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远生:任弼时对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

任弼时对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

夏远生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党的建设奋斗不息，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他的中国梦成为鼓舞亿万人民建立新中国、创造新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在传承优秀湖湘文化中追寻人生理想

任弼时是湖南汨罗人，生长在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汨罗所在的湘北重镇岳阳，是洞庭湖南岸的鱼米之乡，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称，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探索精神，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舍生取义、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人文传统，闻名于世。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洞庭湖畔的乡情风物，湘江两岸的时代大潮，构成了青年任弼时生活成长的精神家园，赋予他求学、求知、求真理，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对他的人生追求、思想转变、道德修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他在传承优秀湖湘文化中苦苦追寻中国梦。

任弼时从小生活在屈原投江的地方，深受民族文化中凭吊屈原遗风流韵的影响。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培国，寓意爱国、卫国、强国，并给他讲述屈原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崇拜屈原的种子。读书之余，他经常瞻仰屈子祠和屈原墓，参加民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活动，激励自己和同学的爱国思想，努力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岳阳楼记》所抒发的忧乐天下、关怀黎民的博大情怀，也使一腔热血的少年任弼时十分崇尚和景仰。他在小学作文中发出呼吁说：“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全国同胞应“本爱身之心以爱国”，从小培养和张扬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任弼时5岁时，父亲任裕道应聘到作民小学教书，把他带在身边同住读书，接受启蒙教育，随后正式入作民小学。少年任弼时在父亲督导下，勤奋读书，乐而不倦，取得了“最优等”的好成绩。作民小学的修业证书给他的评价是：“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1914年春，任裕道转到序贤小学任教，10岁的任弼时也插入序贤小学三年级学习。任弼时的学习兴趣非常广泛，国文成绩优秀，擅长作文，还喜欢绘画、雕刻，养成了读报、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他耳濡目染，触类旁通，接受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树立勤劳自强、爱国御侮等人生观念。他在《试述诸生入学之志》、《民生在勤》、《自立》等小学作文中，尝试着抒写了这样一些人生道理：人生必各有志，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世界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坚也，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民生在勤也；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从汨罗江畔来到湘江岸边，揭开了求学生活和人生道路的新的一幕。任弼时充分利用第一师范这所名校的良好条件，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无论是讲堂上老师的耳提面命，还是课外的图书报章杂志，他都乐在其中，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增长学识，锻炼体魄，培养心智，开阔眼界。他不是闭门读书，而是关心国家大事，社会上反映出的国势衰微、列强掠夺、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更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和自强自振的追求。任弼时进入第一师范附小时，毛泽东等一批先进青年正在第一师范本科读书。以毛泽东为首组织的一师校友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生自治和社会活动。1916年11月8日，爱国名将蔡锷逝世。任弼时参加了湖南各界举行的追悼会，并写了一篇《追悼蔡公松坡感言》的作文，盛赞蔡锷“铲除帝制恢复共和”，感叹救国人才缺乏，激励自己和同学们：“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赶，继公之志乎！”【《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本着这种为国为民的人生奋斗目标，任弼时不论是在一师附小还是在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在刻苦读书的同时，他时刻不忘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铭记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国耻国仇，痛恨军阀混战带来的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立志彻底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争取光明的未来。1919年5月，任弼时积极参加了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五四运动，组织同乡同学回老家宣传民众，抵制日货，在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锻炼。

1920年8月，毛泽东等湖南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动有志青年远行到列宁的故乡学习，目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任弼时闻讯后欣喜异常，立即和同学萧劲光报名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决心到俄国留学。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等14位湖南青年先后赶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转赴苏俄，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走上革命道路。任弼时在给父母的信中表示：“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与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显然，此时的任弼时已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远大抱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17岁的任弼时能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觉地将“造成大福家世界”作为自己的宏愿和对中国社会应尽的责任，堪称时代青年的典范。它同当时毛泽东吟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周恩来发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同属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救国救民的强烈心声与呼声。中国梦首先是青年梦。青年强则国家强。

1922年冬，任弼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东方大学的三年，任弼时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扩大了政治视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同时，也经受国外艰苦而又紧张的生活磨练。这些都为任弼时后来回国投身中国革命、担当领导责任、践行历史使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任弼时从16岁投身革命事业，到46岁积劳成疾逝世，30年的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他从团中央总书记到党中央书记，走过漫长的革命道路，经历了白区、苏区和游击区的斗争，经历了国内、国外各种环境的磨炼。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他曾两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拷打，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钢铁意志。他生活上一直艰苦朴素，自奉菲薄。他用了多年的一条毯子，是红六军团缴获的战利品。他穿了十多年的一件毛背心，是妻子陈琮英拆掉自己的一条围巾改织的。了解他的同志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忘我的人，工作起来好像病都被赶走了。”同志们劝他安心养病，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江泽民：《在〈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年4月24日。】他的“三怕”传为佳话，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扬弃湖湘传统文化，升华无产阶级特性，创造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

任弼时逝世时，战友毛泽东题词评价：“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91年3月，江泽民参观任弼时故居时题词号召：“发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2003年10月，胡锦涛到湖南考察，瞻仰任弼时故居，称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党和人民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修养品德、塑造人格的革命风范，如日月之光，理想之旗，照耀和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国梦而接续奋斗。

