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贡献
朱德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贡献
温乐群 彭才栋
朱德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在参与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一、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
朱德一向极为重视发展生产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根据地军民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生产军用品，相对于武装斗争来说居于次要地位。但是由于革命势力长期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军事、政治“围剿”和经济封锁之中，不要说生产武器装备，就连军民起码的生活需要都成问题。于是，发展经济成为巩固、建设根据地，支持武装斗争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就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的1941年，刚刚回到延安不久的朱德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以实行屯田军垦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克服了边区经济的困难，发展了边区经济。他具体策划、指导了南泥湾的屯垦，为陕甘宁边区军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特别谈到：“朱总司令回延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实的劳动，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为了实行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
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朱德更加重视发展生产力，明确指出发展生产是革命的终极目的，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中心政策。他还针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
首先，朱德指出：革命胜利后，应该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新中国诞生前后的日日夜夜，朱德在许多会议的发言、讲话中，反复强调革命胜利后应该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应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47年12月，解放石家庄后，朱德在石家庄市工商界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每个人都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了，生产要天天往上升，否则和敌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朱德更明确提出：在全国政权建立后，“一切要有正规建设的观念，一切事情要用心办好。……各种人将要转到建设上来。”
不仅如此，朱德还深刻地指出发展生产是革命的目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说：“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傅，以便把各种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搞好生产”。新中国诞生前夕，他更明确地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为着支援当前尚未结束的解放战争，需要发展生产，为着建设新中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业。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朱德认为，在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要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作为衡量和检验我们的方针、政策的依据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和作法都应该提倡、支持和肯定。针对土改后，一些农民害怕发财致富的情况，朱德指出：“应该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长，以后一直往上长，才是兴旺的新中国。”在了解到私人工商业资本家发展生产不积极情况后，朱德在华北工商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的快，那我们的国家的生产事业可以很快的兴旺起来。”与此相联系，朱德认为工人生活的改善，工资的增加不能过快过高，因为“工人生活提得太高了，工厂就只好关门。工资过高，对生产发展是自杀对策。”他认为：“许多工厂管不好的原因，一是不会管，二是工资高”，“只知道发动工人改善生活，而不知道教育他们好好生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朱德明确提出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朱德作了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全国人民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有利条件，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思想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
中共八大后，围绕着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朱德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保留一点小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的思想。在1957年12月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朱德指出：手工业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但一般不宜国营，而且“由于手工业合作社还没有充分巩固和发展起来，一部分手工业者留在合作社以外和出现一部分新的个体手工业户，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他们不从事违法经营，他们的个体生产是允许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在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话时，他又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存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们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在这里，朱德实际上提出了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现实条件下，应该允许保留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加快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思想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总结“大跃进”的失误，朱德再次强调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点，并指出发展生产力要遵循客观规律。他说：“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么搞，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会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
在十年“文革”中，朱德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保护才幸免于被批斗。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甚嚣尘上的“左”倾错误口号下，他仍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点。不过这时他已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只能在与一些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流露出来。在一次与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的谈话中，他针对江青集团的倒行逆施说：“别听他们‘革命’的口号喊的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充分表现了一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清醒和坚定。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的观点，是朱德一贯坚持的。这是朱德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最重要的思想观点。
二、社会主义不等于高度集中、单一公有，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
早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之后不久，朱德 就开始觉察到了这种体制的弊端：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53年11月5日，他在全国第二次民政会议上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的多，统的死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在一次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谈话中他指出：“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
在朱德看来，要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同时能够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财政分级管理。朱德曾多次提出要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并提出了建立四级财政体制的设想。1955年10月8日，他在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工矿业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1956年5月，朱德在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的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放权的同时还要让利，“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1957年4月，在视察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后，朱德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此外，“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我认为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像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要的产品，并做一些机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给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
部分商业、运输业放开，交给合作社乃至群众个人去办。1955年1月15日，朱德在广州视察时曾表示，像蔬菜、水果这类东西应该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国家不要管得过细。在195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朱德指出：“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资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如何发展山区的运输业呢?他说：“山区的河流很多，如何利用河流来发展交通运输，交通部门应当好好研究一下。过去有些地方把河流管得太死，不许老百姓的木船走，不许木排上带东西等，对物资交流很不利，给群众的生活也带来很多困难。”
对手工业不要盲目集中，一般不宜国营。朱德认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发展大工业的同时，对手工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实际出发，强调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要，而且对于发展生产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力量。为此要大力组织和巩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1953年12月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朱德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地提高到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在1957年12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会上，他更明确地说：“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固定下来，除了极端必要并经过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个别情况以外，不应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否则就会影响到手工业合作社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其中谈到了扩大地方权力和给工厂企业一定权力的问题。这使朱德深受鼓舞，他结合自己原有的认识，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重申了自己对财政体制、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体意见。
朱德对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与毛泽东各有千秋。毛泽东主张给工厂企业一定的权力，其中包含了工业企业，而朱德谈到工业企业时则比较谨慎，只主张放权让利到地方政府。朱德主张将部分商业、运输业、手工业交给合作社乃至个人去办，而毛泽东只主张国营的前提下下放一点权力。由此可见，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从不同的角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共同构成了50年代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和经验。
三、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朱德一向反对闭关自守，他认为：“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背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正是立足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朱德提出了包括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及利用外资等内容的对外开放的思想。
朱德认为，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积极扩大对外出口，是发展生产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他主张要通过调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努力推动对外贸易有更大的发展。他提出，“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同时，还“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他强调：“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
在1956年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后，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朱德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指出要引进和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我国技术水平。之后不久，他又说：“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在朱德看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可以促进本国技术的发展。“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相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
吸收外国资本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但在朱德看来，只要有利我国经济发展，就可以接受外国投资。他说：“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的，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要现钱，货物也可以。”
朱德还认为，对外开放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还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在谈到引进外资时，他指的主要是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他还说：“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他在分析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不够的原因时，指出：“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的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做的比较少些。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他指出：“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我们应该大胆地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流与合作。
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原则上显得比朱德更开放。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办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但在实践上，毛泽东博大的胸襟又被一系列主、客观条件限制住了。相比较而言，朱德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一些主张更加具体。
四、重视农业、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朱德一向十分重视农业，并从我国的国情特点出发，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
朱德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充分，只有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农业才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为国内市场和对外出口提供更多的商品，更好地实现城乡互助和内外交流，使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和发展起来。同时，通过发展各种经营，农民才能增加收入，集体才能增加积累，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这又可以为工业开拓市场，促进工业的发展，进而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
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中，朱德指出： “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营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织、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在1958年8月写的《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中，朱德指出：“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因此，他特别强调： “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
不仅如此，朱德认为发展农业多种经营还是合理地利用和配置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地开发我国丰饶的自然和矿产资源的一个重大举措，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的方针。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发言中指出：“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方面，我国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优良的地理条件，可以种植各种热带、亚热带温带的作物，生产各种有用的和贵重的土产、特产，如丝、茶、药材、水果等等。但是，这些丰富的资源和有利的自然条件，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的加以利用。”同时还指出，众多的人口，是我国最大的生产力。他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的丰富的资源。……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这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思想，使之成为50年代朱德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一个重要贡献，而且对当时、现在和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值得认真地总结、学习和研究。
以上仅就朱德对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作一初步的总结，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
（来源：《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