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莫斯科东方大学

任弼时与莫斯科东方大学

李琦

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期，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8月，他成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对此曾有过一个评论：“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胡乔木在这里说得是很中肯的。任弼时在党内的经历异常丰富而又全面，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是比较突出的，所以才会有“微妙”之论。

任弼时“资历老”和他与共产国际的渊源密切相关。这两点都离不开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三年的留学经历。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是东方大学第一批学员。他的同窗有刘少奇、罗亦农、萧劲光、曹靖华、彭述之、蒋光慈、汪寿华等，共36人。在他们中间，任弼时和刘少奇后来都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其他人中也走出了许多政治名人、作家、翻译家。东方大学的经历都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的精彩篇章。至少从政治名人来看，任弼时恐怕是从此段经历中得益最多的一位（刘少奇仅在莫斯科待了8个月就奉调回国了）。本文依据已披露的不多的史料，尝试大致勾勒任弼时在东方大学的所学所得，以及后来与之相关的一些人生轨迹。

一、留学东方大学的缘由

任弼时等人留学东方大学，是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留学大潮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大批有志贫寒青年中，可称为潮流的留学活动，最初是赴法勤工俭学。比任弼时年长11岁的湖南同乡毛泽东，当时已是湖南学生运动的翘楚人物，他和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决心“改造世界”，崇尚“大留学”。他本来也拟赴法，并四处奔走组织，成功送走包括李富春、蔡和森等在内的几批优秀的湖南青年，但他本人却选择了留下，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留学兴趣点转移到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不久的1919年至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对苏俄产生了了解和效仿的兴趣。各地相继出现研究俄罗斯的团体。1920年8月21日，毛泽东、彭璜、姜济寰、何叔衡、贺民范、方维夏等发起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举为书记干事。该会宣称“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会务有三：“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大公报》（长沙）1920年8月23日。】由于倾注全副精力于国内实际革命活动，毛泽东再一次选择留在国内，但在他的努力下又促成了一批青年赴苏俄留学，其中就包括任弼时。

1920年夏，16岁的任弼时临近中学毕业。他的同窗萧劲光回忆他们当时的思想状态时说：“青年人总是有理想的，我们不愿在内忧外患的国度里，做任人宰割的牛马，做一个仅仅为了谋生而活着的人，而想寻找我们理想中的最好的出路。”当时，“我们所向往的是效仿前几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到国外去见见世面，一边工作，一边求学，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来改造这不平等的社会”。【《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可惜当时赴法勤工俭学已经不再派了，只能另寻出路。当任弼时和萧劲光听说有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时，心中的愁闷一扫而空。二人“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地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萧劲光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于是由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他们加入了正在筹建中的俄罗斯研究会。当年秋天，在毛泽东等人主持下，经反复研究，最后选定任弼时、萧劲光等六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另一位湖南人刘少奇有过与任弼时相似的经历。他起初也是计划赴法留学。1920年夏，他从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后，因筹措不到赴法费用，只得返回长沙。同年10月，刘少奇经贺民范介绍赴上海。

上海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吴廷康来华后，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谈筹建共产党的同时，在知识界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活动，准备选派一批青年去苏俄留学。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开办了这个外国语学社，主要教授俄语。8月22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20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包括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卜士奇、彭述之等。1921年4月，经共产主义小组与苏俄方面联络和安排，决定分批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

这一批得风气之先的以湖南籍为多的先进青年，原本打算如赴法的青年们那样半工半读以为一条出路，历史却给了他们更好的机遇。1921年2月，根据当时的国际革命形势，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等院校，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这就是设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由斯大林任名誉校长。其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国际部则专门培训东方各国学员，下设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度班等。东方大学是苏俄乃至苏联最早一批高级党校之一，是一所政治大学，专事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政治干部，它不仅不收学费，而且包食宿，还提供各种各样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相反，当时欧洲失业严重，多数赴法勤工俭学生不仅难以进入各种专业技术学校，甚至连生活都越来越困难。

