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精神风范的现代启迪

任弼时精神风范的现代启迪

高旗

任弼时的精神风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领袖集体精神风范的具体显示，是那一时代中国革命精神风貌的一个集中缩影。任弼时离开他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已届60余载，而他的精神、风范、境界、气概，永具光辉、昭然百世。尤其在面对当下党内存在“四个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之时，继承先辈，方能除旧布新；趋步懿行，才能开拓未来。

一、崇高的理想追求是扫除“精神懈怠”危险的无上利器

党的第一代革命家，是以群体性的风范，给全党予巨大影响的。树立这种精神风范的根本，来源于他们在民族苦难深重的年月中，以救国拯民的崇高追求、民族振兴的强烈意愿，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襟抱。国家危难的情势是胸中块垒，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心怀的蓬勃活力。任弼时就是如此：将马克思主义“解放社会人类”的宗旨同解放与振兴中华民族融合终生。因此，他有高尚的节操与宏大的追求。叶剑英元帅评价任弼时说：“从16岁起，就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第65页。】。正是这种“天下为公”、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与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境界，使包括任弼时在内的这一代革命家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与献身精神。

任弼时16岁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就抱定了这样的决心，“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这其中丝毫没有个人利益的盘算，体现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刚毅风骨。17岁赴苏俄留学，在途中的海参崴，身患重感冒甚至被怀疑染上鼠疫，历经磨难；在从伯力到黑河的火车上，由于缺煤无暖气，“冷得像在冰窖里”，倍尝辛苦。最终历时近两个月，行程七千余里，到达莫斯科。“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这个精神路标，成为他履艰难如平地的不竭动力。

在严酷的环境考验中，始终精神不懈。

任弼时在1928年和1929年两次被捕入狱，在刑讯拷问、牢囚鞭打中，以坚定的信仰支持了精神的坚守，囹圄困境不能减损其革命意志。

1934年至1935年长征途中，天上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粮短盐缺，弹雨硝烟，行军鏖战，生死未卜，任弼时带领部队却毫无气馁，险境反而激发了一往无前的革命热情。二、六军团先是击溃与歼敌近20个团，开辟了面积2.5万平方公里的湘鄂川根据地；后在长征路上同10倍于己的强敌苦战，打败敌20多个团，毙伤俘敌二万余，扩充红军8000之众【参见《任弼时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任弼时同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不竭的力量源泉。

而今，在革命胜利果实的根基上，远离扛枪打仗、开国创业的“守成者”中，有的人却“精神懈怠”，得过且过者有之，尸位素餐者有之，理想虚无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甚至还有求神拜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也有动辄占卜扶乩、醉心风水择吉的，显示了精神的委靡与理想的涣散。是“人文大脑”的空壳化，境界标尺的矮化。胸中容纳的只有“小我”，利益的衡尺唯有“自己”。则一旦私欲不遂，在锱铢必较中自然是所谓“意冷心灰”或者是物欲横流。高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典范的革命传统，振奋共产党人“英特纳雄奈尔”的理想追求与“振兴中华”的奋斗指向，以革命理想激励人，以高尚信仰提升人，以楷模榜样启迪人，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哺育人，是扫除“精神懈怠”危险的无上利器。任弼时以个体的榜样与革命家们集体风范代表的象征，成为今天党性教育中最生动最深刻的教材，是凝聚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人物示范。崇高的理想追求是扫除“精神懈怠”危险的无上利器。

二、踏实的苦干态度是荡涤“能力不足”危险的祛病良药

全身心的投入，一步一个脚印的苦干，是成就杰出人物和成就辉煌事业的台阶。“意志坚强，吃苦耐劳”【李锐：《直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285页。】。这是党的领袖群的集体特质。

任弼时仍然是这个革命传统风范的一个榜样，如同叶剑英评价的：“弼时同志却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为党为人民贡献他的一切”【叶剑英：《哀悼任弼时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日。】。任弼时的苦干精神有一个特点，常常是在力难能及的时候，还竭力支持，不嗔不怨。

