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怎样开展自我批评的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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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怎样开展自我批评的

潘敬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今年是任弼时诞辰110周年,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的精神风范,特别是他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方法,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41026日,任弼时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这个发言后来在收入《任弼时选集》时题名为《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湘赣苏区是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湘赣苏区是在“左”倾路线越演越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存在着如何评价湘赣苏区历史的问题。特别是湘赣苏区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执行了“左”倾中央的肃反政策,因此也存在着个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复杂的问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成立了以王首道、张启龙、袁德生等为核心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省委,这段后来被称为旧省委的时期,虽然所执行的是临时中央制订的“左”的政策,但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反而指责湘赣省委,以“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罪名,撤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打击了张启龙、袁德生等省委领导。19336月,任弼时到湘赣后成立了新的省委。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已经完备,“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仍无法满足临时中央的“左”倾要求,任弼时领导的新省委仍被批评“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湘赣苏区的问题由于当时一直处于战争时期,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情况,直到延安整风的后期才得以解决。延安整风的最后阶段,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大反攻阶段,党的七大即将召开,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对各个苏区的历史做出结论,而作为中央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任弼时也表示有必要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对湘赣苏区的这段历史给予评价。正是因为如此,任弼时以当年湘赣新省委书记、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

任弼时的发言开宗明义就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任弼时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临时中央的更“左”的路线,在土地、军事、肃反等问题上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对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表示:“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他还肯定了新旧省委的工作成绩,并分析了得到成绩的原因。他说:“这两个时期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做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如首道、启龙等同志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这也是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王首道:《任弼时同志与湘赣根据地——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人民日报》1984429日。】。

任弼时的这个发言,文风朴实,观点鲜明,不浮饰,不推诿,不文过饰非,不矫枉过正。他的这种坦率的实事求是态度,使到会同志很受感动。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王首道感慨地说:“作为一个领导者,既能坦率诚恳地批评别人,又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确实使我和到会的同志深受教育。”【王首道:《任弼时同志与湘赣根据地——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人民日报》1984429日。】另一位当事人张启龙评价说:“他的总结发言,通篇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满了实事求是和严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对于湘赣边区历史的回顾,对前后两届省委工作得失的评价,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人悦服,的确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的范例。这次座谈会和他的总结,对统一湘赣各个时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张启龙:《往事与怀念》,《人民日报》1984513日。】

任弼时对历史问题采取尊重事实的科学分析态度和对自己错误的严格的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精神。他客观、坦诚的分析和总结,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原来湘赣省委的干部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能够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对自己应当担负的过失与责任勇于承担,必须心底无私,出以公心,襟怀坦白。任弼时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犯过错误,工作中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此毫不隐讳,而以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个负责的领导干部,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断予以揭露批判,引出教训,警诫自己,教育全党。他认为,运用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是转变工作作风、认识和纠正错误的关键。他说,“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一个改进工作的办法”。“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297页。】任弼时在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提出:要采取自我批评精神,以文件作标准,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己要严,对人要宽”,深入地检查分析自己的缺点及其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办法。【《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任弼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严格解剖,从不讳言自己的过失。他曾多次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他坦言,土地革命时期他虽然对“左”倾错误有所抵制和批判,但仍然承认并执行过这条路线,他对自己一度自觉不自觉地贯彻执行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一再做诚恳、深刻、系统的检讨。在1941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311月的中央高级学习组会、194410月的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他都是以坦荡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敢于批评别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更严于解剖自己,作自我批评。甚至在为党的七大准备的发言稿中,他仍表示:“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通过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弼时吸取着经验教训,并促使自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改正错误,改进工作。

事实证明,任弼时对于自己所犯错误的检讨批评,绝不是了结个人恩怨,更不是随风转舵,而是为了从中引出教训,并以此为戒,启发教育全党,使今后少犯或不犯类似错误,避免不必要的失误。而任弼时以身作则,率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为党的七大提出著名的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少奇在任弼时追悼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首都四万余人集会追悼任弼时同志刘少奇同志讲述弼时同志卅年间伟大的革命业绩号召向他学习努力完成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事业》,《人民日报》19501031日。】聂荣臻也曾表示:“从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来说,我以为最值得学习的是弼时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聂荣臻:《致中宣部的信》,《人民日报》1984429日。】坚持党性原则,是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衡量党员立场和觉悟的准绳,作为我党模范的共产党员,任弼时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恰恰是他坚持党性原则的真实写照,我们应该学习他。

(作者潘敬国,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