萧劲光回忆说：“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工农政府，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些在书本中、课堂上读到、听到的崭新世界，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想到这些，我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萧劲光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吴廷康介绍，第一批学员乘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同任弼时一批赴俄的还有刘少奇、萧劲光、任作民、任岳、彭述之、罗亦农、卜士奇、蒋光慈等，湖南人占了一半。临行前任弼时在给父亲任思度的信中说：“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这一批36名学员经过了近3个月的艰险旅程，于8月抵达莫斯科，成为中国留苏学生中的“先驱”。三年后东方大学的规模已仅次于当时苏俄最大的政治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中国班学员达到100多人，其中不少人是从欧洲转赴而来。四年后，另一所著名的政治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才在国共合作大潮中成立。

入学伊始，苏俄方面为了他们今后回国革命时的安全起见，给他们每人都取了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Бpийский）。“任弼时”这个名字也是从这时取代他的本名“任培国”的。

二、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及与共产国际、苏俄的接触

进入东方大学，最重要的当然是按照苏俄方面的安排，进行课程学习。苏方为了培训中共留学生，不惜在当时国内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汇聚了大批优秀师资，固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希望对中共党团员骨干进行培训和塑造，使其接受并信仰苏俄式革命理论和经验，在其回国并成为中共的领导阶层后，将留学期间所受的影响发挥出来，使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能够按照苏俄的设计来发展。而研究苏俄、学习苏俄，为将来回国以苏俄式道路从事中国革命做准备，也正是任弼时等赴苏俄留学的明确目的：当时的中国革命，只有苏俄经验可以借鉴。

1922年3月5日，根据当时党团组织的要求，旅俄青年团团员们都填写了一个情况调查表。从任弼时填写的这张表上的一些内容上，可以大致看出他初入东大时的所求所想。如：来俄时的目的：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相当的革命运动；政治经济和俄文学得怎样以及有何心得：政治经济，从前可是不明白的，现在觉明白了一个大概，算是才有进步，俄文也算有进步；现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现在是想求点革命的工具，使自己的观念明白，将来少要做点运动；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在什么地方活动，干什么事情：回国问题，只看工作之急缓，不过自己的工具，还觉不足供用，若是回国，没有相当可以运动的机会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厂去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上海或湖南。若是有机会还能多求点应用的工具，我很愿意。【任弼时：《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1922年3月5日），《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刘少奇在1922年初也填了一张团员调查表，他在“现在愿做何事”这一栏里填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当年春，校方通知刘少奇等几个人根据工作需要结束学业，派回上海。【《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从刘少奇回国后，很快回湖南从事工运，领导风起云涌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来看，国内党组织确实迫切地需要一批成熟而过硬的干部施展才华。同时短暂的留学经历也就很难在刘少奇身上留下太多痕迹。而从任弼时填写的团员调查表可以看出，任弼时当时还不想立即回国，希望在苏俄多学点东西，同时也在这个列宁的国度里多一些停留，多一些感受。这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学生的想法。

基于其培训政治干部的宗旨，东大的课程偏重于政治理论教育尤其是苏联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开设的课程包括：联共（布）党史、国际共运史、俄语和一门西方语言、相关国家的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理论等等，其中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理论是最为重要的课程。东方革命史课程曾由其第二任校长舒米亚茨基主讲，可见其重视程度。

的确，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心“红都”莫斯科，他们拥有的是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他们不仅系统地阅读和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重要的是大大扩展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1921年7月9日任弼时等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适逢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他们被安排与会议代表同住一旅馆，并作为东方民族代表轮流列席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列宁的演讲为这些初到莫斯科的中国青年，上了令人难忘的第一堂政治课。

任弼时抓紧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尤其是学校的课程全部用俄语教学，在多数学员俄语不过关的情况下，他迅速练成一口流利的俄语，形成诸多学习和锻炼优势。据回忆，当时任弼时年纪最小，身体也差，经常患感冒，但他学习非常努力，俄文的水平提高很快。同志们问他有什么经验时，他腼腆地回答说：没什么，听不懂的多听听，记不住的多念念，自然就会了。【《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学校曾聘请瞿秋白和李宗武来当中国班的课堂翻译兼助教。1922年12月21日，因瞿秋白回国，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就由任弼时接替了。

