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任弼时的学习观

简论任弼时的学习观

曹阳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一生酷爱学习，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停地学习，树立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明确学习目的；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高效学习方法；培养从头学起、持之以恒的良好学习习惯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观。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任弼时的学习观不仅是他光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明确的学习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极端不平等，任弼时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都在为找到一条改造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努力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于在昏暗、混乱中苦苦求索出路的中国青年来说，是一道令人兴奋的光芒。五四运动后，任弼时走向革命实践，在探索与比较中，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并立志追求。1921年5月，他准备赴莫赴科东方大学学习苏俄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以实现理想。临行前，他深情地写了一封家书，表达了自己此去苏俄学习的目的，“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任弼时以“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的抱负和决心，去学习改造社会，建立“大同世界”的方法和道路。“大同世界”在古代指人人友爱，没有战争的社会。而在此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任弼时所谓的“大同世界”，更多的是“振兴中华”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任弼时在此时已确立明确的学习目的：寻求救国之路以实现民族复兴。而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党支部又将这一目标更加明确提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活动”。1924年7月，任弼时圆满地完成了他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国之前，在莫斯科红场坚定地表示，已经“决定了”，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参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7页。】，此后直到临终，他用一生实践了这个承诺。

围绕实现这一明确的学习目的，任弼时尤其强调学习的重点。即学什么才更加有益于实现民族复兴？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任弼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历史等理论为重点，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被历史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这样一个年轻的政党，如何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何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为了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任弼时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才能实现全党政治思想的统一、政治信念的坚定，才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他认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因为通过学习理论，才会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知道了革命运动的规律，行动就有了办法，而不是盲目乱碰。今天我们党处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中，要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要看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正确地决定策略路线；而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又要靠全党能否正确地执行。所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1943年，在延安时期，鉴于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任弼时又提出了每个党员都必须学习党的历史以及在这条道路上逐步确立并经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的思想，在党的成长历程中总结经验。他旗帜鲜明的提出“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因此，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他在起草《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又提出了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我们党经过二十多年的英勇奋斗，不仅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要求全党“首先要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在撰写的七大会议讲话稿中，任弼时进一步指出“党今后在重大转变中能否经得起考验，还要看以后的锻炼和进步”，“学习中国党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风，还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这里，任弼时所提出的党员干部的学习重点是由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党，但自创立以来也经历了许多风雨，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走好以后的路，必须回顾以前的路。

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学习有益于新中国建设的科学为重点，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自豪地站立起来了，这是在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取得的重大胜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新任务。这时，任弼时又对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的接力，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任弼时将这一要求，更多地在青年一代中提出，对青年寄予了深厚期望，反复强调“不要忽视青年的学习和教育”。1949年，任弼时精心组织和领导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嘱托青年团员要加强学习，“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特别努力学习于建设新社会有益的科学”，要求青年团要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其总目标是“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领导青年学习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即“一方面，学习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种具体工作上的实际运用”。并将领导和鼓舞青年团员，“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为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使团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页。】

不仅对广大青年，对自己的儿女，任弼时也提出了同样的学习要求。这一时期，任弼时在给儿女的书信里，总要和他们谈论学习，教导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1948年10月，大女儿任远志在晋绥解放区上中学，任弼时殷殷嘱托：“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字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参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1950年，任弼时在莫斯科休养期间，他的二女儿任远征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上了中学，任弼时收到消息十分开心，在给远征的信里，他鼓励她到中学后像过去一样继续努力学习，“将来转进高中和大学一直好好的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上最有用的人材。”【参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小女儿任远芳出生于莫斯科，一直被寄养在国际儿童院，虽然没有在身边长大，但父亲却常常牵挂着她，写信教导她要多学习，1949年11月，任弼时在给11岁的任远芳的信里说到：“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在苏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参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任弼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在对青年的学习要求中，又把学习建设新中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学习建设于新社会有益的科学作为学习重点，这些都是与他所确立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学习目标相一致的。

任弼时围绕不同时期所确立的不同的学习重点，无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历史，还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各项技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高效的学习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明确了学习目标，选择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样重要。任弼时既批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批评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正因为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良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使他能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同样，在学习上，任弼时倡导全面的学习，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习理论，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此，任弼时提出了“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的高效学习方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理论学习的旨意在于通过学习和研究前人的知识成果形成新的结论和新的认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离不开实践这个环节。1925年，他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后，经过半年的工作，就感到之前的在莫斯科的学习没有注意实际研究，缺乏处理实际工作的经验，“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他认为玄空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至多能做点文字宣传上的帮助，然做文章看书又没有时光，且空空普遍的理论”，因此，他致信尚在莫斯科学习的罗亦农和王一飞，希望他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注意学习对实际应用有用的东西。【参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1页。】

在东方大学培养的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使任弼时更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加上他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因此，任弼时成为较早主张并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任弼时总结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的决议精神，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的文章中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在他看来，学习的目的终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任弼时一以贯之的主张，在后来的革命征途中，他反复强调学习的实践作用，并具体到不应教条地学习马列主义，而应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中国化。1942年，任弼时在担任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他提出中央党校的学员要多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同时学习些实际政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页。】1943年，他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的文稿中进一步说明：“其实，我们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他提出党员干部必须认识到，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但也不能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还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要做到在实践中学习，任弼时首先提倡必须向身边的其他同志学习。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经历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在革命战争中，任弼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是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参与制定了很多党的重大决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常提醒同志们要学习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学习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不要从主观的态度去从事工作，制订计划，必须要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又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问题。任弼时与贺龙曾多年并肩作战，在伟大的长征中，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在湘鄂川黔创建新的根据地，一年后又一同长途远征，一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任弼时称赞贺龙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踏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他号召大家要向贺龙学习，学习他对党对革命的踏实，学习他的立场坚定、大公无私。【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276页。】

