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红军时期的电讯工作
任弼时与红军时期的电讯工作
刘明钢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湘赣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也是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高度重视电讯工作，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重视电讯队伍的建设，并具体指导电讯联络和侦察，为发展我军的电讯事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尊重人才、爱护人才
1933年5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任弼时对电讯工作极为重视，把电台当宝贝，更尊重人才，爱护人才，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任弼时到达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严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任弼时对“左”倾错误有所抵制，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许多干部，其中就有一些电讯的技术人才。
江文当时任军区无线电中队的政委。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省委与军区机关紧急撤退，却没有来得及通知无线电中队。江文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带着电台与人员向城北撤退，两天后才与军区机关会合。人员没有损失，电台也保住了。这本应立功授奖，但当时却有人告他的黑状，说他“动摇，想逃跑”，保卫局也准备逮捕他。当时的“肃反”已丧失了理智，无须任何证据，就可以随意杀人。
任弼时听了，非常气愤，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带人突围，更不会再来找我们了！我认为不应该怀疑他，起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任弼时想了想，又补充说：“此事由我处理吧。”随后，他把江文叫来，说：“我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但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不可靠。在这种时候，还是采取主动为好。你马上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就说因有人怀疑，已向任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的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做技术侦察工作，欢迎同志们的监督考察。”
江文当然明白任弼时的用心，立即按照他的指示办了。果然，保卫局没有再追究。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湘黔边界，任弼时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的政委。屈指算来，距他去职仅有3个月。
对于这件事，江文始终不能忘怀。他称任弼时是“救命恩人”，说，“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见阎王了，我的生命是弼时同志挽救的。”
红军建军初期，无线电技术人才奇缺，从事电讯工作的人员，除了红军自己培养的少数人外，主要依靠起义和被俘参军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通讯、技术侦察和接收新闻等工作主要靠他们来完成，培养技术骨干也靠他们当教员。当时，“左”倾领导人对这些人员持怀疑、歧视的态度，与之相反，任弼时深刻地认识到技术人才对我军电讯事业的重要性，千方百计地征集技术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都不分亲疏，不分彼此，一视同仁。
王永浚曾在湖南军官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国民党部队服役，担任无线电队队长，1933年5月在作战中被俘，参加了工农红军。在参加红军的半年里，他就负责训练了两期报务员。任弼时知人善任，得知王永浚的情况后，立即把他调到省委，不久，又调到六军团司令部，让他专门从事电讯侦察工作。王永浚没有辜负任弼时的信任，经过认真研究，终于破译了敌军的密码。
长征途中，王永浚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很虚弱。任弼时决定分给他一匹马，每月补助十块大洋，让他买营养品，还派了公务员照顾他。这使王永浚非常感动，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论是作战还是行军，每到一处，他总是要完成任务后才肯休息。
为了调动起义和被俘的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革军委决定按技术等级每月发给津贴，夜班还有夜餐费。那时，红军的口号是“官兵一律平等”，一般红军战士都是没有津贴的。任弼时也和战士一样，每天只有5分钱的菜金，有时还得不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怕别人讥讽，对电讯人员给予特殊照顾，是需要胆识与魄力的。
任弼时待人和蔼可亲，从来不摆架子，对电台技术人员更是关怀备至。
肖荣昌是个无线电中队的“红小鬼”，当时才15岁。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尽管任弼时貌似严肃，又是中央代表，很有威信的，但我们一点儿不怕他。机要科和侦察分队的工作房是任弼时随时出入的场所，有时他来询问工作情况，有时他与我们坐一条板凳随便聊天。他常问：“敌人电台出来没有？”“听到听不到？”当侦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时，他常会喊你的绰号表扬两句。我们有时困得不行，侦听时忍不住闭上眼睛打个盹，给他遇上了，就在你肩膀上轻轻一拍，当你蓦然惊醒，不好意思时，他便喊声：“小鬼，以后注意！”也就了事。
译电员谭天哲对于任弼时的关怀爱护，始终充满感激之情。在红六军团长征的途中，谭天哲先是患疟疾，后来又拉肚子，病了将近半个月。一天要翻越一座大山，他掉了队，掉到全军的最后尾。当时，他全身无力，寸步难行，心里非常着急，害怕落到紧追不舍的敌人手里，更怕敌人抢走身上背着的电报密码。幸好收容队来了，他的叔叔看他走不动，就扶着他走，但谭天哲没有一点力气了，就把密码拿出来，说：“把它交给任弼时同志，告诉他，我实在不行了。”谭天哲喘了口气，接着说：“你走吧，不然我们两人都要被敌人杀掉。特别是密码，非常重要，绝不能被敌人拿去。”
他叔叔见此情况，只好说：“我先走了。”
不一会儿，马夫老曹牵着一匹棕黑马来了，原来任弼时获悉谭天哲掉队了，就叫老曹用他的马来接谭。谭天哲万分激动，骑上政委的马，很快赶上了队伍。
精心指导、破译密码
任弼时到湘赣军区后，发现红军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中革军委的通报和侦察员的报告，前者速度慢，有时还误传；后者侦察范围有限。任弼时清楚，仅靠这两种手段很难做到“知彼”，因此下决心开展无线电侦察。