不久，任弼时有机会又一次参加国际会议。1922年1月21日一2月2日，针对西方国家的“太平洋会议”【1921年11月，美、英、法、日、意、比、葡、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远东霸权，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和中国的代表一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会议公然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等”。】，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团44人，团长是中共代表张国焘。瞿秋白、俞秀松、任弼时、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林育南、张太雷、罗亦农、萧劲光等分别以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代表为张秋白。当时任弼时还不满18岁。两年后的1924年5月，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任弼时等11人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7月15日—25日，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举行，任弼时和卜士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除团长卜士奇由国内派出外，任弼时等三人都是东大学员。在这些国际会议上以及平时接待国内来访者的活动中，任弼时运用他对环境的熟悉和语言优势，为从国内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的交流服务，与这两方面的很多“大人物”都建立起很好的“人脉”。

在莫斯科，离世界革命领袖列宁很近，这是当时任弼时等世界观正在形成中的青年坚定革命信念的精神动力之一。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莫斯科顿时陷入悲痛之中，东大也举行了追悼大会。任弼时立即绘制列宁遗像一幅，悬挂在中国班里以示悼念。一连数日，莫斯科各界代表纷纷赴全苏工会大厦向列宁遗体告别。东大学生也将集体前往，但在进入大厅前需要冒着严寒排长队久久等候。任弼时平时学习用功，俄语又好，与苏俄同学交往相对较多，同时他又担任中国班团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党支部局的同志很熟悉。1月25日凌晨，一位苏俄同学悄悄叫上任弼时，加入东方大学支部局代表的队伍，提前“看列宁去”。任弼时拉上萧三（曾是任弼时在长沙读小学时的老师，从欧洲转来东大）一起去了。

而此行更重要的是，瞻仰完列宁遗容后，他们又被安排代表东方民族为列宁荣誉守灵五分钟。参加护灵的人分若干批，每批四人，分别站在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萧三清楚地记得，他站在列宁的右脚方向，任弼时站在列宁的右肩方向。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在明亮的灯光之下，我觉得他栩栩如生，正所谓虽死犹生。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我的感想千千万万。”“我略低着头，眼睛直望着安静睡着的列宁，直到护灵的最后一秒钟。”【《永恒的春天》，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2页。】任弼时和萧三是为列宁守灵的为数极少的中国人，这个特殊的经历在任弼时年轻的心中造成的震荡是难以磨灭的，更坚定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数月后，任弼时奉命回国，临行前特意去拜谒了列宁墓，发誓为列宁的事业而永远奋斗。

三、在中共旅莫支部的锻炼

除了参加东方大学所安排的课程外，中国班的学员还有自己的组织和活动。这就是中共旅莫支部的活动。

东大中国班起初并无党组织，但有团组织，称为“旅俄青年共产团”。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的是罗亦农、王一飞、华林和彭述之，任弼时担任执行委员。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国内召开后，旅莫团员分批转入共产党。刘少奇、卜士奇、罗亦农等是最早转党的，当时旅莫中共党组织称为“旅莫小组”或“旅莫组”，“推罗觉（即罗亦农）为主席”，并由大家轮流担任党团员大会的主席。

任弼时是在1922年冬的一次中共旅莫组会议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这次会议正好陈独秀也参加了。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来莫参会。12月7日，他来东方大学看望留学生，并列席了会议，讨论通过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蒋光赤（蒋光慈）、秦抱朴等为候补党员。

此时，由于一战后欧洲形势恶劣，前几年大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学习和生活处境都十分困难，留学苏俄显得更有吸引力。更鉴于苏俄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和安排中共旅欧支部成员转而赴俄。1923年4月的一天，任弼时同王一飞等到莫斯科火车站迎来了由赵世炎带队的中共旅欧支部派来的第一批12人。其中陈延年、陈乔年是法共党员，熊雄、王圭是德共党员。这里还有一个插曲：萧三是1920年5月赴法的，1922年春任弼时致信萧三，向他介绍东方大学的情况及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状况，问萧三“有无意思前往苏俄一游”。萧三几经周折，于当年底只身辗转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比赵世炎他们早了几个月。【参见王政明：《萧三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1923年4月28日，中共旅莫支部正式成立。原旅欧支部的党员转入旅莫支部。至此，中共旅莫支部有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总计23人。经选举，由罗亦农、彭述之、赵世炎三人组成支部委员会，罗亦农为书记。

