五亿人口安定的问题。他还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还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该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他一贯认为，建设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要安居乐业，正业和副业两不误，就要有家庭。
1962年，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讲，要“使生产队致富，农民致富。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个个富，共同富裕”。他还说：“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只有农民富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活跃起来。”而“左”的思想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要农民发家致富会导致新的阶级分化，主张幸福生活是削弱人民革命意志的福利主义、修正主义，要千方百计割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尾巴。
（四）全国要求一律，就没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止了本应进行的纠“左”，相反又大张旗鼓地“反右倾”，使得“大跃进”继续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加严重，工农业生产遭到更大破坏，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出现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在庐山会议上和会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恶意攻击，但是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与“左”的错误不同的意见。
一种“左”的做法是，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取消多种经营，取消商品生产，因为玉米是高产作物，到处种玉米。
朱德认为：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口。同时，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全国要求一律，也就没有实事求是了。全国搞种玉米运动，就没了因地制宜。“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
他下去视察时，仍然对干部宣传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
（五）要保留集市贸易，允许长途贩运
在1960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朱德更多地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寻找克服经济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中央提出“十二条”后，他到农村特别注意自留地、手工业、集市贸易恢复的情况，他根据调查材料给中央写信指出：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他指出：县以下的集镇，与农村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集镇上的手工业、饮食业、服务业等72行，对农民生产和生活至关重要。另外，近几年，不少群众的住房墙倒屋塌，急需加以修补。有些群众还想把草房变成瓦房，这是群众要求安居乐业的一种表现。因此，恢复和繁荣集镇、组织建筑工人以及生产砖瓦、建筑材料等，必须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集镇居民多为专业或兼业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集镇是手工与农业结合的纽带。抓住这条纽带，既有利于各类物资的集散，又繁荣了农村经济，同时也增加了货币的流通。他还指出：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既是“贩”又是“运”，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云南和四川一带，由于交通不便，过去主要靠“马帮”来运输。今后若干年内，这种“马帮”运输仍然是不可少的。“马帮”和骡马店，可以由基层供销社或生产队去办，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搞运输。
（六）多搞点国际市场，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
1958年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下降的情况，朱德对此很担心，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对外贸部长叶季壮说：对外贸易还是要做得大一点。我国的出口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对出口如果思想还搞不通，出口再减少，就会交不足货的。他还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地发展。……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的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
60年代开始反修斗争，同苏联关系破裂导致更加强调自力更生，但同时开始注意发展同西方国家的贸易。朱德为此欣慰，他说：从外国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们的东西我们用得上，我们的东西他们也用得上，这是双方的需要。
（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要一风吹扩大化
朱德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并说：“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当然，敌人还有，一点警惕性没有也不行。但是警惕得过分了，不符合客观实际，就会出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有两次谈话，可以看作是他17年探索的总结性认识。一是，1965年年底，他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讲话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966年年初他又说：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人们都没看见，不把社会主义搞出个样子，大家还是不明确。生产搞好了，人也摆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就有信心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朱德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中止了。他的许多正确的主张和建议，在文革“左”的浪潮里受到冲击批判。如今，我们看到朱德当年那些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客观实际出发的主张、建议和意见，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能检索到这些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思想理论联系，给我们以启示和指导。朱德的探索和思考仍活在我们的事业中。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