二、在献身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史册上，书写着任弼时的光荣和骄傲。任弼时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是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任中央秘书长，1943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道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他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中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历任中央军事部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红二方面军政委、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军委主席团委员、八路军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等要职。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他审时度势，提出明确的主张和建议，克服危机、力挽狂澜，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显示了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卓越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建树了丰功伟绩，铸就了伟大的中国梦。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任弼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1925年1月，他在《中国青年》撰文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的惟一武器。”【《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1927年5月，他在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郑重地说：“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宏伟目标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表现了对中国梦的理想与追求。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同战友们一道，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在1927年8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认为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下的资本主义前途；一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苏联影响下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国情况和苏联不同，“乡村苏维埃比城市要先成功些”，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方向。

“只有继续抗战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光明的大道，是一切黄帝子孙所应走的道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1938年初，任弼时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指出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前途。他认为：“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隶的同胞，是可以做到牺牲一切来为着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这样的军队是坚强而有力量，可以抵御日寇的进攻，直到最后击败日寇的。”他号召“努力巩固培植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力量，以争取胜利局势新时期的迅速到来！”【《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他在《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一文中提出要求：“希望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同心协力，为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而奋斗到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是中国人民抵抗外侮、振兴中华的夙愿，是中国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中体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在延安，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经济建设。他谆谆告诫说：“同志们，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如果这工作做得不好，老百姓还会脱离我们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相信在加强领导之后，经济战线的事情是一定可以办好的，我们的建设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可见，人民梦，是任弼时中国梦的中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牺牲奋斗救中国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任弼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他注意总结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为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党的建设、凝聚全党智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1943年6月，他撰文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取得中共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作出了杰出贡献。1944年，他令人信服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作出结论：“今天有我们的党，有毛主席的领导，胜利的前途是很大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1页。】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组织家，对党的建设很有建树。1940年开始，他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毛泽东的亲密助手之一，长时间地分管组织工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的许多著作是深刻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献。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强调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生命线，建议加强政治工作制度，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恢复了政委制。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经济建设，他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建设工作。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任弼时因病没有能够出席开国大典。他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实况广播，激动地对妻子陈琮英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他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身的中国梦，终于有了希望的曙光而异常高兴。当他从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那儿得知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组建一支初具规模的、作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基础的华东海军舰队时，兴奋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多是从海上来的。你们应该安心工作。不会作海军工作，就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我们才能解放台湾，保卫海防，我们中国人民就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海上侵略了。”富国强兵、建设海防之心溢于言表。

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任弼时向毛泽东郑重建议，应该赶快选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且具有实干、苦干精神的知识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并且所见略同，说：“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他们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实现中国梦而呕心沥血操劳谋划。

三、在坚定抵制错误倾向中体现中国道路的开拓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较长时间里，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多次重大损失。任弼时努力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具体问题，多次抵制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开创和坚持中国道路、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团结和凝聚中国力量、高扬和实现中国理想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融会贯通精神和坚强无畏气质。

1927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顿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中共党内也弥漫着分歧和迷茫。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坚持真理，三次向陈独秀递交意见书，旗帜鲜明地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奋战，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挫折，毛泽东毅然率部转向湘赣边界农村。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赶赴长沙督促湖南省委继续组织城市暴动。任弼时根据长沙国民党守军有上万人枪，而湖南省委能动员的力量不足千人、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的敌我情况，作出决断：“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长沙暂不举行暴动。”【《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把秋收起义军引向农村的正确决策。1928年，他在指导井冈山红军的斗争中，总结了党领导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适时提出了工农群众军事化，军事组织工农化等原则，批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正式建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湘赣两省革命根据地。苏区红军斗争开创了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给党和红军的斗争造成了重大损害。任弼时在参与中央苏区领导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努力支持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强调“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1933年任弼时调到湘赣省委工作后，在实践中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正确思想和战略战术的群众基础，不断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纠正。在坚定抵制错误倾向中体现中国梦，是任弼时的一大贡献和显著特点。

在红军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这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开辟了新局面。

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时，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他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指明全民族抗日战争发展方向，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延安时期，任弼时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为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他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开展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不但克服了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且逐步实现了完全的自给自足。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贺晋年：《永不陨落的星》，《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在党的七大开幕讲话中，他深刻强调说：“我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1947年，毛泽东让任弼时负责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土改纠偏，刘少奇说过：“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发表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纳入正轨。”直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说：“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这个问题好像是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他在会议文件修改中写道：“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任弼时同志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说明中央一致评价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正确意见，更证实任弼时的党性修养和政策水平在党内首屈一指、众所公认。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历史证明这是一种远见卓识。

任弼时英年早逝，60多年过去了，但是他的崇高思想品德和伟大革命精神，他的矢志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抱负，永远激励着亿万人民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和精神力量。中央书记处同志在悼念任弼时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他的革命精神，毛泽东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刘少奇题词：“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题词：“纪念任弼时同志。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显而易见，任弼时的业绩品格和理想精神，他留给后人的中国梦启示，是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夏远生，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