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组到旅莫支部，均将训练职业革命家作为宗旨，宣称：“共产党员，除了革命，别无职业——我们是职业的革命家。”为了成为合格的职业革命家，东大中国班的党团员除了学习苏俄安排的课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党团员的思想训练。在旅莫支部成立大会上，罗亦农提出党内对个人主义及不负责任等问题的监督，应给团组织做表率。他建议党员分成三个小组，互相监督，遇到不对，即报告书记或用其他方法纠正，每月必须开一次批评会。罗亦农的提议得到全体赞同，并讨论形成决议案，指出：“我们来此是研究共产主义，养成自己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去替中国的无产阶级服务”，“我们本是由经济落后的国度而来，自然一定要受到这经济落后所产生出来的恶劣影响，如天然的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心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对此“必须加以严格的纠正，即须以集体主义去纠正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规律主义去纠正自由主义和知识阶级的心理”。【蔡庆新：《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页。】要求每个党员必须作为“共产党这部机器之一部分”，绝不能存在勉强的态度和妨碍这部机器工作的行为；强调“团体的工作是我们唯一的工作”。在纪律方面，强调“始终要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反对铁的纪律即是消极的帮助有产阶级来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支部对“集体化”作了十分严苛的规定，指出“生活和意志要绝对的团体化、群众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意志之可言”，而监督和批评则是“达到培养我们成为铁一般似的共产党党员的手段”。【蔡庆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这样，支部将所有党员编成几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每周开一至两次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旅莫支部还十分重视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23年5月7日召开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任弼时担任大会书记。会议讨论通过的《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对党团员的思想、组织、纪律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会议还重点研究了“关于党员的研究范围及供国内本党机关报的材料方面”的问题。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经济学、工农运动史、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殖民地问题、无产阶级之艺术及青年、妇女、军事、宗教问题以及各国革命现状等。要求每个成员选择两个专题，写出文章供《新青年》及其他刊物发表。任弼时在支部活动中是十分积极的。如在一张保存至今的旅莫组会议记录中，还留着他的一项被采纳的提议：“研究内容增添少年运动一项；党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执行委员应加入团支部执行委员会。”【《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批赴苏取经的一批青年精英，中共中央对东大学生倍加珍视。与国内同志相比，他们在对马列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经验的学习等方面有很大优势，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十分看重他们的意见。例如，1922年12月18日的旅莫组会议，不仅学习和讨论了陈独秀带来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还就党章第二条、第三条提出了具体意见。党章第二条关于入党手续，只规定了报批单位而无候补期，介绍人也无具体限制。旅莫组讨论结果认为：“党员入党时，须有三月以上之入党党员二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即为正式党员，但知识阶级等，须经相当候补期。”党章第三条规定“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旅莫组讨论时，一致建议上述两类党员，也要“经某机关审定”才得为本党正式党员。如上两条意见他们向党中央报告后均得到相当重视，并被采纳。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第一章党员第二条改为“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第三条则改为：“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这两条规定曾成为整个大革命时期我党组织建设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蔡庆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为了使大家尽量熟悉和了解国内革命实际，旅莫支部像这样对国内形势及国内文件的学习和讨论是很多的。为了方便学习和集体研讨，他们将全体党员分为党章、党的策略和农民问题三个专题研究组，每周讨论一次，最后由大会讨论。任弼时参加党章和党的策略两组。他们与国内的通信往来也十分密切。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们心系故土，期待着学到一身扎实本领，回国投入实际工作。

