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群众工作思想探析

任弼时群众工作思想探析

王黎锋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任弼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任弼时注重依靠群众，认为“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团结群众并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任弼时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认为“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任弼时认为，“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和信赖，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群众的力量，革命就很容易失败，“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同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因此，任弼时认为，要做好组织群众的工作，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赖，“这些将决定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任弼时指出，青年团的中心任务应是深入发动工农群众，开展下层工作，壮大组织，获得群众。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全国各地针对国民党反革命的暴动此起彼伏，而后接连多起暴动又相继失败。任弼时在《无产青年》第四期发表的《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深刻指出，一些同志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伟大的力量，没有去依靠群众、调动群众力量，结果就走向冒险主义或犯了玩弄暴动的错误，“暴动的目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必须有广大的阶级及群众做暴动的基础。”】《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任弼时认为，“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58页。】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使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中指出，“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当它认真来干这事的时候，它可以依靠群众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难，而且是极富于创造能力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二、任弼时注重维护群众利益，认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利益，又是与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0页。】

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任弼时认为，检验党的政策和决定是否正确的标准，“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这样做到，才是正确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页。】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页。】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政府才能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护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任弼时把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合理的物质要求和具体困难作为发挥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因素。“须使群众从本身利益（阶级利益）的争斗中，去了解去认识，进而去组织自己。”【《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抗战时期，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如果不能切实减轻人民负担、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很显然，动员他们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就比较困难。为此，任弼时认为，“只有认真研究和解决人民群众生活的具体问题，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它。所以，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巩固边区政权的基础。”【《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5期。】1938年1月，他在总结山西前线抗日经验时指出，“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他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深刻指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使群众得到了利益，他们才会安心地努力去生产，才会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谈得上开展经济建设的事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在陕北杨家沟村，任弼时领导的中央纵队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种地、买牲口，发现群众有困难，及时协调解决，广大群众得到切身的利益，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调查研究是任弼时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他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准则，遇到问题时，深入调查研究，尊重事实真相，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提出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反复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基础之上的。

1928年，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要求城乡党团组织和每个党团员，“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他认为，调查研究能避免走弯路，“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针对有些人缺乏群众观念，不能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采用官僚的方式强迫命令，任弼时分析原因后认为，“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并没有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286页。】对领导作风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任弼时指出，“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303页。】“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

任弼时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要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方针，批评那种离开革命的实际变化凭自己的愿望来决定问题，不顾情况变化发号施令的恶劣作风。“我们不应当以主观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制订计划；就是要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他在1943年1月发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中指出，“像这次他所起草的经济建设计划一样。他不是笼统地提出要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而是经过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边区究竟有多少荒地，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半劳动力，能够移民多少，依据这些条件决定我们究竟可以开荒多少，增加细粮多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地方的土地改革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任弼时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的30多个村子作广泛调查，详细研究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研究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区别，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此后，又向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要按照正确的标准划分农村阶级，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了土地改革的正确进行。

三、任弼时注重向群众学习，认为“只有先向群众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正是不断从人民群众的鲜活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提炼经验，中国共产党才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在《向群众学习，与群众结合》一文中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943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任弼时撰写了著名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他指出：“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任弼时不仅指出学习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学习的重点内容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习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学习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种具体工作上的实际运用。这就是说，学习要和本身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页。】

任弼时认为，向群众学习事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他积极倡导毛泽东提出的“眼睛向下的决心”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并指出，“我们要不怕发生困难、缺点和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以学习的态度与群众联系，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任弼时认为，向群众学习事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针对有些同志只抽象地懂得理论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不能实现两者有机统一的问题，任弼时从两者的基本关系进行深度剖析指出，“理论与实践在我门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当我们抓到了规律后，便使我们的行动由盲目的变为自由的，有明确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计划前进。”【《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任弼时认为，向群众学习事关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他指出，许多党员干部中缺乏群众观念，他们在处理一切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这种人党性大成问题，应该坚决纠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是在长期患难与共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任弼时认为，“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要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任弼时强调，“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37页。】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党的主张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同时，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党的理论，使群众真正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而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得到思想上的胜利。“我们须努力宣传教育群众，使群众接受我们争斗的主张，尤须有党的独立宣传，向工人解释党的政策，使工人群众了解党，不致因白色恐怖而不敢与我们接近，仅如此在争斗时才能够获得广大群众起来参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任弼时提倡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建立新的工作作风。他认为，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才更能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更便利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他认为，“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他还提倡转变领导方式要按照群众实际需要，进行大胆探索，“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善于在事业的进行中，很好地组织人民的力量。要改造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办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他指出，“正确的领导必须建立在正确地决定问题、正确地组织决定之执行和经常地组织对决定执行情形的审查，而这些工作必须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假如不得到群众的帮助，那我们正确的领导也是无法实现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任弼时深刻指出学习领导群众艺术的重要性与内涵，“在工作中碰了钉子，工作推不动，就要研究其原因，从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方法。”“所以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任弼时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在作怪，而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他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中历数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其中的一条就是“表现在当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这样，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本来是与群众有利的，群众是会欢喜的、赞成的，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不赞成的，反使群众不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关于如何反对官僚主义，任弼时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斗争去克服它。我们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任弼时还强调，要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必须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宗派主义者对于党外的同情革命者是轻视的态度，认为只有我们党才是革命的，其他阶层的人不一定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样就使我们党脱离我们的基本群众，拒绝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就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任弼时的一生，生动诠释并身体力行地走群众路线，被誉为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的群众工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作者王黎锋，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