艰险的白区工作，牢狱的刑笞摧残，军旅的繁重担子，加上任弼时革命禀赋中认真耐劳的精神，使他的健康状况极其不佳。但只要革命有需要，他的态度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党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任弼时身作表率，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姿态，以堂堂男儿、高级领导的身份干从未从事过的工作，操纺车纺棉纱，这是人生的“小苦”，他深知这是在“讲政治”，后来在纺纱比赛中所纺之纱被评为第一。【田新华：《任弼时人格魅力探析》，《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年4月，第30页。】不以事小而不为，“吃苦精神”已渗透到血液中。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时，任弼时已患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动脉血管严重硬化，脑供血不足，他仍然追随与协助毛泽东转战陕北，每天“阅读各地来往的军事等各方面的电报、文件，接待各分管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75页。】，呈现的是十足的苦干忘我的境界。他什么都忘了，唯独没有忘记革命者肩上的责任；他什么都记住了，唯独忘记了对自己身体的珍摄。而今思之犹令人血液升温，肃然起敬。他参与了著名的“三大战役”等的指挥，运筹帷幄，日理万机，医生和战友们都一再劝诫他不要熬夜，减少工作，他的回答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解放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3页。】“躺不住”，真是“吃苦”的命，这是为革命甘愿的吃苦啊！

1950年任弼时逝世前夕，他关注的问题，一是借鉴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2页。】，二是朝鲜战争的时局【《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3页。】，三是农村党员思想情况【《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85页。】。病逝前6天，还为《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写了纪念文章。正如鲁迅所言：中国自古就不缺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生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这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肯为人民的事业而苦干，就出才干，就出能力。所谓实践出真知，这是普遍性的常识，也是事物运行的真理。

但我们在承继苦干创业、实干兴邦、奋斗成才的传统时，也有不谐和之音，党内仍存在不少干部“能力不足”，不足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改革大局的状况，甚至成为影响执政的“危险”。就其本质而言，“能力不足”，在精神层面是斗志不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运作层面是吃不得苦，耐不得劳，骄娇之气，甚至耽于享受。在行为层面是“懒政”，不欲作为，但求无过，因循守旧，惮于开拓；在思想层面是滞于学习，不肯研究《共产党宣言》160余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漠于面对改革30余年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既无在实践中“摸石头”探索的勇气，也无在探索中“勇于过河”的实践兴趣，更缺乏“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心为公的豪气。结果是“少干事情少麻烦，少于事情少犯错”的私欲不断滋长。要克服这种惰性充溢的“能力不足”，除了使用惩惰励勤的组织手段外，是需要“照镜”、“洗澡”乃至“治病救人”。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治懒、治惰、治精神萎靡下的“能力不足”，需要的就是任弼时的“骆驼精神”，这就是叶剑英总结的：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需要任弼那样的信念：“能走一百步，决不走九十九步”。需要任弼时那样的态度：“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一个花甲的时间过去了，回顾毛泽东当初为任弼时的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这个不朽的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继承的传统与家风。

三、唯实的群众路线是克服“脱离群众”危险的不二法门

党的群众路线完善于第一代革命家手中。毛泽东就完整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任弼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更是出色的实践家。

群众路线的真谛，任弼时认为，就是“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抗战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就是要从“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即日寇侵略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一个能指导中国走向胜利的伟大领袖、伟大思想与正确方针、策略。历史事实的考察表明，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开始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良好局面。而自1922年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这就意味着两者的关系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如何使共产国际在认识上和组织上认可并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而克服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个巨大错误。这是个关乎中国革命的走向选择，从而影响抗战前途、党的命运和“打败日寇”这个大局的历史抉择课题，而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亿万群众最大的愿望和最大利益的时代体现。中国时局“谁来掌航”事实上成了“一切为了群众”的战略话语意向，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当时根本的群众意愿的最高表达，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的权重表现。1938年4月，受党中央委托，到莫斯科的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长达1.5字。5月份，他以流利的俄语、充沛的激情，精准的表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生动、翔实、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的补充，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执委会主席团）原有的认识”，最终使其以“决议案”的方式“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并告诫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525页。】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有效工作，使嗣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重要地位”，这个历史功勋得到全党的公认。“群众路线”可以通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具体而细微的方式体现，更可以而且必须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在战略与宏观大局上体现。老百姓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何止是朴素的阶级情感，事实上表现的是，他们直觉地感知到“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是百姓利益最集中的人格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从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聚焦党的群众路线的高瞻目光与真髓，在当时就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立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及方针政策并使之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落实，任弼时是从认知到行动上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这种践行方式有其独到性和卓著性。