四、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回国效力

在苏俄艰苦而愉快的学习中，任弼时在学识上和政治上逐渐成长。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但他仍然思念故乡：“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7页。】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后，国共两党均感干部奇缺。在莫斯科已经受训两年多的东大学生更是一批宝贝，他们回归故土，投身于火热的实际革命工作、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时间也日益临近了。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历史中，还有一件事少有人提及，就是接待蒋介石访苏。1923年秋，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共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1923年9月2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和苏俄商谈关于援助国民党和建立黄埔军校事宜。除“全权代表”蒋介石外，随行的还有沈玄庐和张太雷。东大中国班全体学员为他们举办了欢迎会，蒋介石发表演讲。10月10日，蒋介石在住地宴请全体中国学生，欢迎中共党员和团员参加国民党。东大学生蒋光慈的印象是，此时的蒋介石“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马德俊：《蒋光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这也是国共合作初期局面的真实写照。

1924年1月24日，旅莫支部召开党团员大会，由任弼时担任主席，热烈讨论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问题。26日支部又举行常会继续讨论。会议决定按国内的指示，暑假后派一批在东方大学学习时间较长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回国工作，包括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等18人。后与吴廷康商议，在2月27日的常会上减为15人。罗亦农、任弼时、王一飞等8人暂时留在东方大学。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希望这些学生再多停留些时间，使他们更多更深地接受苏式革命的经验和路径，当然也更增进对苏俄感情上的亲近感。

1924年5月20日的旅莫支部大会，来莫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太雷也出席了。他告诉大家，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形成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因人手不足，有所削弱，以致党的刊物不能按期出版。于是决定加派陈延年、郑超麟和任弼时等6人回国。6月25日，第一批10名学员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共产国际的两个大会闭幕后，7月23日，任弼时等第二批学员随同中共代表团启程，于8月回到上海，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

回国伊始，年方20岁、身体并不强健的任弼时显示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才干。起初他曾被安排去国共合作风云际会的上海大学教授很热门的俄语，而后很快投身于青年团的工作，首先主要是贯彻共产国际大会的精神，筹备召开党的四大和青年团的三大。当年9月，任弼时就接受了三项任职：青年团上海区委委员、江浙皖区委委员、团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辑部编辑员，负责向《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团刊》三刊供稿。后又被指定为团中央的俄文翻译。在团的三大后，任弼时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1925年5月至1927年11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自1924年10月18日至11月8日仅20天内，他便在《中国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等4篇文章。据统计，截至1927年1月的两年零3个月时间里，任弼时仅在《中国青年》一种杂志就一口气发表了15篇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日后回忆说：我们是先读到任弼时等人的文章，接受了他们宣传的思想，尔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蔡庆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任弼时显露出的这些突出才华，主要是东大学习三年辛勤积累的初步成果。

任弼时等人从莫斯科“镀金”回来，起点够高，很有骄傲的资本，但任弼时却在工作十分勤勉的同时，又极其谦虚谨慎。如他在1925年2月18日致尚未回国的罗亦农、王一飞的信中说到他被选为团中央委员，感受却是：“在我个人本不愿本届当选，然CY人选问题是CP中央的提出，故我也未敢反对，既被选出之后，复分我以组织部的工作。自己老实着想实在能力不及，然中局因人关系，亦无辞可推，只得听命，尽力而已。”【《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在这段心里话中，人们后来常所称道的“骆驼精神”已然尽显。这个精神的形成，任弼时本身的性格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17岁赴苏受训三年，尤其是旅莫党组织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严厉的批评制度也不能不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留苏生涯，应当是任弼时一生严以律己、勤于自省的真正开始。

中共旅莫支部为把这批学生培养成中共政治骨干，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受苏俄模式影响较深，也容易把苏俄共产党的一些缺陷带到党内。如旅莫支部训练方针极端强调严格的纪律化、组织化、团体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而言”。爱好文学创作，志在成为一个“革命诗人”的蒋光慈，就被视为自由散漫。【马德俊：《蒋光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学员中也有人忍受不了纪律的约束提前回国的。而任弼时却由此磨炼得更加坚韧。而且，虽然党组织的纪律十分严苛，但任弼时在积极参与活动的同时，仍保持着青年人的活泼和乐观。他在一封家信中对东大生活的描述洋溢着十分欢快的情调：“莫城的天气渐暖和了，街衢的积雪渐融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地度过这种时光。”【《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所以有学者研究认为：“任弼时是一个内心世界热情活泼又性格坚定的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时期接受了上述严格的训练，这对于他的性格渐趋内敛和政治上颇为稳健不能说没有影响。”【《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在回国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地方执行委员会给任弼时的鉴定中写道：“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任弼时本人也很认同。他清醒地认识到，留学生们熟悉国内实际工作还需要一个过程，为此也时常苦恼：“接任以来为时不久，对于全国组织详情，尚无极明确观念，但现我正在从事清查。”由此他总结说：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为尤幼稚。玄空的理论，事实上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至多能做点文字宣传上的帮助，然做文章看书又没有时光，且空空普遍的理论，我们出版的刊物上也不觉得十分的需要，这是我们所感觉而感困难的地方”。【《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02页。】