任弼时对江文说：“你们先把敌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进攻湘赣的主力第一纵队刘建绪及其所属6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对第二纵队3个师也要注意，把他们的往来电报收下来，搞清电报是谁发给谁的。这些工作完成后，你们就将收到的电报送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来研究破密的问题。”
按照任弼时的指示，江文立即集中精力破译敌人密码，除定时执行联络任务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侦收敌人的电报。任弼时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并进行具体的指导：你们把敌台主从关系搞清了，这很好，敌人上下级之间发报，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对破密有利。如刘建绪给何键的电报开头可能是“西路军何总司令鉴”，最后可能是“职刘建绪”和日期、时间。我们可用先破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试试看。
任弼时还强调：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你们要熟记三至四千个，为破密打好基础。
在任弼时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下，红军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码。这样，在情报方面，红军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愚蠢的敌人从来没有怀疑他们的密码出了问题。因此，常常有这种怪现象，敌军司令部发给其师长的电报，却同时出现在任弼时的案头。红军既知己又知彼，焉能不打胜仗？
沙市之战就是因情报而取胜的典型战例。是役，红六军团于战前侦破了敌人电报，掌握了敌军经过沙市的时间，预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和打援，因而，取得歼敌6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并俘敌旅长侯鹏飞的重大战果。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湘鄂川黔苏区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歼灭战等，都是因无线电侦察中获得情报才打了胜仗。
由于破译了敌军的密码，红军还几次化险为夷。1935年8月，红军主力出击到津市地区，总指挥部设在大堰挡。傍晚破译了敌方电报，获悉敌机于次日凌晨要轰炸大堰挡，任弼时立即建议转移，当晚总指挥部向西转移了几十里。第二天早晨敌机围着大堰挡狂轰滥炸，如果没有侦截敌人电报，后果不堪设想。
培育骨干、壮大队伍
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跨越湘、赣、桂、黔数省5000余里，突破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历时78天。在严峻的形势下，情报工作更显得重要，因此，在整个西征期间，任弼时都让电台随他行动，须臾不可分开，白天行军一起走，夜晚宿营同屋住。
10月之4日，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六军团，终于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任弼时与贺龙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是当事者，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呢！
贺龙激动地说：“二军团有两年多的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弄得我们好苦啊！今后对电台一定要保护好，就是部队损失一个团，也得保住电台！”
任弼时也说：“你们两年多与中央失去联系是一件痛苦的事。我们与中央失去联系近3个月了。怎不令人焦急呢？”
任弼时得知红二军团电台坏了，马上决定将六军团仅有的两部电台调一部给二军团。不久，两军密切配合打了会合后的第一个胜仗——龙家寨战斗，缴获了敌人一部电台，这样，六军团又有两部电台了。于是，任弼时决定组建侦察小分队。从无线电大队挑选经过考验、觉悟高、技术全面的张有年为队长，任命机要科长龙舒林兼分队政委，并选送4位精干的报务员。1935年1月，侦察小分队正式成立了。分队直接由任弼时领导，行军宿营都紧随任弼时政委行动。此外，对侦察分队人员、器材等都从优保障：挑负机器的运输员，由从部队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担任；专门派一个班保卫侦察分队安全；给侦察分队配备马匹；选配能力强的司务长管理生活。
侦察小分队成立后，任弼时常对电台人员说：“战争要胜利，需要知己知彼，你们的工作主要是‘知彼’，你们把敌情弄清楚了，我们就好下决心了。”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采取“围攻打援”的战术，将敌人包围在宣恩县城，而主力则隐蔽在城南10公里处，准备打援。敌人能否按照我们的计划钻进“口袋”，是任弼时与贺龙最关心的问题。部队正准备出发时，机要科长前来报告：电台截获了敌人的一份密码电报，正在破译。任、贺喜出望外，马上来到电台旁边，见电报员正在伏案译报。
任弼时对贺龙说：“你先走，我等电文译出就跟上来。”
贺龙表示同意，临走时又要警卫排多留几个人保护政委，并再三叮咛：“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背也要把政委背回来。”
贺龙上路不久，任弼时策马奔来，兴奋地说：“敌人上钩了，张振汉部奉命来解宣恩之围。”
贺龙高兴地说：“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真是及时雨啊！”
任、贺一声令下，部队连夜急行军130里，直奔忠堡，在大路两边设下埋伏。敌人果然钻进了“口袋”，经过激战，全歼敌人师部和一个旅，敌师长张振汉也当了俘虏，后来还参加了红军。
这一仗还有个了不起的收获：俘获了敌军的电台。忠堡歼灭战开始之前，江文向任弼时建议，给被围之敌发一份明码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保管好电台，可受到红军的优待。任弼时立即采纳这一建议。战斗结束后，红军缴获了两部完整的电台，而且备用零件也一样不少；更重要的是敌电台全体人员经动员都参加了红军。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这些同志成长很快，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如此，这些人除一个报务员在长征中牺牲外，其余都成了我军的通信骨干，其中有一位在解放后还担任了国家邮电部的副部长。
由于任弼时特别重视电讯工作，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二方面军的电台已发展到8部，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