不仅要向领导同志学习，任弼时认为，同志之间，无论是来自何处，也无论是什么级别，都要做到相互学习。1940年9月，在一次边区中央局的常委会议上，任弼时提出外来干部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尊重地方干部，向他们学习；地方干部也须向外来干部学习。【《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页。】1944年，任弼时告诫南下的同志们要首先求得与地方干部的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以为我是老资格，是延安来的。应该首先要尊重他们，和他们团结。对上级应当服从领导，对同级应当尊重他们，对下级也要向他们学习。要承认他们那段历史有功绩，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我们这次去的同志差一些，我们也应该采取帮助的态度，向他们学习的态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此外，任弼时更加提倡党员干部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树立群众观念。任弼时认为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是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任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的文稿，文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写道：“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即使是在国民党反动集团行将瓦解，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任弼时仍旧清醒地提出领导干部要向群众学习。1948年4月，任弼时出席了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五位书记从延安分手后第一次聚首。任弼时在会上提出“领导者要学习黄河船夫，舵手在惊涛骇浪中把准方向，预见风向水势”【《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5页。】。任弼时用生动的语言说明在无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领导者都要善于向群众学习，要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找准方向，看清路线。任弼时在这里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只有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任弼时“向群众学习”的学习观点也是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的一条重要渠道，只有向群众学习，拜人民为师，才能在实践中增强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本领。

三、良好的学习习惯：从头学起、持之以恒

在学习实践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更快掌握学习方法，达成学习目标。任弼时认为学习无处不在，他不仅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做到了不懂就学、从头学起，并持之以恒，他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也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

任弼时主张不懂就学，从头学起。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负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任弼时在代表中央领导边区工作后，深感责任重大。虽然早在1931年中央苏区工作时，任弼时就已经接触经济工作了，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也曾领导过经济建设，而像这样面对敌人严重的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又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主持经济工作，还是有很大挑战的，需要摸索出适应新形势的新方法。加上这时，我们党对政治和军事斗争比较熟悉，而对于经济建设工作却比较陌生，很多同志都“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这时候，任弼时告诫大家“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一切都要从头摸索，“然而商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行行出状元’，这一句话说明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精微奥妙的高深知识，绝不能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学会一行，就必须虚心地从那一行的ABC学起才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47页。】尽管有着一定的经济建设经验，但任弼时仍以这种从头学起的决心，领导陕甘宁边区开展经济建设。在他的带领下，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边区经济得到了发展。

他不仅要求自己，也常常鼓励别人从头学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任弼时因病在玉泉山疗养，在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前来探望时，任弼时向他询问起华东海军建设情况。当得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的方针，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组建一支初具规模的、作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基础的华东海军舰队时，十分兴奋。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多是从海上来的。”但由于建设海军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从头学起，任弼时又鼓励张爱萍安心工作，“不会作海军工作，就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我们才能解放台湾，保卫海防，我们中国人民就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海上侵略了。”【《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5页。】

任弼时始终坚持学习，持之以恒。任弼时即时身处劣境，他也能坚持学习，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任弼时在工作中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安庆的饮马塘看守所。据当时安徽省临委的秘书柳湜回忆，任弼时在狱中帮他分析案情时告诫他说：年轻人有个缺点，就是急躁，总想马上冲出监狱。能冲出去自然好，但明明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要准备坐牢，利用坐牢时间学习。同在一个监狱的芜湖市党的区委书记戴映东回忆说：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在柳湜等同志领导下，成立两个学习组，一是工农分子学文化，一是有文化的同志学理论，使难友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任弼时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这种坚忍不拔、甘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在学习中，他同样有着坚持不懈的韧劲，没有休息，不计享受，即使在病中，也不忘学习。因此，他的学习精神也是这种“骆驼精神”的重要体现。1950年3月，任弼时在苏联疗养期间，心系新中国的建设，他除了按医生嘱咐每天散步等室外活动，其余时间都在学习，他阅读《真理报》和《党的生活》杂志，把其中有关的文章摘录下来，译成中文，他的关注点集中在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工作和党的组织的建设方面。在他的秘书朱子奇提前回国前，他特意购买一批有关苏联经济建设方面的图书带回国去，对他说：“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还特别提到要学习建立水电站，管理集体农庄和办人民福利事业的经验。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学习必须养成良好的习惯，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知识问题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学习已成为世界的潮流。但有的同志却常常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这绝不能成为我们放松学习的理由。领导干部应该学习任弼时，养成这种不懂就学，从头学起，坚持学习，持之以恒的学习习惯，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学乐学。

1950年5月，任弼时结束在莫斯科的治疗后返回祖国。他心系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多次致书毛泽东，请求工作。当得到同意，恢复部分工作时，任弼时觉得有许多事需要马上去做，他详细了解当前的工作安排，听取工作汇报，还十分关注朝鲜的战局，每天阅读电报，查看地图。7月，他为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精练的话语掷地有声，充分体现出任弼时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三个多月后，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溘然长逝，他一直学习工作到生命的最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对待、来倡导、来坚持。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历史任务。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摘自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任弼时的为学之道、学习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他在革命征途中留下的这些对学习的论述，对我们今天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更是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者曹阳，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征研三处处长）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