正因为任弼时对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这个令多少人瞩目和羡慕的精英群体的优势和劣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积极勇敢地投身于国内实际革命工作，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努力克服脱离实际的不足，所以他在中共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及成就，与后来同样拥有优越“政治出身”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王明才有了天壤之别。

五、为什么是他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情况？

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里，任弼时与共产国际，特别是由于从事团的工作，与青年国际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他还曾赴苏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还曾要求他去莫参加筹备工作，后来他留守国内，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任弼时和其他东大学生一样，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历经艰险和挫折的磨砺。罗亦农、王一飞、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东大学生先后为革命殉身。

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明确了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1937年11月，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的王明从莫斯科空降回国，行前还受到斯大林召见。王明打着“国际路线”旗号，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新政策”为名，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主导报告，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观点，一度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此外，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王明进入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但却确定王明在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王明还坚持要在之后不久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王明还在武汉另搞一套，俨然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居，甚至将自己指责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等意见，秘密“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王明：《中共五十年》，1981年内部印，第192页。】，以求共产国际在组织上进行干预。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地位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向共产国际报告抗战实情和党内情况，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据《任弼时年谱》记载，1938年2月27日—3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等问题。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启程赴苏。抵莫后，他面见了季米特洛夫，并代表中共中央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向共产国际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并到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报告进行宣传，使共产国际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并在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9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方均可信赖的人选，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继续充当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重要纽带，直至两年后回国。之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张闻天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六届六中全会不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而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后来指出：“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因此毛泽东才会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共产国际的支持，对坚持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任弼时也因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也可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使命，而在人生中留下了闪亮的一页。

任弼时当时已经过革命的锤炼，成长为一位成熟而稳健的党的重要领导人。从大革命开始，他几乎经历了党的所有磨难和进步的历程。他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但他有意识地逐渐将理论与实际相融会，逐渐学会了把在莫斯科学到的“革命的工具”正确地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山沟沟”里去寻找中国革命的真谛。经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和长征，任弼时对于毛泽东领导的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有着较为完整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策略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赞同。由他向共产国际进行党的情况及其方针的全面汇报，是有很强说服力的。

不过中共中央选择了任弼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承担这个事关重大的出使任务，还有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与共产国际建立起来的联系。王明这位没有在国内呆过几天，毫无实际斗争经验，只会满口“马列”教条的中山大学学生，却因长期在莫斯科充当共产国际传声筒，对国内搞遥控，他所造出的“深得共产国际支持和信任”的表象，很能迷惑一些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情况不熟悉的人。而任弼时作为留苏“元老”，与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比王明还早几年；他在东大时读过的马列“本本”并不见得比王明少；他还能与王明一样，用流利的俄语和共产国际及苏联方面进行直接交流。任弼时以其独特的身份和经历向共产国际汇报，是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的。同时正因为任弼时与王明有着类似的莫斯科经历，他也是王明能接受的与共产国际交流的人选。

总之，任弼时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不解之缘，是他人生中一段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奠基性经历。他最早作为青年毛泽东“改造世界”计划中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等人组织的旨在“赴俄勤工俭学”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前就参加该会，是在毛泽东等人的遴选和安排下得以赴苏俄留学的；他在留学准备中与共产国际代表及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组织有过密切接触，并成为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他成为中共乃至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三年，求得“革命的工具”；他是中共最早与共产国际建立起密切联系的领导人之一。在此背景上，去考察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的独特贡献和成就，应能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李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党的文献》副主编）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