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的——重读《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任弼时是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的

——重读《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颖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1944年5月开始，由任弼时主持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开始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此，原各苏区和各部队也分别召开了总结历史问题的座谈会。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这个发言后来在收入《任弼时选集》时题名为《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仍能感受到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任弼时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情怀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风范。

一、“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主持召开湘赣座谈会的时候，任弼时十分强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载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

实事求是地记载党的历史就是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历史问题常常是现实问题的源头或背景，现实问题又往往是历史问题的延续或翻版。对历史问题涉及的人和事如何评价如何处理，对历史问题提供的经验教训如何总结如何运用，必然引发人们的现实思考，影响人们的价值评判与价值取向，有时还会影响到某个人、甚至一群人的政治生命与革命积极性。党史研究更是如此，它需要把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后来的政策去衡量和评价。任弼时深谙此点，他在湘赣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不能够以现实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他举例说：在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以争取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此前，任弼时在向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干部作整风学习动员时，也曾提出的“要全面看问题”的观点，他说：要全面看问题，所谓全面，就是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和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既要看到缺点错误，也要能发现优点。这样，在开展批评时，才会“对己要严，对人要宽”【《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6页。】。在分析处理历史问题时，才能对事对人对历史负到责任。这里，任弼时就是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所以比较容易得出科学性的结论。

评价历史难，当事人评价刚刚过去的历史更难。这里最关键的是必须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立场对待历史。任弼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在座谈会开始，任弼时就指出，湘赣旧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执行了“左”的路线，而且新省委执行的是更“左”的路线；他具体检讨了以他为首的新省委在查田查阶级、思想斗争、群众动员工作及肃反等问题上的突出的“左”。他还客观地分析了新旧省委各自的工作成绩及共同的缺点，明确否定了所谓旧省委（王首道、张启龙等）篡党、蔡会文篡军的说法。而对于他自己在新省委书记任上没有尽到的责任，则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对湘赣新旧省委的问题进行了评价，不避讳，不隐瞒，直面问题，使参加者一下子摆脱了思想束缚，会议气氛变得热烈而坦诚，会议效果也自然是事半功倍了。

二、“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克服自身问题的有力武器。但是，批评不易，自我批评更难。

任弼时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犯过错误，工作中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与众不同的是，对此他毫不隐讳，而以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个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宽广胸怀，严格地自我批评，深入地检查分析自己的缺点及其产生的根源，以此吸取教训，警诫自己，并最终实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目的。正如任弼时自己所说，“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一个改进工作的办法”。“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297页。】

任弼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任弼时开宗明义，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任弼时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五中全会临时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在土地问题上、军事问题上，都有“左”的错误。在肃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表示：“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

对自己应当担负的过失与责任勇于承担，必须心底无私，出以公心，这样才能襟怀坦白，勇于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弼时具有这种精神。任弼时对历史问题采取尊重事实的科学分析态度和对自己错误的严格的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精神。他客观、坦诚的分析和总结，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原来湘赣省委的干部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能够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事实证明，任弼时对于自己所犯错误的检讨批评，绝不是了结个人恩怨，更不是随风转舵，而是为了从中引出教训，并以此为戒，启发教育全党，使今后少犯或不犯类似错误，避免不必要的失误。而任弼时以身作则，率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党的七大提出著名的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而“善于团结干部一道工作，是弼时同志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萧克：《团结战斗玉汝于成》，《人民日报》1987年9月24日。】。在任弼时看来，“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要想团结同志，就需要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人物研究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对于人物的功过是非需要公道评判，不因为犯过错误而抹煞其贡献，也不因为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任弼时十分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对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在这里，任弼时运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使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谓团结，就是不过分追究历史责任。所谓批评，就是有错误一定要敢于指出。再团结，就是在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实现胜利。团结成为这一方针的关键一环。

为了能真正地通过搞清历史问题，实现党内团结，任弼时发言的最后一部分着重强调了旧省委的成绩，这不是泛泛地去总结，而是针对性极强，直接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湘赣的问题在于解决历史问题，历史问题解决了，自然就能起到团结同志的目的。正是因为如此，任弼时在发言中多次指出，旧省委有成绩，因为“其中还是有些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他明确表示“王首道、张启龙等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后来新省委“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创造湘赣红军，谭思聪、王振、谭家述、李天柱、萧克、蔡会文等同志“是有功绩的”，任弼时这样点名强调旧省委的成绩，解决了一大批同志的思想包袱，使他们愉快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对于任弼时的这个发言，王首道曾评价说：“他襟怀坦白，热情诚恳，严格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敢于批评别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又严于解剖自己，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王首道：《任弼时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写在〈任弼时选集〉出版的时候》，《解放军报》1987年9月29日。】另一位当事人张启龙评价说：“他的总结发言，通篇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满了实事求是和严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对于湘赣边区历史的回顾，对前后两届省委工作得失的评价，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人悦服，的确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的范例。这次座谈会和他的总结，对统一湘赣各个时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张启龙：《往事与怀念》，《人民日报》1984年5月13日。】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这个发言，通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的“这种坦率的实事求是态度，使到会同志很受感动”【王首道：《任弼时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写在〈任弼时选集〉出版的时候》，《解放军报》1987年9月29日。】。“感到他所说的符合当时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使我们深受教育。”【参见王首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怀念任弼时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个发言文风朴实，观点鲜明，不浮饰，不推诿，成不居功，败不诿过，不文过饰非，不矫枉过正，为后来的党史研究树立了榜样。

湘赣工作座谈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大反攻阶段，延安整风进入最后阶段，党的七大即将召开的重要历史时期召开的。这次座谈会全面总结了湘赣时期的经验与教训，为以原湘赣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新的抗日战场，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最终完成，为延安整风继续深化，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在书写这部教科书时，任弼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团结同志的目的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党课，其中表现出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更是值得每一位党员学习。

（作者张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