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和主力军是农民，他们是最大的“群众”群体。克服农民阶级中的某些不足，代表他们的长远与根本利益，就是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内涵。解放战争时期，在最初国共军事、经济力量巨大悬殊的形势下，人民革命事业能迅速由弱变强，除了军事方略的卓越等要素外，与任弼时首先正确地分析农民阶级内“中农”群体并力主“团结中农”的政策取向息息相关。任弼时认为，在老解放区“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了中农”，“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他在深入调查了解土地改革中存在的损害中农利益、影响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进程的种种情况后，认为必须重视与强调保护中农这个巨大群体的利益，而保护中农利益的关键在于区分中农与富农，因此同时提出降低界定中农的标准，在维护贫雇农权益的基础上，重申“中农是我们的永久盟友”，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任弼时的主张，“成为关键时期土改政策调整和转变的先锋，它的意义和作用极为关键”【《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这些正确主张，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产物，是维护广大农民主体利益的重要举措，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政治表达，是群众路线融汇到肝胆中的真切体现。

但当下有的人却完全忘记了老一辈革命家涵化与培育的优秀传统。一些干部在政治上“官本位”十足，高高在上却又目光短浅，不接地气却又自诩高明，不深入基层却又信口开河，常常是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尽作些不经调查研究的空论与“指示”，既不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反而疏离了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在决策上胸无全局，只急功近利地关注“政绩”，热衷于大轰大嗡，多了哗众取宠之心，少了脚踏实地之意，其所谓“规划”常常是“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一旦由于违背事物规律而造成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多半是“拍屁股走人”。因此往往损害地区、单位与群众利益，造成干群关系中的消极影响，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酿成了真正的脱离群众的恶果。在工作方式上，耐不下性子沉不住气，疏于蹲点解剖麻雀，懒于思考总结经验，怯于真枪实弹地解决民众切身的问题，恰恰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这种状况下，缅怀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那种全局在胸、下好每一着棋子的胸襟，那种脚踏实地、跬步千里的作风，用之来对照社会生活中我们队伍里存在的种种缺陷，在“照镜子”中看到丑态，在“洗洗澡”中去除污垢，才能端正衣冠，祛病健身，振奋精神，不负时代与群众的愿望。

四、朴实的清正作风是反对“消极腐败”危险的正能量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倡导与坚持的队伍建设准则。也是党的领袖群身体力行、垂范天下的整体形象。“艰苦”就是不尚私财，“朴素”就是不事奢华，“奋斗”就是舍“小我”为“大公”。几十年来作为革命的传统风尚由上而下地起到风行草偃的示范作用。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党的领袖群体的风骨格调、精神气韵自然体现在他身上。他从无特权思想，他告诫别人同时更是告诫自己，“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页。】将自己融入到党的事业中，从而“特权”与他无缘。

他从不追求个人的物质财富，却精打细算地爱惜“公家”的资源与培育干部的节俭作风，体现毛泽东提倡的那种“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精神。延安时期，任弼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吃、穿、用、度精密计算，细到四个干部一盏灯每年的用油量，六个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开支，落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准则【《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页。】。倡导的是“朴”与“素”的创业风尚。

由于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更由于领袖们的精神境界，任弼时同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一样，不事奢华而以素朴节俭为尚。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年中，战争胜券在握，革命大功臻成，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任弼时，身上穿的毛衣仍然是妻子陈琮英“用一条延安时用过的旧围巾改织的，孩子们穿的衣服有的是用旧制服改缝的，吃饭时，用的餐具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筷子上系了绳子，显然是行军时用过的”。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竟然如此简朴，是那一个血与火考验过的年代革命者的风采与领袖群的风范。当年年底，因病不得不赴苏联治病的任弼时临行前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家属一个也不带；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冬季皮大衣是需要的，但夹大衣就不必做。怕“给国家添负担”【《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这体现的是“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的根本宗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展现的是任弼时从政治到经济“对己要严，对人要宽”的革命家襟抱【《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页。】。诚如当年郭沫若在北平赞叹和表述的：“我们还应该把这光荣永远保持下去，不要使它降低、变质、失坠”【《郭沫若在二十六日北平欢迎会上的演词》，《人民日报》1949年3月1日。】。

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任弼时同志的高尚精神，鲜明区别了“欲望”与“理想”的两种不同境界。前者是个人目标的追逐，后者是人民利益的追求，两者仿佛都是一种“志向”，但实质的相异不啻天渊。裹挟于“四风”的人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楷模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欲望”与“理想”这个立足根基的不同。精神的感召，也要仰赖榜样的力量。显然，任弼时为全党和广大民众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和党性崇高的榜样。

今天，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指出要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并认为风气好不好主要看领导。于是从中央一风而下首先践行改变作风的“八项规定”，使社会的正能量大大增益，从而这样的理念日益得到认同：像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摆对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说话办事；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思想和行动中，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为官。这就是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革命传统的新写照，这就是延安精神的现代旋律，这就是今天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真谛所在。

（作者高旗，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教授）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